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商用三年，運營商陷入“效益背反”陷阱_風聞

在諸多行業大新聞中，三大運營商宣佈降低5G投資，似乎沒有引起多大的水花，或被認為是向5G建設下一週期過渡的合理措施。從2019年6月6日正式商用以來，5G網絡建設就被認為在中國引領新一代通信、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常説“水大魚大”，既然5G投資一度帶動了產業鏈的整體發展，那麼伴隨着投資高潮進入尾聲，勢必也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要弄清楚5G投資下降的“果”，先要搞清楚背後的“因”。一般來説，投資增速下降主要有四個原因：

1. 行業投資受到限制。尤其是政策監管的影響，限制繼續投入，比如遊戲版號停發就曾令電子遊戲產業投資進入停滯。而5G發展一直受到國家政策的鼓勵和支持，工信部前不久公佈的目標顯示，2022年計劃新建的5G基站在60萬座以上，與2021年的65萬座基站數量基本一致，所以，不存在限制運營商投資5G的情況。

2. 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如果社會和企業的經濟情況緊張，那麼投資規模下降也屬常理，但從三大運營商2021年度的財報來看，全部實現了收入利潤雙增長，中國聯通營業收入同比增長7.9%，中國電信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1.3%，中國移動營業同比增長10.4%，逆勢增長顯然不是降低投資的主要原因。

3. 融資渠道受到限制。5G網絡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如果融資渠道不夠通暢，可用於投資的資金規模也會相應減少。2020年12月31日，紐交所宣佈對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進行退市處理，到2022年三大運營商已經全部落地A股。美股和A股能夠吸納的資金規模確實有差異，以美國第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市值（約2023億美元）來看，目前A股上的萬億（人民幣）市值公司僅有6家，融資規模的改變可能是5G投資調整的原因之一。

4. 投資回本信心不足。投資意願與收入增長的預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運營商對於回本沒有信心，自然也會減少投資。事實上，從2019年獲得5G牌照以來，三大運營商一直面臨着5G建設支出的巨大壓力，儘管C端和B端業務都有所增長，但還沒有進入收支平衡的正循環，參照4G始終未能從終端用户身上收回投資成本，擔心後續的5G收入不理想，可能是三大運營商紛紛下調5G投資、建網高潮進入尾聲的關鍵。

那麼，5G投資真的會重蹈4G的覆轍嗎？對於運營商來説，5G投資是否真的過度了呢？

5G投資的“效益背反”陷阱

僅就投資增速來判斷5G投資是否過度，可能會將龐大的5G產業想得過於簡單。總的來説，三大運營商面臨的普遍境況，更接近於“效益背反”。

所謂效益背反（Trade off），指的是各個經營要素都很重要，但要素之間無法兼容、相互排斥的一種現象，在物流領域很普遍，其他行業也由此情況。當某一要素優化時，會導致另一個或幾個要素受損的情況，反之也一樣。比如物流成本下降是經營所需，但又很可能造成消費者體驗變差。具體到5G業務上，如果建網規模和成本縮減，就會以網絡覆蓋率、網絡質量的損失為代價，從而導致用户失去升級動力，又延緩了成本回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5G建網初期大多運營商選擇了NSA網絡的漸進式方案，後來發現只有更高成本的SA網絡才能保障5G體驗。

效益背反所代表的此漲彼消、此盈彼虧的現象，正是當前5G發展的現實困境，需要運營商在投入與回收之間取得艱難的平衡。而理想的折衷方案，往往是很難一蹴而就的。

運營商在5G業務上的“效益背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提高5G網絡服務水平，支出成本就會上升，它們之間存在着效益悖反。

一方面，5G的建網成本本身就高於4G，因此要達到同樣的網絡服務水平，5G的投入會大大增加。有數據曾統計過，中國移動在2014年到2019年間開通了309萬個4G基站，累計投資約4249億，而從2019年至2021年，中國移動開通了73萬個5G基站，開支已經達到2405億，不難推算出5G單個建站成本大約是4G的2.4倍。而另一個海外諮詢公司對歐洲5G建設的分析中，認為從2020年到2025年，與網絡相關的資本支出將不得不增加60%，總擁有成本（TCO）大約翻了一番。兩組數據差異不大，可以相互印證5G的高資本開支。

