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為什麼到今天都沒説清？【如妮所説·潘妮妮】_風聞

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期的《如妮所説》。

上一次的節目我們有講到，烏克蘭官方做了個抗俄視頻，但是因為把二戰軸心國三個首腦的頭像放在了一起，所以被日本右翼網民給衝了。

右翼網民認為，天皇不是獨裁者，是日本人偉大的父親，從來沒有發動過侵略，反而是和平的締造者，才不是法西斯侵略者呢。

因為被衝得很厲害，所以烏克蘭駐日大使館專門出來進行了貼心的退貨服務，把視頻裏的天皇的頭像給刪掉了。

其實前幾天這個事情還有一個後續，就是有日本右翼在烏克蘭大使館門口“團建”，痛罵烏克蘭不尊重天皇，於是使館內就扔橘子進行了攻擊，據説還有右翼青年因此受傷了。真的兩邊都好放飛，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有後續。好了，這個問題先放一放。

今天要講的就是上一期我預告過的，關於學術界對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的討論。

有一點非常明確的是，天皇的確是侵略戰爭時期，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各種關於發動侵略和國內軍事總動員的文件都是昭和天皇批准的。

有人認為裕仁只是傀儡 不應為戰爭負責

但是有一些學者就認為説，天皇只是立憲君主，只是批准軍人政府的戰爭決議，所以本人是沒有戰爭責任的。戰後日本皇室與政府官方的定調基本也是這樣的，就是兩點：

第一點，戰爭決定是政府一致做的，根據憲法天皇不能夠推翻決定。第二點，結束戰爭的決定是天皇做的，因為當時的政府沒有辦法達成一致意見。

日本的右翼就在這種學術觀點之上又發揮了一下，説是天皇主動宣佈停止戰爭。注意，是停止戰爭，不是投降。防止了美國與日本死更多的人，所以是戰後和平的締造者。這個強調天皇是立憲君主的這麼一個解釋，聽起來很程序正義的味道，在歐美的學者裏面也有很多人是點讚的。

很多日本人認為天皇並不是“吉祥物”

但是，卻有很多日本人是不同意的，説這是欺負什麼書呆子的話，戰前天皇是什麼樣子，難道我們還不知道嗎？按照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天皇不是歐洲立憲君主之那種象徵性君主，而是真正有實權的。

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日本軍隊在憲法上只忠於天皇，除了天皇沒有人能夠合法地壓制軍隊。而對普通的日本人來説，天皇就是現人神，是所有的日本人道德與精神上的唯一的權威，天皇的實質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憲法程序。

事實上就是，當日本馬上就要被美國打上本土的時候，滿大街都有人想投降，但是沒有一個人敢説，結果天皇一説停戰，大家立刻就投降了。天皇能夠一句話讓日本投降，卻對侵略戰爭沒有發揮任何的作用？這不管用哪個國家的邏輯講，恐怕都是講不通的。

很難從現代法律的思路判斷天皇的戰爭責任

但如果我們要從嚴格的現代法律的思路，來判定天皇具有何種戰爭責任，又的確是有困難的。因為日本戰前的天皇制，本身就是一個很曖昧，有些矛盾的制度。日本天皇支配日本的方式和希特勒支配德國的方式是很不同的，如果僅僅按照西方的規範性思維就會被繞進去。

在日本古代歷史裏面天皇的地位就很矛盾，一方面天皇傳説是神的子孫，精神地位非常的崇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天皇的實際權力又很有限，都是各種貴族和武士搞事搞得很熱鬧。尤其是當武士們開始搞幕府制度之後，皇權就越來越成了擺設。

於是到了江户幕府的後期，日本有一羣討厭幕府專制的學者，他們就講，日本現在之所以發展得不好，都是因為幕府引進了中國的儒學。中國有那麼多王朝的更迭，遠遠不如我們日本天皇萬世一系，這個才是最優越的文化，必須重新搞起來，恢復日本神話時代的榮光。

於是美國人打過來，日本國內就趁機推翻了幕府，讓年輕的明治天皇親政，日本的近代化就開始了。

近代後天皇參與政治的方式非常奇葩和曖昧

但是，説是天皇親政，但是又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親政。

因為明治政府的高官們是要學習西方搞富國強兵。這事你讓一直在京都那小塊地方里窩着的皇室親自來搞，那是不現實的。但是呢，明治這羣高官他們自己原本只是鄉下地方出身的下級武士，雖然都很有才能，但是他們指揮不動別人。所以這羣高官中的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1871年他去歐洲考察，他回來得出的結論就是，歐洲各國雖然具體的政體不一樣，但是共同點是，一定要有一個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決斷性權力。

