這個春天，我與一名上海“團長”的對話_風聞

我：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團長”？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情？

多多：我家在浦東新區，屬於疫情相對嚴重的一個區域，所以我們的小區在3月9日就被第一次封閉管理了，19日解封，一週後也就是3月26日，又再次被封閉至今。

我自己是一個有囤貨習慣、而且喜歡網購的人，平常也會參加很多電商平台組織的活動，對供應渠道比較熟悉，搶菜“手速”也不成問題，再加上家裏有冰箱、冰櫃，所以雖在疫情之下，但我自己家的物資一直都比較豐富。

小區封禁初期，我們的業主羣裏有一些商家組織的團購，我也嘗試過參團，但後來發現，這些團購有些東西價格很貴，質量也不好，甚至有商品不是正規品牌，居民們也有不少不滿意的。於是，我就萌生能否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大家解決點現實問題的想法。後來，在大家的鼓勵下，我在4月10日正式“上任”，當上了“團長”。

我：作“團長”有哪些工作？成功團一次菜，需要過哪幾“關”？

多多：當“團長”的第一步是統計需求，彙總大家的需求，這一塊的具體工作還是挺多的，畢竟眾口難調，我們需要儘量找到讓大部分人都滿意的套餐組合，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成團。

第二步是和各個供應商和渠道對接、協調價格和配送等問題。做到這一步時，一個問題出現了：之前負責我們小區團購的一些個人和商家對我們不高興了。由於我們自己團購的東西價格比他們低不少，他們便覺得我們對他們形成了某種“競爭”，後來一度給我們使了一些絆子。

這個困難是我此前沒有預想到的：最初，我確實是抱着困難時期幫大家一起買東西的心態，根本沒想到很多事情居然會這麼複雜、困難。

第三步是物資到後的分派。除了封控的樓棟是“大白”幫助送貨，其他樓棟主要是由我們團員自發作志願者穿上防護服負責派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特別注意防疫規定，以及不要給防疫工作人員增添更多工作量。

整個過程還有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和居委會報備並獲得批准。在這一步，我又遇到了問題：從當上“團長”的第一天，我就向小區居委會提交了所有的物資渠道證明、資金流向證明、物資派送方案等。居委會給我的回答是，“你們先組團吧”。不過，自始至終，我都沒有收到居委會“批准”或“不批准”的明確回覆。所以，現在我自己有些疑惑，我這個“團長”和我們的團購到底是“合規”的呢，還是“野團”？

最後是打款。這期間再次出現了波折：我的銀行賬户因為短時間多筆小額資金流入被銀行凍結了！於是我趕緊和銀行溝通，提交各種證明和我們團購的材料，還好很快就被解封了。後來銀行的工作人員在和我聯繫時還聊起了團購的事，他也覺得很有意思。

總而言之，儘管一波三折，但最終結果還是不錯的：我們終於在4月18日接到了第一批物資！這時距離我“走馬上任”已經有一週多時間了。

我：從封禁最初幾天到現在，你們小區居民團購和需求東西有變化嗎？

多多：封禁最初幾天，大家團的主要是一些蔬菜、雞蛋等最基礎的食物，只要能吃就行，也不在乎質量，只要保證不餓肚子就好。後來，慢慢開始可以買到一些葱、姜、蒜等調味品，再後來，大家已經想買也可以買到一些質量好一些的食物，還有水果、蛋糕等副食甚至零食。

我們4月10日發起的團購實際上就已經涵蓋了牛排、雞腿肉、雞翅、蛋糕、牛奶等“改善型”的食物，滿足大家相對多元的需求。

我：我們注意到，有些小區自發的團購被認為是“野團”並被叫停。你們小區情況如何？你瞭解一些“野團”的情況嗎，怎麼看“野團”的存在？

多多：我們小區是這樣定義“野團”的：發起團購必須在居委會報備並通過，否則就是“野團”。

不過現實中我瞭解到的“野團”分很多種情況，比如有的“野團”是小區居民自己認識菜販子，拜託菜販子為小區一些業主送菜；有的是附近開餐飲店的店家，自己有一些進貨的渠道，為小區居民供應一些食品等。

