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率超18%, 年輕人的反應耐人尋味”: 追蹤5年的真實調查｜文化縱橫_風聞

李秀玫 |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向橄葉子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桂勇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就業是民生之本，青年就業更是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逐年攀升。但受疫情影響，經濟形勢嚴峻，畢業生就業也受到較大沖擊，**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4月16-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達18.2%，明顯高於總體6.1%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大學生的就業意向和態度，是社會各界尤為關注的重要問題。

本文以兩次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為基礎，分析大學生就業觀的變化，以及95後和00後兩代大學生就業觀的差異。調查顯示：**從95後到00後，大學生擇業標準更加理性務實，他們對收入的重視和期待在提高；**從偏好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企等體制內工作的吸引力在上升，傾向去外企和創業的比例明顯下降，大城市就業持續受青睞(與媒體報道不同，大學生依然擁抱北上廣深，“逃離”非其本意)；從去向看，211高校生更傾向選擇高薪企業，一般本科院校生偏好公務員，專科院校生相對更愛創業。調查也顯示，**後疫情時代大學生表現出就業信心低迷和對個人發展感到焦慮、迷茫的特徵，就業態度則是在多方面願意妥協，但在薪酬待遇上不妥協的特徵。**作者認為，這與疫情衝擊經濟而造成的物質匱乏感有關，這迫使年輕人更加重視生存保障，也折射出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在年輕人中的糅合與矛盾。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題為《在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之間——後疫情時代大學生就業態度的變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在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之間

——後疫情時代大學生就業態度的變化

就業是民生之本，青年就業更是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逐年攀升。**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22年預計中國高校畢業生將達到1076萬人，比2021年增長167萬人，首次突破千萬大關。**與此同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嚴峻，對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也造成了較大的衝擊。雖然疫情在國內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由於前期疫情的持續影響，很多中小企業的用工需求大幅度縮減，這給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2022年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1%，其中16~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達到18.2%，明顯高於總體6.1%的水平，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在此背景下，瞭解大學生真實的就業意向和就業態度，能為政府更有效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提供政策參考。(編者注：以上數據基於公開報道更新)

本文所使用的調查數據來自復旦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上海開放大學信息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與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聯合開展的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該調查於 2015 年、2017 年、2020年進行了三次。本文重點關注2015年和2020年調查中大學生的就業態度和觀念的變化，即以“95後”為主體的大學生和以“00後”為主體的大學生的就業態度和觀念有何差異。

▍擇業標準：趨於理性務實

（一）發展空間最重要，收入排位在上升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説，找到工作或許並不難，難的是找到滿意的好工作。那麼，在大學生眼中，好工作的標準是什麼呢？202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評價一項工作的好壞時，大學生最看重的因素中排在前四位的是“發展空間”“收入”“能力提升”和“個人興趣”，這四項所佔比例之和為77.5%。

與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學生評價工作好壞的最重要標準中，“收入”的排位從201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所佔比重從2015年的11.8%上升到17.5%。與此同時，將“發展空間”“能力提升”“個人興趣”作為評價工作好壞首要標準的大學生比例都略有下降，選擇“發展空間”的比例從2015年的34.2%下降到2020年的30.7%，選擇“能力提升”的比例從2015年的18.2%下降到2020年的16.2%，選擇“個人興趣”的比例從2015年的16.9%下降到2020年的13.1%。可見，相比於“95後”大學生，更多的“00後”大學生將“收入”這一物質因素作為評價工作好壞的首要標準。

對於“95後”“00後”大學生來説，他們成長過程中的經濟條件大多比較富裕，較少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所以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以個人價值追求作為擇業的首要標準。但同時，相比於“95後”，“00後”成長於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加速階段，受到市場經濟價值觀的滲透更為深刻，他們因此具有更強的現實意識和務實精神，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和實現“財富自由”的願望也更為強烈。

