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 南大 蘭大退出國際排名背後的難言之隱 | 文化縱橫_風聞

✪ 田方萌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導讀】近期，據媒體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陸續退出“國際大學排名”，一時眾説紛紜。**人們往往把焦點放在“要不要退出”的問題上，一種意見支持退出，認為中國大學應有自己的標準，另一種意見反對退出，認為這是與國際脱軌。但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國際排名”這一機制的內在邏輯和實際影響。本文指出，國際大學排行榜，比如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主要根據各國大學多項數據來作出，比如教學、科研、成果轉化、聲譽評價等“量化考核”，**其中包含一項指標，即國際學生相對於本國學生的比例。前者賦予它5%的權重，後者則賦予2.5%。**因此在這兩個榜單上，一所大學留學生的比例越高，評分也就越高，而與生源質量無關。受這一標準影響，為了提升大學排名，在國內不少大學裏，外國留學生比中國學生住着更豪華的宿舍，領着優厚的獎學金，最重要的是他們還能享受更低的錄取和考核標準。這是過去幾年裏頻繁出現留學生輿情的一個重要誘因。事實上，這些特殊待遇，在中國人到國外讀書時，一個都沒有。作者發問：中國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應該錄取什麼樣的留學生？逐步縮小雙重標準，看重成績而非數量，中國高校才可能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學。

**本文原載“南都觀察家”，原題為《老外扎堆大學校園，為何“留學逆差”還越來越大？》，**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老外扎堆大學校園，為何“留學逆差”還越來越大？

▍“老外”扎堆的大學校園

每年十二月，北京師範大學都要舉辦一場載歌載舞的晚會——“北京留學生之夜”。我曾有幸觀賞了各國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場晚會彰顯了“高端大氣國際範兒”，有篇後續報道稱：“來自首都8所高校、40餘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中外學生演員聯袂為現場觀眾奉獻了一場國際藝術盛宴。”我在台下欣賞着表演，心裏卻隱隱有一絲不安。節目單上印着一位日本學生的名字，她已經連續幾周沒有出現在我的課堂上了。上學期結束後，她果然未能通過考核，我只好給了個不及格的分數。

如果喜歡走訪中國的大學校園，你便會發現這些年膚色各異的學生越來越多了。雖然留學生佔全體大學生的比例還很小，但他們的增長速度遠高於中國新生擴招的幅度。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鑑》，中國大學錄取的留學新生從2005年的6.1萬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萬人，增幅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錄取的國內大學生則從504萬人上升到698萬，增幅為38%。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年度數據，如果將各類留學生加總，他們的存量已從2011年的29萬人上升到2016年的44萬人，接收留學生的高等院校則從660所增長到829所。中國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國。

很多留學生來中國只是參加漢語培訓，更值得關注的是拿文憑的學歷生，即讀本科、碩士或博士的留學生。他們的增速尤為驚人，在2005年之後的十年間從每年錄取1.5萬人上升到3.8萬人，增幅為158%。

一般來説，中國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學生的規模和比例也越大。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生中的留學生比例從3.8%迅速發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學生在清華大學就讀一學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為學歷生，留學生規模和比例均居全國高校首位。2016年，北師大計劃招收245名本科留學生，同年北師大招收國內本科生2590人，留學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國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學，2014年國際學歷生的招生規模僅為75人。

我曾在北師大為三類學生授課：本科生、專業碩士和留學生。每類學生中都存在好學生和差學生，可根據我這幾年的觀察，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有些留學生甚至連一篇通順的文章都寫不出來，還有的連中文試題都讀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學生項目的負責人聊起此事，並建議他控制一下生源質量。他有些無奈地答道：“我能招夠學生就不錯啦。”那麼，中國為什麼要招這麼多留學生？

▍“規模優先”的教育方針

2010年出台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為中國高校發展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學校，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為了落實這份《綱要》，教育部隨後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學中國計劃》，表示到2020年要將來華留學人員提升至50萬人。中國教育政策的決策者意識到，國際化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標誌。留學生招生規模擴大，尤其是學歷生人數增長，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的表現。