我不認為所有“野團”都應該被打擊。比如此前一家負責為居民保供蔬菜和農產品的企業被我所在的小區認定是“野團”，實際上這家企業是被“上海發佈”所認可的保供渠道，手續也正規，周邊居民對他們提供的農產品質量、價格都有不錯的反饋。然而，他們在為我們小區供菜的時候，和小區居委會產生了挺多摩擦，甚至於上升到了報警的層面。

我的看法是，這種情況，如果是雙方就物資派送過程中的防疫問題有分歧，應該作的是儘可能協商溝通、互相配合，找到最終既能滿足防疫要求、又能保障大家物資需求的辦法，而不是簡單化地扣上“野團”的帽子。

當然，我認為有一些“野團”的確需要被監管。比如封禁最初幾天，我們小區很缺牛奶，有人自己通過別人發起的團購買到牛奶後，直接加價50元在小區裏“倒賣”；最近幾天不缺牛奶了，可樂成了緊俏品，又有人囤積了別人找來的低價可樂，誇張地加價140元去轉賣。我覺得這些趁着疫情混亂情況擾亂大家物資供應和風氣的情況，是真正需要被嚴厲打擊的。

我：你們小區的老人多嗎？據你瞭解，他們的生活和供應情況現在怎麼樣？

多多：我所在的小區獨居老人比較少，大部分是老夫妻一起住，子女會幫助買菜，由志願者幫助派送。

不過我們小區有一户夫妻兩個都陽性被送去了方艙，小孩一個人在家沒人照顧，吃飯成問題。陽性的父母很着急，一直在求助，但遲遲沒有反饋。後來小區裏的一些教師黨員成立了一個“臨時黨委會”，最終解決了小朋友和其他一些獨居老人的吃飯問題。

我：你怎麼評價你們社區在這輪疫情中的供保工作？ 

多多：最初我家物資很充足的時候，我看到朋友圈和互聯網上的一些信息，總感覺情況沒有那麼糟糕，也覺得自己家小區的居委會工作還不錯。可在我當上“團長”後、切身做了一些事情後，我的想法有一定改變。

以我家小區為例，我覺得我們的居委會在處理很多問題時並沒有真的從居民的角度出發去解決問題，有時會咬文嚼字“一刀切”。對一些志願者提出的善意的意見和建議，他們的態度也有些“一言堂”，比較冷淡。

在我看來，居委會的“官”不大，但在一個小的社區中，它是實實在在的管理者，是接觸市民最多的人，如果他們的“打官腔”或生硬冷漠，那就會讓居民在情感上感到愈發無助，進而滋生更多矛盾和情緒。

我：在當“團長”期間，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得到過哪些幫助，經歷過哪些委屈？

多多：在我成為“團長”這段短短的日子裏，我得到了很多鄰居的幫助。他們幫我在黑夜裏打包物資，騎着自己家的自行車幫我一户户地分派，當我面臨質疑和困難時，他們在情感上鼓勵我、安慰我。

記得第二次團購的時候，貨到時正是凌晨，有一袋物資丟了。後來這些團員們自發募捐，幫我補齊了貨款。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原來大家會理解到我的不容易。

當“團長”的過程也讓我看到人性的複雜。我們團購的付款方式是這樣的：團員們把錢打到我的銀行賬户上，並用微信發給我打款截圖，我在彙總大家的錢後再統一打款給供應商的對公賬户，並公示交易截圖，讓整個過程公開、透明。

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在第一次團購期間，有一户並沒有打款給我們，而是貼了一張假的打款截圖。這導致後來我不得不逐個查找，花了兩個多小時一筆筆核對，才找到了這個人，追回了欠款。如果當時我們沒有發現的話，這個損失可能就要由我個人來承擔了。

我：在被隔離的日子裏，你最喜歡做什麼？疫情結束後，有什麼打算？

多多：在家的日子裏，我最喜歡擼貓和打遊戲，還學會了一個新技能——在陽台種葱。看着青青的葱苗一點點長高，我的心情就會好很多，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生活還會繼續。在未來的日子裏，我願意克服更多困難，也幫助到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