此外，將“舒適”和“穩定”作為評價工作好壞首要標準的大學生比例都有所提高，選擇“舒適”的大學生比例從2015年的5.4%上升到2020年的8.8%，選擇“穩定”的大學生比例從2015年的5.9%上升到2020年的8.0%。隨着越來越多的職場人以“打工人”“社畜”等稱號來自嘲自己工作的性質，工作的舒適性和穩定性也逐漸成為更多大學生在選擇工作時考慮的重要因素。“00後”是享受成長紅利最為豐厚的一代，比“95後”擁有更優渥的經濟條件，他們在重視財富積累的同時，也非常注重生活質量。相比於“95後”大學生，“00後”大學生在選擇工作時可能會更加註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二）收入期待普遍提高

對於大學生來説，多少收入是滿意的收入呢？

**與2015年相比，2020年調查中大學生對首份工作的收入期待有大幅提升，這一變化也從側面印證了大學生在擇業時對收入的重視。**2015年的調查中，有將近一半（47.5%）的大學生對首份工作的月收入的期待是2001~5000元。相應地，相比於2015年，2020年選擇5001~8000元的大學生比例從33.2%上升到40.7%，選擇8001~10000元的比例從5.7%上升到17.9%，選擇10000元以上的比例從6.1%上升到16.0%。總體來看，大學生對首份工作月收入的期待在8000元以上的比例從2015年的11.8%上升到2020年的33.9%，這説明大學生在擇業時對收入的預期普遍提高。低收入的工作看不上，高收入的工作就業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

▍就業偏好：嚮往體制內，擁抱北上廣深

（一）體制內就業吸引力上升

近兩年，媒體關於名校生湧向基層公務員的新聞報道總能激起熱議，人們不理解為何體制內的就業崗位對大學生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那麼，是否真的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嚮往體制內呢？我們首先通過比較2015年和2020年的調查數據，分析大學生在就業單位意向方面的變化趨勢。

202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在理想的就業去向方面，偏好體制內就業（公務員、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大學生比例為42.9%。其中，選擇“公務員”的比例是12.4%，選擇“事業單位”的比例是13.8%，選擇“國有企業”的比例是16.7%。在體制外就業選擇中，傾向於“外資企業”的比例為14.4%，傾向於“自行創業”的比例為10.4%，傾向於“‘互聯網+’新興職業”的比例為9.0%，選擇“民營企業”的比例較低，僅佔4.1%，選擇“繼承家業”的比例為2.0%。另外，有16.0%的大學生表示“沒想好”。總體來看，大學生的就業去向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選擇各種就業去向的比例相對比較均衡，偏好體制內就業方向的比例超過四成，佔比確實較高。

與2015年相比，2020年調查中大學生理想的就業去向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第一，選擇體制內就業的比例有較大上升，從2015年的33.6%上升到2020年的42.9%，尤其是選擇“公務員”的比例從5.3%上升到12.4%，説明體制內就業對大學生的吸引力的確在上升；第二，傾向於進入“外資企業”的比例大幅下降，從2015年的36.0%下降至2020年的14.4%；第三，選擇“自行創業”的大學生比例也大幅下降，從2015年的22.5%下降到2020年的10.4%。此外，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的受訪大學生中有9.0%的人傾向於“互聯網+”新興職業（主播/網紅/新媒體運營等），説明這類新興就業方式對大學生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嚮往體制內，而逐漸“拋棄”外企呢？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量大型跨國企業入駐中國，掀起了外企求職熱潮，許多大學生拋棄“鐵飯碗”到外企謀職。“90後”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成長起來的一代，“外企熱”的持續高漲對他們有直接的影響，進外企當“白領”是很多“90後”大學生的夢想。然而，最近幾年，隨着本土企業的崛起，尤其是互聯網企業的迅速發展，部分本土企業的薪資水平甚至超過外企，外企對大學生的吸引力受到較大沖擊。

同時，這與就業市場的環境變化也有比較大的關係。在大學生相對比較稀缺時，體制外就業崗位充足，比較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此外，相對於體制內來説，體制外的職場發展空間更大，個體更自由，收入也更高，對大學生來説更能實現人生理想。然而，隨着大學畢業生人數的增加，體制外就業難度增大，越來越難找到理想的工作；同時，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也越來越大，職場人都變成了“打工人”，越來越難實現個人理想和價值。因此，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不願意進入體制外企業，更傾向於找一份旱澇保收的體制內工作。