而另一方面，5G要保持良好的網絡服務，運維成本也十分高昂。眾所周知，5G基站耗電量很大，2019年5G基站陸續開通入網後，“基站每載頻耗電量”開始呈現逐年攀升趨勢，中國電信發佈的《2021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數據顯示，2021年的單載頻耗電量剛好是2018年沒有5G基站時的2倍。這使得三大運營商網絡運行和節能減排壓力增大。有的城市出於能耗顧慮，選擇在晚上關閉5G基站，這又會導致該區域的某些時段，升級為5G套餐的消費者無法享有5G服務，網絡體驗打了折扣，又會進一步削弱升級意願。

2. 5G降本增收各項活動的效益悖反。

對於運營商來説，5G業務的降本增收直接關乎業績表現和後續發展，不過各項活動依然存在效益背反的情況。

比如，提高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有利於增加收入，但消費者感受到的價值有限，又會降低新入網用户增速，導致後續收入提升受限。

從三大運營商公佈的數據來看，5G商用三年時間，套餐用户的比例增長很快，基本達到了50%左右，並且ARPU值都有所增長，業務表現良好。不過，月亮背面總有陰影，那就是增量天花板的突破越來越難，前兩年的用户增量大多伴隨着5G手機等設備的升級拉動、綁定套餐贈送設備等活動。而受到5G芯片短缺、5G手機訂單消減等因素影響，可以預見的是，5G換機需求也接近飽和，而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設備的5G版本往往價格高企，更換頻率低。這意味着，5G設備帶來的網絡用户增長已經基本觸達天花板。

與此同時，5G目前依然沒有出現殺手級應用，VR、AR等應用星星點點地出現，但無法帶動大規模升級。5G超大規模上行能力，確實能給直播電商、數字內容、媒體機構等帶來很大的體驗價值，但這類用户畢竟只佔一小部分，更大比例的價格敏感類消費者，面對高昂的5G資費可能依然會選擇用4G來滿足日常需求。2021年7月工信部為首的10部門下發的《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就着重提到，要求個人消費領域的5G網絡接入流量到2023年佔比超過50%，以平衡運營商在5G網絡的鉅額投入。

那麼，降低5G資費能夠提升網絡利用率嗎？事實上，隨着5G用户增速開始減慢，運營商也已經開始了內卷式競爭，套餐資費和ARPU值也有所下降。艾媒諮詢《2022年H1中國移動通信消費市場研究報告》中，中國電信的5G用户ARPU值從2020年的65.6元，下降到了2021年的53.3元。這固然會增加5G的吸引力，但也限制了運營商的收入，拉低了業績表現，延長了5G回本盈利的週期。

面對個人消費者市場的現實情況，三大運營商也紛紛“開源節流”，希望開拓政企數字化市場。在數轉智改的浪潮中，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潛力的5G商業用例，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價值空間。

不過， 從業務佔比來看，目前我國5G流量僅有20%左右是由ToB市場貢獻的，規模比較小，這意味着C端市場在一段時間內依然是5G收入的基本盤。

從服務能力來看，政企數字化服務商需要雲、網絡、多樣性計算、AI、IOT、運維等多重能力，運營商尚未建立起核心競爭優勢，目前還是以“管道”服務為主。

“櫻桃好吃樹難栽”，想要靠B端政企市場來支撐運營商的業績高增長，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如果只在收入上左右為難還罷了，中國運營商還承擔着雙碳戰略、基礎設施升級等社會責任，這又進一步導致了“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局面，投入還是不投入，成了一個問題。

一方面，國家對5G這一網絡基礎設施的重視度不斷上升，要求運營商既要適度超前，加強覆蓋，包括偏遠地區的網絡建設；又要提速降費，讓5G連接儘快實現普惠。

另一方面，“雙碳戰略”持續推進，5G網絡既要擴大規模，增加的基站、機房必然帶來能耗上升；又要注重節能減排，降低碳排放。

不難發現，5G業務的各個降本增收要素，多少都存在“效益悖反”現象，不能片面強調某一要素的增減，需要綜合考慮，以實現5G的最佳效益。如果你覺得“5G收回成本”這道題已經很難了，那麼更令人大無語的是，中國運營商已經沒有作業可以抄了。

