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 影 視 劇 裏 有 錢 人 人 設 的 變 遷 》_風聞

　　國產劇沒有窮人，老生常談。

　　人均中產，出入的是上海陸家嘴，住的是外灘江景房。

　　沒錢吃飯，只能用 30 塊錢的自熱小火鍋湊合。

　　但這是現在的富人形象，以前的有錢人可不是這樣，又土又俗沒文化。

　　不信，你往下看。

　　有錢人摘掉“土俗”標籤？

　　如今，我們國產劇裏的有錢人都是中產階級的“隱形富人”。

　　他們住在北上廣深，人均企業中高層，爸爸是高管，媽媽五套房，家庭月銷四萬打底，但偶爾還會覺得生活拮据。

　　典型代表《小歡喜》

　　可20年前，我們在熒幕中看到的卻不是這樣。

　　國產劇裏的富人形象，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如果要用一個詞概括千禧年前後熒幕上的富人形象，那就是土大款。

　　最典型的就是馮氏喜劇。

　　馮小剛的電影為我們呈現了千人一面的臉譜化富人形象。

　　肥胖、臃腫、沒文化。

　　©SABLO MIKAWA

　　《沒完沒了》裏，老闆阮大偉第一次出場時的形象就是如此。

　　剃着寸頭、拿着手機、左手戴着碩大的寶石戒指、打電話時不停地説着“OKOKOK”。

　　而他在香山靜翠湖撅着屁股和韓東打電話的畫面就更可笑。

　　誇張性的大屁股佔據了整個畫面的中心。

　　《非誠勿擾》也是這樣，富有但是愚蠢。

　　金子成為了土、俗的標誌。

　　手戴金錶，卻穿着睡袍，在一個牆壁鑲滿金磚的餐廳和秦奮見面談合作。

　　秦奮騙他説東西值200萬美元，他卻説要付200萬英鎊。

　　除了形象不佳之外，這一時期的富人大多都存在道德缺陷。

　　首先，從致富手段看，他們的財富往往來路不正。

　　《我叫劉躍進》裏，房地產老闆嚴格發家致富就靠兩個字——行賄。

　　經營可不是他的主業，如何和政府高官搞好關係才是頭等大事。

　　《有話好好説》裏，夜總會老闆劉德龍的發家史也上不了枱面。

　　趙小帥（姜文飾）的挖苦，道出了他的發家之謎——

　　出賣青春，傍上澳洲一個60多歲的富婆，從而獲得鉅額家產，麻雀變鳳凰。

　　《瘋狂的石頭》雖然沒有交代馮海的財富來源，但下屬的威脅卻道破了天機：“你做的事我都曉得，坐八輩子牢都夠了。” 

　　馮董事長的錢顯然來路不明。

　　《甲方乙方》《非誠勿擾》則是直接忽略了大款們發家致富的原因，這種忽略其實就是一種隱性質疑。

　　因為光看這兩個大款的個人素質，我們怎麼能相信他們會憑藉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發家致富？