為了更直接地考察“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嚮往體制內”這一問題，在2020年的調查數據中，我們分析了理想就業去向分別是體制內方向和體制外方向的大學生在評價工作好壞時最看重的因素方面的差異。結果顯示，與傾向於體制外就業的大學生相比，傾向於體制內就業的大學生在評價工作好壞時，選擇“穩定”作為最重要標準的比例顯著更高，選擇“個人興趣”的比例顯著更低。

其中，傾向體制內就業的大學生選擇“穩定”作為評價工作好壞首要標準的比例為12.8%，傾向於體制外就業的大學生對應的比例僅為4.1%。由此可見，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嚮往體制內就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選擇工作時希望找一份更穩定的工作。這可能與整體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所面臨的風險有關，這種風險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更突出的體現。疫情期間，很多企業停工停產，員工工資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唯有體制內工作的待遇不受影響。這可能對大學生的擇業觀也造成了一定影響。

（二）211高校生青睞外企，一般本科偏好公務員，專科生最愛創業

比較不同學校層次的大學生在理想就業去向方面的差異可以發現，211高校的大學生傾向於去“外資企業”的比例最高**（17.7%），其次是“國有企業”（16.2%）**，再次是“事業單位”（14.0%）；選擇“公務員”的比例為10.0%，低於一般本科中的比例，但高於專科學校中的比例。

非211本科的大學生傾向於考公務員的比例最高（18.0%），其次是“國有企業”（17.1%），再次是“事業單位”和“外資企業”（14.2%）。總體來看，非211本科的大學生傾向於體制內就業的比例最高，但選擇“外資企業”的比例高於專科生。

專科學校的大學生傾向於“自行創業”的比例最高**（19.8%）**，其次是“國有企業”（17.0%），再次是“‘互聯網+’新興職業（主播/網紅/新媒體運營等）”（13.9%）。專科學校的學生選擇“互聯網+”新興職業的比例相對於本科學校的學生更高，選擇考公務員的比例最低，僅佔7.1%。

由此可見，211高校的大學生更傾向於傳統的市場化就業，一般本科的大學生更傾向於體制內就業，而專科學校的大學生創業熱情最高漲，對新興職業的接受度也更高。究其原因，客觀而言，211高校的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最強，在市場化的就業部門能夠獲得更多的機會，以及更優質的就業崗位；一般本科的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一般，相對於體制外的一般工作崗位，他們選擇體制內就業更為體面；專科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相對最低，獲得優質就業崗位的機會較少，所以他們更願意“另闢蹊徑”，選擇創業的最多，對互聯網新興職業接受度也最高。

（三）大城市就業持續受青睞

“逃離北上廣深”一度成為青年人就業選擇的一個熱門話題，那麼對於在校大學生來説，“逃離北上廣深”究竟是不是他們的主動選擇呢？202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在就業地點偏好方面，選擇大城市的比例高達84.6%，其中，選擇“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的比例為63.3%，選擇“其他大型城市（除北上廣深外）”的比例為21.3%。選擇“中小型城市”的比例僅佔6.9%，選擇“海外就業”的比例為1.3%，而選擇“小城鎮”“農村”“特殊就業地點（如支援老少邊窮地區及軍工系統）”的比例都很低。可見，在就業地點選擇方面，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和其他大型城市是大學生的兩種主要選擇。這説明對於在校大學生來説，“逃離北上廣深”並不是他們的本意，超過六成的大學生期待自己畢業之後能夠在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立足與發展。

由於總體樣本包含了家庭所在地是北上廣深的大學生，那麼剔除這部分樣本之後，對於家庭所在地在北上廣深之外的大學生，他們究竟是想“逃離北上廣深”還是“紮根北上廣深”呢？數據結果顯示，這部分大學生選擇“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的比例仍然佔到50.0%，選擇“其他大型城市(除北上廣深外)”的比例為31.1%，選擇“中小型城市”的比例僅為9.0%。可見，對於家庭所在地在北上廣深之外的大學生來説，大城市仍然是他們的主流選擇。

