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應加強而不是削弱平台經濟創新能力_風聞

作者 l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講席教授、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平台經濟發展使得中國第一次有機會緊隨工業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國際經濟技術創新的前列，治理政策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平台經濟的創新能力。

近日，印度商業與工業部長戈亞爾宣稱印度的新興獨角獸公司數量已經超越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戈亞爾引述的數據應該來自位於舊金山專注初創公司及投資機構生態的企業服務數據庫公司Crunchbase，新興獨角獸公司是指那些估值在5-10億美元之間的創業公司。根據最新榜單，中國的新興獨角獸公司有27家，落後於印度的32家。過去在業內曾經有一個流行的説法，全球平台經濟三分天下——美國、中國和世界其它地區。在2020年6月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排行榜上，前三名分別是美國(228家)、中國(122家)和英國(25家)。但如果看新增獨角獸公司的數量，2018年以來中美差距已經顯著拉大(見圖一)。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2021年初以來的平台經濟“強監管”政策可能加速了這個分化。

圖一  近年來中美新增獨角獸公司數量顯著分化

數據來源：勾股大數據。

所謂平台經濟，是指一種依託雲、網、端等網絡基礎設施並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數字技術工具的新經濟模式，其主要業務包括撮合交易、傳輸內容和管理流程。因此，平台經濟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平台企業的發展是從1994年接入互聯網之後開始的，一批國產的互聯網公司很快應運而生，包括瀛海威(1995年)、搜狐(1998年)、網易(1997年)、騰訊和新浪(1998年)、阿里巴巴(1999年)和百度(2000年)。二十幾年來，這個行業一直在不斷地洗牌，早年成立的公司，有的至今依然站在創新的前列，有的早已銷聲匿跡。之後又冒出來不少新的頭部平台，比如美團、滴滴、字節跳動和拼多多。即便與美國的一些頭部平台如谷歌、臉書、推特等相比，國內的這些先行者起步也不晚。在2019年之前，看獨角獸公司的數量，中美幾乎是平秋色的，但之後開始明顯落伍，許多頭部平台的估值在最近一年多時間裏幾乎腰斬甚至縮水更多。

平台經濟發展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方方面面的變化，包括生活方式甚至生產方式的轉變，但最重要的意義可能是讓中國第一次有機會緊隨工業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國際經濟技術創新的前列。之前人類社會已經經歷過三次工業革命，分別以蒸汽機技術、電力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突破口，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產業，但過去中國離新興產業的距離一直非常遠。在這次第四次工業革命期間，雖然中國的平台企業並不擁有很多國際領先的核心技術，但在電商、外賣、網約車、社交和短視頻等領域的業務創新，並不落後於國際同行。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從粗放式增長走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如果平台經濟的活力持續減弱，不僅會加大短期的增長下行壓力，甚至有可能影響長期的經濟創新能力。

中國的平台經濟能夠彎道超車，實現快速發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最為重要的兩大貢獻因素是數字技術進步與市場化改革。如果沒有互聯網技術、智能手機和移動信號，數字平台也就無從談起。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滲透率都是顯著領先的，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同樣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不管身居何處，只要有智能手機、有移動信號，幾乎就能享受同樣水平的平台經濟服務。這既反映了中國平台經濟發達的程度，也體現了平台經濟服務很強的普惠性。同樣，市場化改革也功不可沒。幾乎所有的平台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它們都是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其中一部分在短短的幾年間做成了全球領先的平台，它們正是“中國夢”的成功案例。

另外還有一些因素也在平台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因為平台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規模經濟，而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大國，為平台經濟創新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試驗場所。其次是中國過去對個人權益保護的水平相對較低。最突出的領域就是數據的蒐集與分析，“數據是新經濟的石油”，沒有數據，也就不會有平台經濟。不過，中國一些平台企業違規甚至違法蒐集、分析數據的現象十分普遍。從積極的角度看，創新活動非常活躍，湧現了許多新的產品與模式；從消極的視角看，侵犯隱私、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現象比比皆是。最後是國內、國際市場的相對分隔。這樣就使得國內平台可以暫時免於遭受國際平台的競爭衝擊，為它們在初創期實現快速發展贏得了一些時間與空間。但無論是消費者權益保護不充分，還是與國際市場相對分離，都不是長期可持續的。

