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與變通：讀正史悟事理_風聞

    俗話説“堅持到底，就是勝利”。那麼，勝利是終點，還是一段路程？應該説，勝利是沒有終點的。所以，在追求勝利的過程中一切順利，那才是勝利。

    條條道路通羅馬。保障一切順利的辦法很多，歸結到一點，惟有通曉事物變化而靈活應對。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但它不説話。研讀它留下的一段段無聲而滄桑的記錄，讓我感悟到有關堅持與變通的人間事理。

    （1）“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在《史記·春申君列傳》中，司馬遷用這句話是為春申君了不得的一生作個遺憾的總結。

    春申君（公元前314年—前238年），姓黃，名歇，楚國人，戰國四公子之一。曾經輔佐楚頃襄王與楚考烈王，多次遊説秦王放棄攻楚的念頭並多次幫助楚國打敗秦國的進攻。因為幫助考烈王登上楚國王位，春申君被拜為楚相。

    當時，考烈王無子嗣，春申君給他找來很多女子，可惜全都沒有生育。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考烈王很可能患有不育之症。正在春申君為這件事煩心憂愁的時候，趙國人李園主動要把他的妹妹獻給楚王，在獻給楚王之前，李園帶他妹妹先來見春申君。

    李園的妹妹很漂亮，令春申君一見傾心，李園便順水推舟，讓他妹妹跟春申君發生了關係，而且還懷孕了。李園趁機遊説春申君説，楚王無子可能是他自己的問題，你現在使我妹妹有了身孕，正好可以把她獻給楚王，這樣將來你的兒子就能繼承楚國王位，那楚國不就是你的了嗎？

    春申君接受了李園的勸説。不久，李園的妹妹果然生下一個兒子，並被楚王立為了太子。畢竟那是給楚王帶綠帽子的醜聞，李園擔心天機泄露對自己不利，於是私下裏養了一幫死士，想除掉春申君，但很快被春申君的食客朱英識破。朱英隨即密告春申君先下手為強，否則楚王一死，李園必會動手。可惜，春申君自信過了頭，沒有聽從朱英的建議，結果被李園所害。

    司馬遷評價春申君“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字面意思是説，在關鍵的時刻，尤其面臨生死攸關或大是大非，明智的人應該立即下決斷，否則，優柔寡斷，坐失良機，必然反過來深受其害。

    春申君之死表面上看是他的決斷出了錯，但事實上是大錯在於他所“堅持”的。春申君“堅持”的即是他不可告人的私心，致使他淪為一個盲目的賭徒，卻不知掩人耳目的僥倖使自己喪失了敏鋭的洞察力，進而無法快速把握事情發展的方向和做出精準的決斷。

    堅持只是意志的助手，變通才是決斷的體現。因此，沒有一成不變的事實，當斷即斷也不是盲目下決斷，而是需要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後做出正確的變通。

    （2）“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這是《史記·蔡澤列傳》中所記錄的戰國時人蔡澤勸説範睢的話。

    範睢（約卒於公元前255年）本為魏國人，善辯而多能，但因出身貧寒，不但在魏國沒有得到重用，反而還多次受到魏國公子魏齊的誣陷與羞辱。後來，他逃到了秦國，化名張祿，得到秦昭王的重用，成為秦相。在他的幫助下，秦昭王不僅剷除了秦國內部隱藏的禍患，而且還多次打敗與秦國相鄰的魏國與韓國，擴展了秦國的疆土，為秦國的興盛立下了汗馬功勞。秦昭王對待他也非常優厚，不僅替他報了羞辱之仇，讓人殺死了曾羞辱過他的魏齊，而且還封他於應這個地方，號稱應侯。

