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會址內“慰廬”、“慎篤”何人題寫？_風聞

——作者 李永頤

2008年11月，遵義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刊刊發了本人《黃金山——遵義會議會址的土木工程建築師》一文。

光陰荏苒，14年過去了。大門內小天井前那“花鳥牌坊”頂端正反兩面的題詞“慰廬”、“慎篤”書寫人，迄今仍未聞有人論及。

我生於1932年，已年逾九十、來日無多。趁腦筋還未糊塗，憑記憶所及，將兩位書寫人王祖培、楊元楨作一介紹，以供大家參考。

遵義會議會址，建成之日至確定為“會址”之前的三十多年間，在遵義民眾的口中，叫“柏家新房子”或“柏家公館”。

初進“柏家新房子”時，我還在少女時代。記憶中，大門下坎即是石砌地面小天井，左側房屋一棟，一樓一底。

此房左面樓梯處的窗，是紅、黃、藍、綠四色玻璃鑲嵌的圖案。據柏憲章烈士之獨生女柏麗芳老人告訴我，玻璃圖案為“蝴蝶戲珍珠”。

我寫的有關黃金山的資料發表後，遵義會議紀念館文史資料辦公室主任告訴我：紀念館本擬用我寫的那篇資料，因為我寫了那花玻璃是國產，他們存疑，就不用。寫那篇文章的情況，我在此略作回顧。

當時，我好不容易打聽到建“柏家公館”的黃金山的兒子黃紹培老人，92歲、已患喉癌，是唯一在世見證人。那時，我已訂了機票要飛昆明去女兒家“團年”。考慮到黃紹培是我唯一瞭解的見證人，又時日無多，就趕緊去採訪他。

他家人把我帶進他房裏時，房內的氣味令我感到噁心想吐，我本想贈他兩佰元錢即忙出門。他聽明白我的來意後，伸出那已經無法伸直的手比劃着，請我等他吞嚥完那碗飯就向我介紹，強調的就是“花玻璃”是國產的。

“柏家公館”的一樓，是柏傑生的二兒子柏輝章與其妻王光敏、子柏思禮居住。我輩對柏輝章的稱呼是柏二伯伯。

樓上為柏傑生及其妻張正覺、柏傑生大兒子柏裕章（字繼陶）一家居室，其餘房屋各有所屬，柏憲章、柏錦章等具體住處以他們的後人回憶文章為準。

在“柏家公館”的小天井，抬頭看到的“花鳥牌坊”頂端，正反兩面的題詞為“慰廬”、“慎篤”，

“慰廬”二字用碎瓷片堆嵌而成，楷書，是民國年間遵義書家王祖培所書。

王祖培（1888一1958年），字築生，生於遵義縣城（今遵義市區）新城石櫃台祖宅。石櫃台的叫法，源於那裏某家商號的櫃枱有別於本城常見的木櫃台，具體地址，在易少荃公館（現在叫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住址）街對面。王築生畢業於遵義師範學堂，曾擔任過思南、沿河、大定等縣縣長，也曾在黔軍谷正倫旅、貴州省財政廳任職。

羈鳥念舊林。他在政界卸任、返回家鄉後，投身於家鄉的教育事業。遵義私立玉錫中學是為紀念創設新式教育的遵義末代知府袁玉錫而開辦的。該校始建於1935年，1950年與私立城成中學、豫章中學合併為遵義一中、二中。玉錫中學按私立學校章程由董事會籌備資金，董事長為牟琳（字貢三），董事會的事務始終由王築生負責。

辛亥革命後，牟琳曾經在貴州省政府、北洋政府任職。返回家鄉後，任遵義縣臨時參議會會長時，王築生任秘書長，任地方委員會主任時，王築生任秘書長。王築生就讀遵義師範學堂期間，堂長是牟貢三，兩人師生關係極好，這可能是後來王築生長期操持玉錫中學董事會事務的重要原因。