摸着中國過河，海外5G的“他山之石”

從1G到4G時代，中國通信產業都屬於跟隨和追趕的角色，能夠摸着先進國家的經驗過河，而隨着5G建設成為領先者，下一步究竟如何發展，只能全靠自己摸索。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海外的5G建設經驗就沒有意義了。

事實上，儘管國內的5G建設速度開始放緩，但海外運營商正在摸着中國過河，5G建設不斷加速。而它們在新形勢下的思考和動作，或許能夠給中國5G產業帶來一些啓發。

從海外的5G建設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趨勢。

趨勢一：5G投入回報比低是全球普遍現象，需要做好準備，但也不用過度擔憂及看空。

麥肯錫調查了全球大型電信公司的46名首席技術官，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5G的資本支出與銷售的比率將會上升。以歐洲為例，它曾經主導了2G和3G的推出，但是在5G上起步緩慢、十分猶疑，也給了中國5G超車的機會。而它們顧慮的原因正在於預見了5G的投入回報週期長，而歐洲從2008年以來經濟增速一直低於美國和中國，加上市場分散、難以快速通過規模效應來收回投資，所以才選擇了後發入場。而及時跟進佈局5G的美國，也同樣面臨5G回本的難題，美國第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日前公佈的2022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雖然ARPU和用户數不斷增長，但5G網絡建設成本高、營銷支出龐大，導致Verizon收到5G回報需要長達5-10年的時間。

但這並不意味着5G不值得投資，事實上，隨着疫情有所好轉、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加速數字化及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宏觀戰略，歐洲、中東、非洲、美洲等多個地區的近200家運營商的5G規模建設正剛剛啓動、加速推進。

5G確實需要大量的前期承諾和超前投資，這是不可避免的行業規律。麥肯錫也提示到，大多數運營商將謹慎行事，但對於那些看不到5G戰略重要性和經濟意義的國家的運營商來説，落後的風險更大。

趨勢二：網絡共享、中立主機等模式成為降低成本的普遍選擇。

為了控制成本，海外運營商也探索了一些常見模式，比如網絡共享，尤其是在一些鋪設成本高的農村地區，網絡共享能夠顯著降低建設成本並提高部效率，2020年歐洲最大的電信集團沃達豐成立的一家新公司TowerCo投入運營，接管了沃達豐在10個不同國家和市場的6.17萬個鐵塔資源，或將成為歐洲最大的鐵塔公司，推動5G基礎設施共享，多個運營商能夠在同一位置部署設備。同時，對於一些人流量密集的場所來説，網絡共享能夠確保服務容量和覆蓋範圍，讓5G網絡的用户體驗更佳。根據麥肯錫的測算，網絡共享（包括頻譜）能夠為運營商節省30%至35%的成本。麥肯錫高級合夥人Venkat Atluri認為，共建共享能夠“提供1 + 1 = 10的價值”。

那麼具體到中國5G網絡建設，基礎設施是由中國鐵塔公司負責的，默認支持站址資源共享，已經減少了基礎設施重複投資的問題。不過在核心網、接入網等上要共建共享，就涉及到資源分配、優先級等問題，讓情況變得複雜。比如2019年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宣佈在全國範圍內，共建共享5G接入網，而核心網也是由各自獨立建設的，不進行共享。2021年1月，中國廣電和中國移動啓動了700MHz 5G網絡的共建共享，也是由中國移動將5G網絡有償共享給廣電，而非共建。從這個角度講，一套行而有效、最優效率的網絡共建共享模式，中國運營商還需要繼續摸索。