    正當範睢在秦國權傾一時之際，燕國綱成（今河北萬全）有個叫蔡澤的人來到秦國，揚言要做秦國的宰相。範睢聽説後非常不快，就派人把蔡澤叫來，詢問此事是否屬實。沒想到，蔡澤不僅當面承認，而且還給範睢講了一通道理，勸説他把秦相的位子讓給他。蔡澤為範睢列舉了各個諸侯國中曾經權傾一時的人物，比如商鞅、吳起、大夫種等，他們都輝煌一時，且都為所在諸侯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最後的結局卻都非常悲慘，其原因就在於，他們都不明白“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的道理。

    蔡澤認為，盛衰變化是天地間的法則，真正聰明的人應該順應這個法則，做到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若不懂得這個道理，必然引來殺身之禍。範睢還真聽信了蔡澤的勸告，讓出了相位，得以全身而退，壽終正寢。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講的是人世間的一個普遍法則，人世間的萬事萬物，無不有一個產生、發展、成熟與滅亡的過程，當事物發展到頂點的時候，必然物極必反，向其對立面轉化，所以周易乾卦的九五爻的爻辭是“飛龍在天”，這意味着事物達到了頂點，接下來的上就爻則是“亢龍有悔”，由極盛而轉向衰落。

    然而，世間之人，尤其是那些事業正處於巔峯狀態的人們，常常無視這個道理，一味堅持進取，結果落得個身死受辱的結局。正因如此，老子才在《道德經》中勸人要“功成而身退”。平常心即道，只有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就會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3）“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這是《史記·項羽本紀》中記錄的樊噲勸劉邦從鴻門宴上脱溜時説的一句話。

    還未稱帝時，劉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跟項羽一起打天下，相互約定，誰先攻佔咸陽，就立誰為王。後來，劉邦先攻入咸陽，雖然他沒有立即稱王，但他手下的左司馬曹無傷卻派人對項羽説：“劉邦想在關中稱王。”項羽一聽這話，非常生氣，決定派兵攻打劉邦。當時劉邦的兵馬只有十萬人，而項羽卻有四十多萬精兵，劉邦顯然不是項羽的對手。

    因此，劉邦聽説這件事後，第二天一大早就來到項羽駐軍的新豐鴻門，向項羽請罪，項羽設酒宴招待他。在宴席上，項羽的謀士范增想讓項莊借舞劍殺死劉邦。在危機關頭，樊噲強行闖入，才給劉邦解了圍。劉邦藉故要上廁所，跑了出來。按常識，劉邦上廁所的舉動已表明他有逃離之心，但故事不能這麼編。

    正在此時，劉邦的謀士張良勸他趕緊逃走，劉邦卻説不辭而別，很不光彩。見劉邦猶豫不決，樊噲便勸他説“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既然逃是眾望所寄，劉邦欣然應允，帶着樊噲等少數幾個人，一溜煙地回到他當時駐軍的霸上，順利地躲過了這一劫。

    這句格言告訴人們，在關鍵的時候要懂得分辨輕重緩急，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與後來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而寧死不渡江的英雄氣概相比，劉邦那一點“不光彩”的顧慮也不是沒有道理，因此後世對劉邦的逃席故事充滿爭議。一種持肯定的態度，主張做大事的人，應該不拘小節，否則不僅會坐失良機，而且還會追悔莫及。另一種則是否定態度，強度小事的重要性，主張“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不要以“善小而不為，惡小而為之”。

    這兩種看法“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但它們都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視情況的變化而定。當事態變得嚴峻重大，而小節又無關緊要的時候，就應該不拘小節；當事情還未朝着緊急狀況發展，完全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做好的時候，當然要顧及小節，以免“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4）“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這是司馬遷稱讚遊俠的話，司馬遷本人骨子裏就有一股豪俠氣概。

    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司馬遷對遊俠懷着崇敬之心説道：“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在司馬遷的心目中，遊俠都是一些重諾輕死、施恩不圖報的具有任俠品格的人。其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便是對遊俠信守諾言這一點的讚賞。雖然司馬遷對遊俠這種行為極為讚賞，但是“言必行，行必果”的行為容易過激，錯誤的堅持更會導致亂法犯禁的嚴重後果，所以孔子及其所服務的對象多半不太喜歡這樣的人。