王築生卸任回家鄉後，在遵義老城文化街（玉錫路）自建九柱四列木結構房一棟居住。抗戰期間，這個房子的左邊廂房一樓一底四間，租給遷來遵義的步兵學校的教育長張卓一家居住。

如果説牟琳和王築生是師生情深，那麼柏傑生和王築生則是好友深誼。柏傑生的二兒子柏輝章發矇時，柏傑生請的啓蒙師就是王築生，之後，柏輝章在王築生的管教下，完成了傳統文化教育，包括他那一筆耐看的毛筆字。這也許是新房子落成後，柏家人請王築生題字的重要原因。

“慰廬”之名，可能與柏輝章關聯很大，因他那時履職外地，返家侍雙親時日受限。遵義民間傳聞，此宅，他出資頗多，其後代説，由他全部出資，我輩當時年幼，不可知之。

那個時代的遵義書家，王築生是其一，楊元楨則是存世墨跡也許更多的一位。

楊元楨（1885年一1959年），字幹之，遵義縣團溪人。他先就讀於遵義初級師範，清宣統三年（1911年）畢業於貴州法政學堂。

辛亥革命時，楊幹之在省城參加政治活動，曾加入憲政黨，1913年當選為省議員。1920——1921年間，任四川銅梁縣縣長、貴州三穗縣知事。後受聘於當時的“軍政強人”周西成。

1923年，遵義城被羅成三所部佔據，楊幹之策反，使周西成順利兼併羅部。1925年楊擔任周西成的“秘書長”。1926年周西成任貴州省長，楊幹之任貴州政務廳長，隨及因機構更名為民政廳廳長。此時，他與遵義人楊獻廷、楊德衡鼎力協助周西成，貴州社會一時相對穩定，周西成治理下的貴州，大規模整肅官吏、整頓治安、大修幹線公路、發展經濟，還辦了大學，一時與山西、廣西並稱“模範省”，民間稱這三位楊姓遵義人為“三楊開泰”。1929年周西成戰死，楊幹之返回遵義，住老城文廟街。

楊幹之剛回遵義時，與士紳們往來不絕。後來，他在老家團溪鎮西坪鄉石馬村修了一所一正房、二廂房的木結構房，移居老家。1942年，他在西坪倡議辦明德中學，擔任董事長。解放後，他將藏書捐給遵義圖書館。之後，他任過遵義縣人民代表、特邀代表、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八第九屆駐會秘書長等職，1959年病逝，享年74歲。

此宅牌坊“慎篤”二字，在“慰廬”之背後，為楊元楨手筆，隸書。

《中庸》中有五句話：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我想，當年，楊幹之受邀到柏家，受請題字，可能是想到給柏家晚輩一個可以日日看見、日日可思的提醒——即便是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也要嚴格要求自已，遵遵德操守，不做不道德的事情。

我見過的他的重要書作，還有為病逝在遵義的浙江大學教授題寫的墓碑“東莞張蔭麟之墓”，楷書。

楊幹之的文化淵源，還有值得提及之事，他是徐特立在遵義拜訪的趙乃康先生的侄女婿。趙氏，是與遵義“清三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家族傳承密切的一個詩禮人家。

楊、王兩位書家，墨跡在貴州傳承有序的，不少。因“柏家公館”而聚，可能是唯一。

“柏家公館”，我所知，1950年至1952年早期，借用為“遵義剿匪委員會”辦公地（柏輝章為副主任），家人仍居此；1953年後，家人遷出、下鄉，機構進駐；掛牌為“遵義會址會址”，是我青年時代的事了。那時，我的尊長楊幹之、外公王築生，各自與病痛鬥抗、離世。

許多年後，訪黃少培老人，訪楊幹之趙氏侄輩，結合家族信息，我得以知之。寫下此文，惟念為遵義留一頁文化的記憶，不枉我是這個城的孩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