平台經濟帶來的創新活力是有目共睹的。平台極大地降低了創新創業的門檻，在線上開業提供銷售、教學等商業服務的固定成本比線下低許多，很多低技能的勞動者也通過平台經濟找到了靈活的就業機會。數字金融發展提供了一個特別好的案例，如何發展普惠金融，為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務，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而平台經濟中的兩大工具即平台與數據卻可以幫助金融機構克服“獲客難”和“風控難”的問題，為大量的普惠金融客户提供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金融服務。正是基於平台的優勢，中國的一些數字金融業務，特別是移動支付、線上投資、大科技信貸和央行數字貨幣，已經走在了全球數字普惠金融創新的前列。從宏觀層面看，平台企業是中國最為活躍的經濟部門，它們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過，平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個人權益保護不足只是一個方面，事實上平台經濟的許多特性，比如規模經濟、範圍經濟、網絡效應、雙邊市場等，既可以帶來好的回報，也可能造成新的問題，比如壟斷現象、反競爭行為、歧視性定價、財富高度集中和影響社會秩序等。這些問題若不能及時得到糾正，不但平台經濟發展很容易走偏，甚至還會干擾宏觀經濟的穩定局面。政府高度重視這些問題，2020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提出了要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並由此於2021年初開啓了被普遍稱為“強監管”的平台經濟治理政策，相關部門紛紛出台了一些監管政策並採取了不少監管舉措。不過，決策部門一再強調，平台經濟治理的目的，是要實現“在規範中發展，在發展中規範”。

可惜的是，在最近這段時期內，中國平台經濟發展的態勢發生逆轉，幾乎所有頭部平台的市場估值都已經大幅縮水，流入平台經濟的投資逐季減少，很多平台都在裁員，幾家主要平台的創始人紛紛退休。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最新數據，2022年一季度互聯網投融資金融同比減少76.7%。中國平台經濟與美國的差距顯著擴大，世界其它地區特別是歐洲和亞洲的平台企業發展卻十分迅猛，印度的新興獨角獸公司的數量已經超過中國。這個變化多少有點令人扼腕，畢竟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第一次有機會站在國際經濟技術創新的前沿，與國際頭部企業一起並肩前行。雖然在加強監管的過程中，出現態勢轉弱的臨時性現象，也屬正常。但如果從業者、投資者普遍出現悲觀情緒，對行業發展尤其是創新活動就可能造成長期性的影響。

完善平台經濟治理，既必要、也急迫。但在制定與實施治理政策的時候，一定要珍惜這個已經可以跟一些國際領先平台競逐的行業，從而實現推動它們“做強做好做大”的初衷。過去在平台經濟中出現了不少問題，需要想辦法去規範、去糾正，但需要明確的是，大部分頭部平台都是中國經濟中重要的創新者、改革者、引領者。未來平台企業不但要持續地推動國內的經濟創新，還要爭取參與全球的經濟競爭。長期看，平台經濟全球融合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方向。因此，中國的治理政策要主動與國際規則接軌，同時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與改革。

國內治理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應該更加關注在創新與秩序之間求得平衡。首先，可以考慮放棄“強監管”的提法，雖然當前迫切需要完善治理政策，但監管應該是一項日常性的工作，不能成為運動式的任務，更要避免監管競爭。其次，可以考慮將經濟監管與反壟斷執法做適當的分離，前者的目的是維持有效市場的運行，而後者的任務是恢復市場的有效運行。兩者最終目的是一致的，但解決的問題與採取的措施有很大的差異。再次，應該考慮加強治理政策的統籌與協調，避免平台經濟活動的大起大落。過去一年多來，各部門競相出手，在事實上給平台經濟發展造成較大的打擊，形成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稱的“長期政策短期化，系統性戰略碎片化”的問題。最後，要加強經濟學分析在治理政策中的作用。通常參與監管政策的多為法律專家，但平台經濟對許多政策問題的判定提出了新的挑戰，比如，市場份額高是否就意味着壟斷，“二選一”是否就是反競爭行為，差異化定價是否一定損害消費者利益，等等。對這些現象，需要做具體、深入的經濟學分析與判定，避免簡單化的“一刀切”的做法。

文章選自中新經緯，2022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