    在《論語·子路》中，孔子就曾説：“言必行，行必果，然小人哉！”孔子之所以斥責這樣的人是小人，就是因為他們不管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道義，只是以堅守諾言為目的，一條道走到黑，這是很不對的。

    中國人重守信，但同時強調“信”須以義為準則，也就是要符合道義。若不違背道義，我當履行；反之，就不履行。在中國人看來，不問青紅皂白，專以守信履諾為務的人是不可取的，這不是真正的講信用，而是極端偏激的愚信，是江湖任性。

    在孔子的學生中，子路就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有任俠氣質的人，所以經常受到孔子的批評。有一次，孔子嚴厲地批評他，“像你這種性格，將來一定不得好死”。果然被孔子言中，子路後來無故捲入衞國的宮廷政變，死於亂刀之下。

   （5）“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

    此言出自《三國志·魏書二十七·王昶傳》中那一段魏明帝時期關內侯王昶告誡兒子王渾的《誡子書》。

    三國至兩晉時期，《誡子書》曾大為流行，諸葛亮也曾給他的兒子寫過一篇，給後世留下了“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兩個成語。言歸正傳，接下來要説的是不那麼知名的王昶的《誡子書》。

    王昶為人做官謙虛恭謹，知進知退，從他給侄子與兒子起的名字中，可以看出他的處世態度與他對後代的期望。他有兩個侄子，一個名默，字處靜，一個名沈，字處道；同時，他也有兩個兒子，一個名渾，字玄衝，一個名深，字道衝。由處靜、處道、玄衝、道衝這些名字來看，王昶是一個富有禪學意味的儒家人物，他的《誡子書》充分表明了他的這一思想特徵。在《誡子書》中，王昶多有精闢之語，他説：“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身之本也。”又説：“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又説：“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這些話都藴涵着豐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一句，正是其《誡子書》的主旨，他勸誡他的侄子和兒子們，不要急功近利，要知足常樂，進退適宜，只有這樣才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他説：“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幹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

    一般情況下，人都是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然而，正如老子所言，物壯則老，物極必反，任何事物只要到達頂點，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所以，在堅持進取的同時，其實也正是在走向衰亡，這也就是老子所説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道理。因此，要想常保富貴榮華，就要懂得動靜適宜、進退有度的道理，並能付之於行動。

    人最大的失敗，源於不知變通。知進退、知欲足，是最大的變通之智。

    （6）“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於國；用之行己，則兇於乃家”

    這是《晉書》史臣評價周顗時所説的話。周顗（公元269—322年）為人行事不拘小節，他身上最大的毛病也是時人的一大通病——嗜酒如命，他曾經多次因醉酒誤事而被罷官。

    一次，晉元帝司馬睿宴請大臣，在飯飽酒酣之時，司馬睿見各位大臣歡聚一堂，感到非常高興，就對羣臣説：“今天下名臣濟濟一堂，真有點像堯舜那時候一樣啊？”這顯然是司馬睿把自己比作堯舜來自吹自捧，羣臣大多都順着他的意思，阿諛奉承，但周顗心中卻不滿他這種偏安一隅、不求進取、自我滿足的態度，於是就借醉酒而直言説：“今天子雖然與堯舜一樣都是君主，但當今之世怎麼能與堯舜盛世相比呢？”司馬睿聽後非常生氣，周顗因此差點腦袋搬家。這是歷史上一次有名的飯局。

    周顗平時性情寬和，胸有雅量，行為雖有些乖張，與其諸位同僚親友相處卻一直很好。由於他經常飲酒誤事，引起他的弟弟周嵩的不滿，有一天，周嵩氣憤地對他説：“你的才能比不上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名聲呢？”氣急之下，把一支正在燃燒的蠟燭扔向他，以示對他的羞辱，但周顗一點也不生氣。這説明周顗有容人之量。