　　其次，從致富之後的行徑看，這些富人往往為富不仁。

　　在金錢和權力的誘惑下，人性的陰暗面被無限放大。

　　《蝸居》裏，市長秘書宋思明看起來文質彬彬，實際上沒少幹壞事。

　　貪污受賄，勾搭房地產商，已婚還包養年輕小女孩。

　　還有《黑洞》裏的聶明宇。

　　人前是熱心企業家，省十大傑出青年改革者，人後卻開賭場，進行權錢交易。

　　仗着自己爹是副市長，大肆收買海關人員，做走私生意，牟取暴利。

　　《北京人在紐約》裏，當上老闆後的王起明也變了。

　　不認可商業規則、討厭資本家的他也傳播起了 996 福報論。

　　還撬槓杆炒樓，從前妻那裏套消息，間接讓David破產。

　　到了最後，北京的哥們來投奔他，他卻像當初姨媽對他們那樣，把他接到了地下室，像垃圾一樣扔掉了他。

　　這一時期的有錢人很少被塑造為絕對好人，而是行走在黑白之間，亦正亦邪。

　　“人均有錢”的拜金主義

　　但是在 10 年前後，伴隨着偶像劇的崛起，有錢人的形象發生了變化。

　　他們的有錢程度超出常人認知，並且越來越浮誇。

　　《公主小妹》裏的超級富豪皇甫雄住在城堡裏，要隨身攜帶GPS定位器才不會迷路。

　　飯桌有二三十米長，扯着嗓子説話才能聽見，吃飯時還有小提琴家現場配樂。

　　給個零花錢都是百萬起步。

　　F4 裏最有錢的道明寺，每天都要開着跑車上學。

　　甚至只要他高興，巴黎鐵塔都能買。

　　這一時期，這些有錢人的財富來自於家業繼承。

　　他們是經過幾代沉澱的貴公子、貴小姐，生活精緻、品味高級，形象氣質也是上乘。

　　金燕西，豪門貴公子，英俊瀟灑，風流倜儻，在20年代每月就有300塊的零花錢。

　　除了讀書，沒有任何不順心。

　　富家千金米萊，開豪車住豪宅，還有爸爸為自己的夢想買單。

　　不囂張、不跋扈，更沒有雞毛蒜皮的庸俗勁兒，跟她談戀愛老丈人十幾個億地送投資。

　　但也正因為自小家境優渥，沒有經歷過苦難，所以對錢也肆意揮霍。

　　他們不在乎錢，他們在乎感情。

　　金燕西偏偏喜歡家境貧寒的冷清秋，即便是家財萬貫，顏值超絕的白秀珠也入不了他的法眼。

　　為了追到冷清秋，他派手下翻遍了整個北京城。

　　找到冷家地址之後，以高出市場價幾倍的價格買下冷家旁邊的院子。

　　得知冷清秋還在上學，就給學校贊助一筆鉅款，讓自己成為冷清秋的老師。

　　米萊即便被劈腿，還要跟陸濤做生意，籤合同還墊資十個百分點。

　　陸濤失戀她安慰，陸濤破產她提供住處，還讓爸爸給他投資開發樓盤。

　　身邊剛離婚、在還貸、生意失敗的朋友們不明白她為什麼不快樂。

　　米萊還要補上：“你們聽不懂，是因為你們不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

　　“我告訴你們，是感情。”

　　有錢人訓誡吃不飽飯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感情，難免顯得吃太飽了。

　　早些年觀眾可能還會感動於這些有錢人的痴情，但越往後就越顯得“何不食肉糜”。

　　因此，之後的有錢人更加全知全能。

　　雙商在線，自信爆棚，古道熱腸，有錢有人有能力，像個超級英雄。

　　最典型的就是顧裏。

　　家底雄厚，住在外灘的江景房，身上蓋着的是愛馬仕毛毯，衣帽間長到能舉辦50米短跑比賽。

　　頭髮永遠烏黑髮亮，一絲不苟，高跟鞋永遠潔淨如新，一塵不染。

　　和男朋友吵架，永遠不會先低頭。

　　面對惡婆婆，絕對不會忍氣吞聲。

　　為了搶回男朋友，私下收買情敵的前男友，然後自己穿着18米超長裙襬的禮服，殺到訂婚現場，當場搶親。

　　閨蜜的任何煩惱，她三言兩語就能解決。

　　南湘不符合設計大賽的報名資格，她二話不説就聯繫當領導的親舅舅，幫忙走後門。

　　朋友沒錢租房子，就讓她們住進自己的靜安區別墅。

　　朋友跟對象吵架心情不好，立刻招呼她們開party，還附贈新年禮物。

　　觀眾第一次見到這麼豪橫霸氣的富家女，不僅不矯情還非常有魅力。

　　於是，我們開始批量生產顧裏型有錢人。

　　但金錢畢竟是一種虛擬的東西，必須要尋找金錢的替代物。

　　商品、職業、能力、品味……光有錢，早已是富人的鄙視鏈底層。

　　安迪是華爾街精英，唐晶是高級諮詢師，蘇明玉是銷售總監，顧清俞是投行金領……

　　安迪幫關雎爾通過試用期，順利入職全球500強。

　　唐晶利用職務優勢讓凌玲失業，請收費不菲的離婚律師幫羅子君打官司。

　　講究吃沒什麼稀奇，能一打眼就看出產地新鮮度，才是有品位。

　　動輒整一條幾萬塊的魚，還必須得配白葡萄酒。

　　但是，精英們的生活畢竟太過遙遠，於是這兩年更流行的是人均有錢的“隱形富人”。

　　他們是大城市的中產家庭，人均企業中高層，滿眼都是北上廣深。

　　比如《小歡喜》，中產打底。

　　這邊爸爸是區長，那邊媽媽手握北京五套房。

　　最普通的一家，月支出也有4萬。

　　雖然方圓的父母有着自己的焦慮，但北京户口，有房有車，僅憑這三點，就已經令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望塵莫及。