大久保利通説：“若非必有所獨立不羈之權以斷然行之，則人人主張一己之私論，裁定着手方向，則失去施行之次序，產生欲進則退，欲急則緩之弊，以至於有國政不振，基礎不立之憂。”這是他的一篇叫做《有關政體之意見書》的這麼一篇文章中講的。

大久保利通認為，日本的這個權力就是萬世一系的天皇。但是，大久保利通又不希望天皇真的影響到政府的政策，所以他就特別説：“服天子之大權，其外貌易重，則其實權愈輕。”意思就是天皇要少幹正事，不要和政府衝突，不然會露怯，影響權威。

因為明治政府有這麼一個需要，所以後來日本的天皇制也就走了一個很曖昧的路線。天皇是唯一偉大的權威，大家都認為自己做事是忠於天皇。但是天皇又很少直接對政治事務表態，大家都是用心去感受，然後都説自己的行動是忖度了天皇心意的結果。而天皇本人也是用這樣的一種方法去統治的。舉個例子，明治維新剛剛開始的時候，

日本政府裏面就分成兩派，一派主張立刻出兵中國和朝鮮，作為對抗歐美強國的基地，叫做外徵派。另外一派就主張先學習歐美，猥瑣發育，然後再和歐美爭奪亞洲，這派叫做內治派。

1871年的時候，內治派這羣人就跟着天皇的親信巖倉具視去訪問歐洲，差不多轉了兩年。

外徵派就想趁此機會把對外出兵這事給生米煮成熟飯。政府內部都説好了，大家都已經協議好了，形式上也去向天皇報告一下。結果天皇就説了這麼一句話，説要不等巖倉具視回來再説吧。

所以這件事情就表面上來看，天皇沒有對出兵發表任何的意見，這就要下面的人去忖度嘛。當然，你下面的人你也可以當成天皇只是年輕，自己拿不定主意，隨口説説。但是你也可以理解為天皇是不同意出兵的。總之，這樣想來想去政府裏的人心就散了，就不可能再一致統一出兵了。

那我們馬後炮來看一下，出兵這個決定到底是天皇的命令呢？還是政府的人主動改變了看法呢？這就顯得非常地曖昧了。

昭和天皇繼承了這種曖昧的天皇地位

這個曖昧的狀況放到昭和天皇的身上也是一樣的。舉一個例子，“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關東軍下克上，他們繞開了日本政府的決議，發動了戰爭。所以當時的日本政府開始的時候還覺得有點為難，怕得罪了歐美國家，還想降低一下這個事情的影響。

但是天皇在1932年的時候發了一個敕語，這個敕語它沒有直接講戰爭對是錯這種政治問題，而它是表揚關東軍很“忠烈”，説你們在外面很辛苦，但是你們克服了各種困難，體現了帝國軍人的精神。這裏天皇好像也沒有直接肯定侵略的行為，但是他既然從個人道德的角度去誇獎了關東軍，表達了天皇對關東軍的愛護。那日本國內自然就沒有人敢多指責關東軍擅自發動侵略的這種行為了。

又比如，在日本準備和美國撕破臉的時候，1941年7月，天皇和日本政府人員召開了御前會議，討論和美國談判的問題。天皇就發言説：“如果美國沒有接受日本要求的誠意，就應該做出決斷。”之後有很多次當主戰派們向天皇報道戰爭準備計劃的時候，天皇基本的表態都是，我對你們很信任，很放心。1941年12月要開戰之前的另一次御前會議記載説，天皇是對每一個説明都沉穩地點頭示意，

而日本成功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傳來的時候，當時天皇的側近的記載是説，天皇看上去情緒極佳。所以嚴格來説，這些記載裏面你找不到天皇説過任何一句話要開戰，但是他只是一直在對主戰派表現出一種很信任，很温情，甚至是很快樂的態度。我相信可能很多觀眾都會覺得這是在鼓勵戰爭。但是你也無法排除説會有人講説，這體現了天皇就是一個温柔善良的人。事實上很多日本的右翼也是這麼説的。他們會説，這個好像就是老師對學生的寬容，只是下面的主戰派會錯了意而已。這是右翼的講法。