    從表面上看，雖然周顗好像對一切都毫不在乎，但實際上他卻不是一個做事毫無原則的鄉愿，在放蕩不羈的外表下，他有自己所堅持的為人處事原則。比如，他醉酒表達對司馬睿不思收復江北的不滿，但在“王敦之亂”（322—324年）中表現出寧死不屈的忠義氣節，這都充分説明，他是一個有所為而又有所不為的君子。正因如此，《晉書》史臣才在評價他時提到了上面的話。

    “太剛則折，至察無徒”，老子在《道德經》中也曾説：“木強則折，兵強則滅”，一個人若是過分地剛強，就不可能長久，這就是老子“強梁者不得其死”的意思。

    同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至察的人對別人要求太嚴格，而世間人卻沒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人都有優點，也有缺點，若求全責備，怎麼會有朋友呢？

    所以，為人之道，在於能屈能伸，機動靈活；用人之道，在於用人所長，避人所短。若不明白這個道理，就不能寬裕有容，不能容眾就會製造很多的怨恨，怨恨積累多了，大則禍害累及國家穩定，小則累及自身及家人，故不可不慎。

    （7）“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這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範純仁的話，見於《宋書·範純仁傳》。

    在《論語·里仁》中，孔子曾對他晚年著名的弟子曾參説過：“曾參啊！我的學問是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的。”曾參回答説：“是的。”孔子説完這些話就走了出去，其他的學生不理解孔子説的是什麼意思，就問曾參：“老師所説的‘一以貫之’之道到底是指什麼啊？”曾參説：“不過是忠恕罷了。”

    儘管上述這段《論語》很可能是曾子借孔子之名而編撰的，但是用“忠、恕”二字來概括孔子的整體思想也算與時俱進了。由此可知，“忠、恕”在孔子身後的儒家思想中擁有較重要的地位。

    那麼，“忠”和“恕”指的到底是什麼呢？“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要使別人站得住。“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是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就不要強加於別人。忠恕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兩條倫理準則，它們充分體現了儒家所遵循的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的處世方法，這是後世儒家仁學思想的實質所在。

    乍一看，這兩條準則似乎很簡單，事實上並非如此，這兩條準則是人之為人的基本標準，要想徹底做到是非常困難的，它需要人們花費終生的時間去涵養和培育。所以，範純仁才説自己一生受用不盡。

    綜上所述，“堅持到底”唯有講到做人氣節和做學問是適用的，而在解決具體實際問題方面，它遠不是一劑合格的良方。

    有人常説做大事如“逆水行舟用力撐，一篙鬆勁退千尋”，所以成大事者貴在堅持，但是，我認為這句話本身的意義已然十分明確，堅持不鬆勁的只適用於撐船，而且還是一條逆水之舟。舟為何會處於逆水境況，舟上之人能不能及時上岸，另擇途徑？

    人為製造的逆水行舟不僅形同冥頑不靈的刻舟求劍，更是一出害人害己的苦情戲。

    人間事理值在此，“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宋史·趙普列傳》）。

    還有人説幹工作需要有“愚公移山”之志。可是，我很懷疑説話的人到底清不清楚“愚公移山”故事的真相。移山事業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愚公堅持到底的結果；愚公充其量是用説硬話的本事“感動”了兩位疑似遠道而來的“操蛇之神”，是這兩位外神顯現了移山的神蹟。

    歷史不是神蹟，而是血淋淋的教訓。“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周王朝的失敗在於它虛弱，秦帝國的失敗在於它太強，歸結到共同的一點，它們都是不會變通的禍患導致。

    今天，打破“堅持到底”的神話，學會正確變通，回到可持續發展的正軌，乃是當務之急。（2022年5月8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