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經濟學家廖羣： 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刻不容緩_風聞

2月24 日開始的俄烏衝突，給世人帶來了很多的反思。其中之一，是國際貨幣多元化趨勢必須也必將加速。

俄烏衝突開始後的第三天，即2月26日，美國政府與歐盟委員會便宣佈禁止部分特定的俄羅斯銀行使用SWIFT服務，致使俄羅斯的能源出口交易不能以美元、歐元及其他國際貨幣結算。對此進行反制，俄羅斯總統普京於3月 31日簽署盧布結算令，要求歐盟成員國等“不友好”國家購買俄羅斯天然氣時改用盧布結算，同時白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家表示與俄羅斯的能源交易可以使用非美元貨幣結算。此後，受SWIFT制裁後曾經大跌的盧布市場匯率大幅回升到了制裁前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通過佈雷頓森林體系將美元打造成了國際主導貨幣。但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不少國家看清了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危害一面，開始通過各種方式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如伊朗與委內瑞拉等國放棄美元的國際貿業結算方式；薩爾瓦多使用加密貨幣來取代美元作為國內的儲備貨幣；印度取消在匯率中錨定美元；人民幣推動國際化進程；很多國家考慮使用數字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可能性等。因而，近15 年來，雖2014年出現了短暫的回升，美元的國際地位不斷下降，至2021年底，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從2009年的65%下降至59%。

這次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SWIFT制裁及俄羅斯天然氣出口改用盧布結算，必將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

首先，制裁使得許多國家失去了對美元的“安全感”。無論是這次制裁還是前些年美國對伊朗的金融制裁都顯示出美元作為金融制裁工具的任意性進而信用的喪失，使得很多國家預感到有朝一日會遭到與俄羅斯今天同樣的命運而被切斷結算通道，從而更加意識到貨幣多元化的必要性。第二，俄羅斯宣佈改用盧布結算天然氣交易後盧布大幅回升至制裁前的水平也令人看到貨幣多元化的可行性。

的確，俄烏衝突的這兩個多月時間，印度開始探索建立盧比-盧布貿易支付機制，伊朗宣佈將同俄羅斯建立統一的金融信息系統，沙特阿拉伯則在考慮以人民幣計價向中國出口石油。

可以預計，今後俄羅斯將在其他交易中陸續地改用盧布結算，而隨着美元信用程度的進一步降低加入到貨幣多元化進程的國家數量將不斷增多。到目前為止全球40個國家已有了國際儲備資產貨幣多元化的計劃，其中包括德國、荷蘭、瑞士這樣的發達國家，也包括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計劃今後必將加快實施，同時更多的國家將啓動類似的計劃。

在如此的形勢下，我國應該如何應對呢？

既然貨幣多元化的全球趨勢加速，我國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自然應該加快，一方面推動貨幣多元化趨勢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趁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加強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市場中的地位 。

我國從2004年就開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更認識到其必要性從而加大了推進的力度，近20來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儘管如此，必須看到，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與市場預期相比有較大的差距，可以説還很低。 2022年1月人民幣在全球貨幣支付中的佔比僅3.2%，雖全球排名第4並比2020年1月上升了1.55個百分點，但與我國經濟全球佔比18%和國際貨物貿易全球佔比14%相比顯然過小，不成比例；僅就這一點看，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就必須提高。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主要在香港，而在香港市場，人民幣資金池一度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但後來曾經腰斬，目前只回升到9000億元左右的水平，也是差強人意；就此而言，進展必須加快。

但現在，迫切的需要來自於此次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SWIFT制裁所帶來的啓示。應該説，我國受此制裁的觸動應該是最大的了。特朗普時代的中美貿易和科技戰期間，美國就威脅過對我國實施SWIFT制裁，雖因各種原因制裁沒有實際動用，但威脅一直存在。這次對俄羅斯真的動用了，説明下次對他國動用只是時間問題，而我國可能就是其中的第一個。

所以，人民幣國際化，如果説過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為追求人民幣的現代化，今後則關係我國的經濟和金融安全。在美元主導的世界，我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大部分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以美元計價，大多數的國際資產，無論是金融資產還是實業資產也都是美元資產。所以，一旦美國對我國實施SWIFT制裁，我國的國際經貿活動便不能正常進行，國際資產的利潤和資本金也都不能收回；如此的威脅，不可謂不嚴重。

美國動用SWIFT制裁與否我們控制不了，但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以減輕對美元的依賴，從而減輕此制裁的威脅程度，我們可以有所作為。因此，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説是刻不容緩。

應該如何加快呢？將主要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兑換的進度，二是我國經濟的增長前景。

當前人民幣在貿易項下可以説已完全可兑換，但在資本項下只是部分可兑換：直接投資項下基本可兑換，金融投資項下有限可兑換。可是，要成為一種國際貨幣，包括金融投資項在內的資本項下基本可兑換是關鍵條件；否則持有該貨幣不能自由地換成其他的國際貨幣，對於國際金融投資者和國際貿易商都會產生很大的不方便甚至投資和貿易的虧損。所以，人民幣資本項下尚不能基本可兑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障礙。

當然，在過去這是我國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我國金融市場雖經過多年的改革快速成長，但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監管體系仍不完善，對於人民幣資本項下基本可兑換後外國資金自由流進流出所帶來的市場動盪和資產流失仍無充分的免疫力，加之近年來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搞無限量量化寬鬆（QE）導致全球資金氾濫，在各國之間大進大出，我國推進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兑換不得不小心謹慎。今後美國將加倍地阻礙人民幣國際化，利用全球過剩資金大進大出中國市場，製造市場動盪甚至大割韭菜的威脅增大，更增加人民幣資本項下基本可兑換推進的難度。

但儘管如此，人民幣資本項下的基本可兑換遲早是要實行的，而上述美國對我國實施SWIFT制裁的威脅使其迫切性大幅上升。這要求我國排除萬難也要將時間表提前，即大步加快人民幣資本項下的基本可兑換進程。

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另一大因素我國經濟的增長前景，即今後我國經濟是否還能夠以中高的速度繼續快速增長。現代金融體制下貨幣問題是信心問題，市場對一國貨幣的取捨除了上述的可兑換性之外取決於對該貨幣的信心，而對貨幣的信心又取決於發行該貨幣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經濟增長前景好，市場對該貨幣的信心就強，否則反之。

這一點，從過去兩年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佔比上升1.55個百分點就可見一斑。上升的根本原因是國際市場目睹了我國經濟在新冠疫情和中美經貿衝突的逆境中增長速度繼續領先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絕大部分國家2020年經濟出現明顯下滑，而同年我國經濟增速為2.3%，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國家，且2021年經濟增速提升至8.1%，也明顯快於其他國家。這使得世人和國際市場進一步看好我國經濟，提升了對於人民幣的信心。

但對於今後我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市場還在觀看。當前市場關注的焦點是，經過了40餘年的高速增長之後， 今後20 年左右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從增長潛力看，是能夠的。但在全球政治與經濟生態日益惡化的形勢下是否真的能夠，全世界都在看；我國經濟必須以實際的增長成績告知世界能夠。只有這樣，國際市場才能相信資本項下基本可兑換後的人民幣有真正的投資價值，從而接受人民幣，人民幣國際化才能夠邁出堅實的步伐。因而，今後我國經濟能否實現中高速增長，將決定我國人均GDP能否在2035年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能否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有着特殊的重大意義。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