趨勢三：網絡質量才是收入可持續之道，5G的持續投入或將不可避免。

如果説，5G網絡還需要繼續投入，運營商可能會哇地哭出來，但現實或許就是如此殘酷。

以韓國為例，大家可能都聽説過，韓國的5G應用曾是全球領先的，2019年4月，韓國率先宣佈5G正式商用，當時韓國科學和信息技術部長尤永敏自豪地表示：“政府和私營公司攜手努力，實現了世界上第一個 5G 商用服務，證明了我們是信息和通信領域的頂級強國。”然而時間快進到2020年，大量消費者不滿韓國5G質量低劣、覆蓋範圍不足和收費高昂等問題，從5G切換回到4G服務。造成這種局面的，是韓國運營商大踏步地5G營銷策略與拉胯的5G網絡之間的不匹配。通過補貼5G手機等手段，韓國三大運營商的SK Telecom、 Korea Telecom與LG U+的5G用户數量快速增長，但嚐鮮體驗卻並不理想，SK Telecom用户的5G網絡在線率只能達到15.4%，LG U+的5G下載速率最高只能達到237.2Mbps ，可以説是5G了個寂寞，而韓國運營商的誇大營銷也引發了消費者的逆反心理。

改善用户體驗必須更快更好的5G網絡，因此韓國科學技術與信息通信部（MSIT）也在2020年約談了三大運營商，要求加大5G網絡投資以改善網絡質量。

在談到投資回收比的時候，許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控制成本、縮小投資，但殊不知5G的核心價值就在於網絡質量，這意味着如果投資達不到一定的規模，5G不可能達到十倍於4G的衝浪體驗，前期投入也打了水漂，還會損失早期5G用户的信任，簡直比不投資還糟糕。

不僅個人消費者市場需要繼續投資，對網絡品質要求更高的5G專網更需要高投入的網絡。所以，行百里者半九十，對於中國運營商來説，當前還遠遠不到停止5G投資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三大運營商基本都還在繼續投資5G，並啓動了5G網絡進一步發展的5.5G、5G-advance等規劃，持續優化網絡。這或許會讓收回5G投資的週期繼續延長，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講，唯有許用户以真誠的承諾，才能從長遠的歲月中不斷收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的5G發展也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不過，在5G領域中國不再“抄作業”，必須也只能走上一條自我淬鍊的探索之路。

覆水難收不必收：中國5G何去何從

從全球形勢來看，我們當然不會認為5G超前投資是不必要的，也不認為中國運營商面臨的“效益背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在新技術、新產業、新趨勢面前，既不過度鼓吹，也不過度悲觀，避免對公眾情緒的“極端”引導，是一種更為理性的態度。迴歸到5G網絡，既然“效益背反”的本質是各個要素的難以兼容，那麼一個相對平衡的發展策略，就需要結合多個維度來探尋。

從政策上看，中國5G建設需要支撐國計民生、沉澱為數據基礎設施，超前投資、普惠連接有其客觀意義，而鉅額投資也助推高質量5G網絡的領先，為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數字經濟等奠定了基礎，正如4G網絡帶來了移動互聯網的空前繁榮，5G也將為政企數字化、產業轉型升級、高新技術落地等作為支撐。從這個角度“算總賬”來權衡，中國運營商必須履行社會責任，只要堅持下去，5G的投資回報比總是會越來越好的。

在降本方面，海外運營商從一開始就押注共建共享，或許能夠解決網絡質量提升和建設成本提升之間的“效益背反”問題。如何協調各方利益、形成一個全國範圍內網絡共建共享的價值鏈，不僅能夠解決運營商緩解投資壓力的困境，也能夠讓5G用户的用網體驗達到一致，未來伴隨着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5G公共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進一步凸顯，從而拉動5G消費，運營商將迎來新一波高速增長。

在增收方面，正如麥肯錫在5G報告中所説的，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可能擁有先發優勢，並將自己定位為創新者。中國運營商想要最大化5G價值，在開拓政企市場作為收入增長點時，必須不斷擴展自身的能力邊界和技術邊界，充分創新，才能孵化出新業務的核心優勢。比如藉助智能自動化網絡，根據場景和業務變化對5G基站進行精準、實時的控制，能夠有效地降低能耗，對於產業客户來説意義很大。

未來十年，是全球5G產業高速發展的黃金期，必須承認的是，沒有運營商能夠在短期內快速找到一個破解“效益背反”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而中國運營商已經率先探索一條獨一無二的5G發展之路。

小説《三體》中，人類社會面對未知的威脅，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與迷茫之後，最後達成了智慧的共識：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

這句話也很適合形容中國運營商的5G探索，在諸多投資回報要素之中，既需要艱難的權衡，更需要建設好當下的寶貴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