在這種規模優先的指導思想下，教育部於2003年確立了“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質量、規範管理”的留學生工作指導方針，《留學中國計劃》又將其修改為“擴大規模，優化結構，規範管理，保證質量”。政策目標的敍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們的重要程度，“擴大規模”總是重於“保證質量”的，而且該計劃強調的“質量”，主要指“來華留學教育質量”，即教學質量，而非學生質量。

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麼留學生比例對中國高校這麼重要，沒有他們就不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了嗎？問題在於，是否“一流”並不取決於中國大學，也不取決於教育部的官員，而是由某些國際媒體發佈的全球大學排行榜決定的。目前，世界上影響力較大的大學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諮詢公司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製作，還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學的高等教育研究院發佈。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於科研成果指標，而且由本土大學評估，因此在學術界之外的影響力不如前兩者。那麼，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據什麼標準排名呢？

▍大學排名與國際學生比例

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數一樣，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於各國高等學府的多項數據，比如教學、科研、成果轉化、聲譽評價等。將這些指標標準化，再賦予一定權重，分析人員就可以計算出每所大學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計算公式都包含一項指標，即國際學生相對於本國學生的比例。前者賦予它5%的權重，後者則賦予2.5%。因此在這兩個榜單上，一所大學留學生的比例越高，評分也就越高，而與生源質量無關。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單上，牛津大學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學排名第十。就留學生與本土學生之比而言，前者為35%，後者為24%。芝大招收的留學生素質也許高於牛津大學，但由於比例較低，就會失掉一些分數。

為什麼這兩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對規模，而不是絕對質量？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是生源質量難於比較——清點人頭總是易於測試水平。二是這兩大排行榜都有英國背景，而英國大學的留學生比例較高。給予這一指標更多權重，可以提升英國大學的排名。與純粹基於科研指標的交大排行榜相較，這一點就顯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單上，有三所英國大學進入前十，分別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當年的交大榜單上，只有劍橋大學進入前十，排在第四位。

我們是否應該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兩家的榜單？中國教育界的領導們很可能不會這麼想，因為國內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例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別處於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單上則處於29位和35位，在QS榜單上則處於39位和24位。這不僅是因為這兩家的排名參考了很多主觀因素(如同行和僱主評價)，它們的客觀指標也更具操作空間。針對排行榜的各項指數，有些高校的領導班子積極應對，採取多項措施提升本校排名。進一步擴大留學生在全校學生中的比例，無疑有助於做到這一點。

▍此留學生非彼留學生

除了有助於提升大學排名，來華留學生也常常被視為“國際人才”。在2014年12月召開的全國留學工作會議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發言説：“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但引進的來華留學生卻還不多。廣納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國留學生，可以很好地平衡當前的留學逆差，讓我國成為世界上真正的留學大國，同時參與到全球人才競爭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學經濟等‘留學紅利’。”王輝耀先生為改善中國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學生問題上並不具有一線的教學經驗。由王輝耀主編的2013年度《中國留學發展報告》指出，中國面臨嚴重的“留學赤字”，我國出國留學生與在華留學生人數之間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萬擴大到2012年的80.9萬。“留學逆差”和“留學赤字”顯然借用了國際貿易的概念，它們為中國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支持。留學教育屬於一種服務貿易，中國留學生對外支付的學費顯然高於外國留學生支付給我國的學費。

問題在於，一個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是否應當保持流出人數與流入人數平衡，就像做國際貿易一樣？一個非洲學生就讀於廣州某大學，這對中國的意義是否相當於一名北京學生就讀於美國某大學？

如果只考慮學生數量而不計生源質量，我們很容易計算“留學逆差”。然而，此留學生非彼留學生。中國吸引的留學生，其平均質量不僅遜於美國吸引的留學生，而且明顯不如中國本土的大學生，在各個層次的中國高校都是如此。無須藉助實證數據，我們就可以從選拔機制上推斷出這一點。大部分中國家庭無力承擔子女留學國外的高昂學費，因此高中畢業生大都會參加高考，爭取進入國內較好的大學。除了北京上海等較富裕的地區，北大清華基本可以保證吸收到國內最好的生源。其他學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實力，吸收到與其地位相稱的生源，幾流大學就招收幾流學生。