不過話又説回來，的確有一次天皇是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那就是1938年7月，日軍在中、蘇、朝鮮邊界的地區與蘇軍發生了衝突，就是張鼓峯事件。當時日本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都是一致決定要對蘇聯動武，結果被天皇果斷叫停。

天皇這個時候的態度跟“九一八事變”完全不一樣，就痛罵陸軍“豈有此理”，又表示以後如果沒有自己的命令，就不許在這個方向動用軍隊。因為天皇的這個表態，最後雙方簽訂了日蘇停戰協定。這就反過來證明，只要想做是一定能做得到的，畢竟蘇聯實在太強了。

不少人都支持昭和天皇應該為戰爭負責

正是因為有這樣鮮明的案例比較，所以認為天皇實際上是主動支持侵略戰爭的人士並不在少數，特別是主張歷史唯物主義的左派學者。而即使是中間派自由派的學者，他也有一些人認為説，即使無法追究天皇的法律責任，但是天皇也應該主動退位。

因為既然天皇是日本道德的化身，是“大東亞聖戰”的精神象徵，這個侵略戰爭已經被證明是邪惡的，那麼這個道德化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邏輯上説不通的，這是戰後日本很多自由派學者的想法。

美國人最後決定保留日本的天皇制

不管天皇制本身多麼地曖昧，不管日本社會自己是怎麼爭論天皇的戰爭責任的，最後歸根到底決定保留天皇制的還是美國，美國決定不再追究。

遠東軍事法庭，就我們知道東京審判，當時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長，一個澳大利亞人，他就説過，天皇的權威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就已經被證明無疑。同樣，天皇在戰爭開始時候的顯著作用檢方也注意到了。但是檢方明確表示不起訴天皇。這就是當時遠東軍事法庭的態度。而美國恰恰是認識到天皇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所以才一定要保住天皇。

對當時的美國來説，最優先的話題就是如何不用很辛苦很累就獨自佔領日本。美國的知日派基本上也是山寨了大久保利通的看法，他們認為要通過保持天皇的精神權威，來讓日本民眾無條件地配合美軍的佔領政策。

美國認為日本具有一種所謂的西方的“文明人”無法理解的民族特性，因此，大量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臨牀心理學家和精神病理學家都參與到對日本的研究當中，去研究所謂的日本人的特殊行為模式。於是，他們得出的結論多多少少也受到種族主義的影響。他們認為日本全體都存在着一種絕對的共性，就像機械的鐘擺一樣，會從一個極端盪到另外一個極端，既能服從狂熱的軍國主義，又能轉頭去服從民主主義。換言之，他們認為日本普通人只會順從權威，不會把握自己的命運。

這是美國人的二元思維慣性，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自由的性格，所以自己的敵人就必須是服從的性格。而這也是英美式殖民主義的一個傳統，就是控制一個國家的上層精英，然後讓他們代替自己去統治，就像英國在印度，美國在拉丁美洲，都是這麼做的。所以美國理所當然地選擇保留了天皇。

但這個決定連當時的美國人自己都覺得很微妙。當時的《紐約時報》就是這麼評論的，説東京審判的被告席上有一名缺席者，他就是天皇。這樣做是好是壞，只有將來才能證明。

保留天皇對美國來説是個“正確的”決定

我們今天回頭看，保留天皇這個決定，對於美國在全球推行強權政治，當然是好的。保留了天皇制的同時，美國又扶植了保守派，所以日本的精英階層也從此打消了與美國競爭的念頭，全心全意地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但是對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而言，這就帶來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由於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那麼所有的人從所謂的皇軍將領、政府高官，到科學家，到士兵，到平民，所有的人一下子好像都沒有戰爭責任了。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自認為説，我只是服從了上級的命令，而他們的最上級又是服從了天皇的意志。

所以今天的日本右翼才會理直氣壯地説，甲級戰犯都是日本的英雄，因為明明日本人都沒有責任，那為什麼這些人要被處刑呢？説明他們是為了日本民眾和世界的正義而犧牲的嘛。OK今天很多日本的右翼就是這個邏輯，所以他們在給侵略戰爭洗地的時候，他甚至還會很自我感動，很有使命感的樣子。你問我理解不理解，那我是不理解，誰愛理解誰理解去吧。

好了，今天就到這裏，我們下期再見吧。失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