　　即便遇上經濟窘迫，換了一套小房子立馬多了400萬資產。

　　《小捨得》裏的父母不是營銷總監，就是知名設計師，要麼就是年入百萬的生意人。

　　宋佳的房子240㎡，市值1200萬，25萬的車和老公一人一輛，拎9萬的包戴6萬的表。

　　蔣欣嫁了個富二代，但自己本身也是商場經理，有房有車有户口，為一個培訓班名額出動多方力量，每學期幾萬塊的培訓費用不帶眨眼的。

　　夫妻倆最大的生活困局，除了雞娃焦慮，就是如何應對父母每月砸錢的“過度好意”。

　　雖然他們的確有自己的焦慮，但這種焦慮也帶有階級限定的屬性，普通人甚至夠不到，看上去總有一種空中樓閣的荒誕感

　　為何發生這種變化？

　　富人階層本身是複雜的，但為什麼對富人的形象塑造卻如此千篇一律？

　　這與社會環境、社會心理的變化分不開。

　　©SilllDa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雖然整個社會仍處於貧困狀態，但貧富差距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種狀態持續了近 40 年，直到改革開放，對財富的渴望才全面爆發，富人階級才正式形成。

　　也就是説，在中國社會，從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到貧富差距拉大，僅僅只有 30 年。

　　30 年裏，原先被踐踏的地主、資本家忽然有了極大的話語權，普通人對這種轉變是難以適應的。

　　©Keith Haring

　　富人階層的存在給平民帶來了極大的生存壓力，這種壓力逐漸轉變成對富人階層普遍的仇視情緒，並最終幻化成熒幕上的富人想象。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那一時期，熒幕上的富人往往多行不義必自斃。

　　《瘋狂的石頭》中，馮海最後被自己僱來的香港大盜一刀斃命；《瘋狂的賽車》中，法拉利最後撞死在隧道里；《我叫劉躍進》中，嚴格死於自己的結盟者製造的車禍。

　　更有意思的是，你會發現這些富人很多都沒有孩子。

　　《蘋果》裏的林東夫婦有一方不育；《瘋狂的賽車》中的法拉利夫婦也沒有孩子；《我叫劉躍進》中的嚴格夫婦也是同牀異夢，沒有孩子。

　　孩子在影視作品中通常是天真的象徵，有孩子的地方就有童真，就有天倫之樂，富人沒有孩子的背後無疑隱含了某種詛咒。

　　除了社會心理外，這也是一種是商業策略。

　　影視作品無法擺脱商業利益的羈絆，理性分析與人性探索不是投資人的興趣。為了迎合不同層次的觀眾羣，它要憤世嫉俗，但要淺嘗輒止；為了滿足商業化娛樂的需求，它就極力對富人採取為富不仁的處理。

　　©Rea Kolarova

　　善惡對立，引發悲憫，這是對社會問題最簡單的處理方式。但也正是這種簡單化處理，深層的問題被遮蔽，批判的意義也就此消解。

　　然而，當影視劇成為仇怨情緒的宣泄載體後，它對富人形象及生活的展現又對觀眾帶來了心理暗示。

　　©Rea Kolarova

　　影像會產生一種感召力量，由於這種感召主要通過視覺，因此感性的接受就先於理性的思考。

　　所以，儘管不堪的一面被呈現了出來，但富人的形象以及奢華的生活方式卻以影像的形式直接打動了觀眾。

　　這就很自然地暗示觀眾，這些是應該努力去獲得的東西。

　　©Keith Haring

　　尤其是在當前的消費語境****中，現實中無法獲得的物質財富變得更有吸引力。

　　所以，儘管人們會對“成功人士”報以憤怒，但在心底深處卻依然對他們有羨慕和期盼。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影視劇雖然人均有錢，但再難看到顧裏那種頂級貴婦，並且都有着自己的壓力。

　　因為現在着力塑造的是“中產階級”，或者説是**“知識新階級”**。

　　既擁有相對的財富勾起觀眾的期盼，又不至於過分奢侈引發觀眾的憤怒。

　　同時由於影視劇 80% 的受眾是 15-35 歲的年輕人，這種中上的生活方式能夠形塑消費主體的慾望。

　　雖然具有一定的“虛幻性”，但也能激勵他們向更高的“階層”努力。

　　所以如今的影視劇，普通人集體消失，整個大環境充斥着拜金和慕強。

　　©Yves Decamps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也被放在了全球化財富權力的邏輯之上。

　　它沒有被作為中國性的城市，也沒有屬於個體的表達，充滿了一種“贗品氣氛”。

　　它們不是城市，而是時尚。

　　遍地都是帝王將相，再難看到用“顯微鏡”去觀察瑣碎的生活和渺小的個人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