然而，留學生的招生狀況並非如此。中國的一流大學招收留學生，不得不參與國際競爭。除了對中國文化抱有特殊興趣的青年，國外學生首先會考慮申請歐美大學，和中國學子的留學趨向一致。因此，中國的一流大學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國家二三流的學生，而中國二三流大學能招到的留學生素質就更等而下之。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巨大，高考競爭激烈，北大清華的本土生源質量不見得遜於哈佛耶魯，而留學生的水平卻不如美國一流大學。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學內，中國學生與留學生具有顯著的成績差距，也解釋了為什麼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間。

▍擴招政策弊大於利

中國的留學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標，除了提升大學的國際排名，還有着外交戰略方面的考慮。比如，為了配合“一帶一路”戰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針對沿線國家的招生力度。這些國家來的留學生有助於促進交流，推動發展，傳播中國文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然而，中國高校的學生同外國留學生接觸後，容易產生一種印象，那就是“他們學習不如我們”，對非洲和亞洲學生的印象尤其如此。

其實，不是這些地區的學生不如中國學生，而是錄取政策的雙重標準造成的。

有位北京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告訴我，北大每年招收約二百名韓國本科生，在整個山東省才招一百多人，山東的人口是韓國的兩倍多。北大放棄了中國本土的優質生源，卻招來二三流的韓國學生提升“國際化”，實屬得不償失之舉。由於韓國學生學風不佳，北大學生積怨已久，他們之間還為此爆發過沖突。在很多大學，韓國學生在留學生中佔有很大比例，所謂“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韓國化”。例如，北師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學生，在全球設了兩個考點，一個在北京，另一個就在首爾。

中國重點大學的本科留學生約佔一成，這意味着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優秀學子只能進入差一些的大學就讀。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標準，這些中國學生本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難怪他們會產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紙國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網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學生抱怨説：“我很憤怒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居然不能給自己的國民，自己的優秀人才一個基本的國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機會成本，留學教育的直接成本也非常高昂。中國高校的聲望和師資都難以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漢語也不是國際通行的英語。如果想招到還算合格的留學生，就得靠提供獎學金了。根據教育部公報，2016年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有4.9萬人，佔來華學生總數的11.1%，根據學位高低，每人每年約在六至十萬元之間。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獎學金，總規模估計有幾十億。就其性質而言，政府獎學金相當於給予其他國家的一筆鉅額援助。這筆“留學援助”若能節省一部分，用於資助或獎勵中國的優秀學子，也會有助於緩解中國當前的教育不平等問題。

此外，由於留學生平均素質較差，高校教師不得不多花時間教導他們，這其實是將教育成本轉嫁到了教師身上。某名牌大學的留辦人員提出，對留學生應當“同等對待，適當照顧，嚴格要求，加強指導”。“適當照顧”其實就是降低考核標準，“加強指導”則意味着增加工作量。每當為水平很差的留學生批改論文，我都會思考一個問題：“當初為什麼要招他們？”

中國高校目前實行的留學生擴招政策，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國際化。這種做法不僅減少了中國考生的入學機會，長期來看也不利於國內大學提高國際聲譽。儘管大學排行榜只重比例，不看質量，可留學生畢業後的工作能力還是會通過其他方式反饋到國際社會上。就像某些大學曾經開辦賣文憑的培訓項目，最終還是會讓這些項目聲譽掃地的。此外，擴招對留學生也有不利影響。由於降低標準錄取，很多留學生幾乎一入校門就進入差生行列，整個學習階段都面臨巨大壓力，有些人就自暴自棄了。如果他們進入與自己水平相當的學校，本有可能繼續投入喜愛的專業。

在我曾就職的北師大，2016年某留學生項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學生。起初，我有些不滿上課人數減少，可很快就發現作業質量提高了。幾位同事都反映，這屆留學生的平均水平高於往屆。規模質量不可得兼，雙重標準誤人誤己。中國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應該錄取什麼樣的留學生？逐步縮小雙重標準，看重成績而非數量，中國高校才會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學吧。

**本文轉自“南都觀察家”，原標題為《老外扎堆大學校園，為何“留學逆差”還越來越大？》。**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