與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學生在就業地點上的偏好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在大城市工作仍然是大學生的主流選擇，並且這種偏好呈增強趨勢，選擇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的比例從60.5%上升到63.3%，選擇北上廣深之外的其他大型城市的比例也從14.8%上升到21.3%；第二，傾向於到“中小型城市”就業的比例略有下降，從2015年的8.9%下降到2020年的6.9%；第三，選擇“海外就業”的比例有較大幅度下降，從2015年的6.3%下降到2020年的1.3%。也就是説，2020年僅極少大學生考慮去海外就業，這應該與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有關，更多青年人對中國國內的經濟社會環境產生了更大的信心。

總的來看，大學生在就業地點的選擇上表現出較強的傾向性和方向性，大型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成為大學生羣體最青睞的就業地點。**大型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因其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豐富的就業機會以及完備的城市基礎設施等優勢，始終保持着對大學生羣體的巨大吸引力。**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雖然近年來國家對西部、基層以及特殊地區的扶持力度加大，優惠政策增多，也積極出台大學生村官和支教等人才選拔方式，以鼓勵大學生走進西部和農村，但從主觀意願上來看，願意去小城鎮、農村和特殊地區就業的大學生比例仍然偏低，且沒有明顯的增長態勢。

▍工作的意義：現實責任與理想價值並重

如何理解工作的意義，為了什麼而工作，這是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的核心。“00後”大學生的成長背景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一是成長於中國“富起來”的歷史進程之中，物質條件比較豐裕；二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社會競爭逐漸加劇，社會分化不斷擴大，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三是作為“移動互聯網的原住民”，信息獲取能力強，獨立且早熟。

這些成長背景對他們的工作價值觀有着直接的影響。首先，他們對工作意義的定位不只停留在物質層面，物質需求不再是他們最迫切的需求，而是更注重精神層面的價值追求。其次，市場化的競爭環境賦予他們較強的現實意識和務實精神，這種理性務實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取向，而是立足現實社會，在實現物質財富積累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精神價值。再次，他們普遍具有較強的獨立意識，追求個人自由。

（一）重視家國責任，追求理想價值

2020年的數據顯示，在對工作意義的理解方面，認為工作是“權宜之計”的大學生佔比很低（2.3 %），認為工作是“人生必經階段”的大學生比例為19.5%。這説明**對大部分大學生而言，工作不再只是滿足個人基本生存的一種簡單的經濟活動，而是指向了更高階的價值性意義。**23.6%的大學生認為工作是“履行家庭與社會責任”的需要，即注重工作意義的責任取向。22.4%的大學生將工作的意義理解為“實現個人理想”的需要，即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23.8%的大學生認為工作是“實現個人自由的工具”，即將工作作為實現個人終極目標的工具。此外，還有8.4%的大學生將工作的意義理解為“人生體驗”

可以發現，一方面，當代大學生非常看重工作的精神價值，希望通過工作實現個人理想和個人自由；另一方面，當代大學生並非一味追求個體價值，也會看重工作的物質意義，以及對於履行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的意義。總體而言，在工作意義方面，大學生同時注重現實責任與理想價值的實現。

與2015年相比，2020年的調查數據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首先，選擇將工作看作“實現個人自由的工具”的比例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11.7%上升到23.8%；第二，將工作的意義理解為“在工作中實現個人理想”的比例有所下降，從28.4%降低到22.4%。這説明在對工作意義的理解方面，相比於“95後”，“00後”大學生更加追求通過個人奮鬥實現個人自由，而不只是對現實目標的追求。

（二）211高校生最看重工作的精神價值，專科生最看重工作能否解決生存問題

比較不同學校層次的大學生對工作意義的理解可以發現，211高校的大學生最看重工作作為“實現個人自由的工具”（27.7%），其次是“在工作中實現個人理想”（24.0%）；一般本科的大學生最看重工作作為“實現個人自由的工具”（25.2%），其次是“履行家庭與社會責任”（24.1%）；專科學校的大學生最看重工作作為“人生必經階段”（24.9%），其次是“在工作中實現個人理想”（24.1%）。由此可見，211高校的大學生最看重工作的精神價值；一般本科的大學生除了注重工作的精神價值之外，也注重履行家庭與社會責任；專科學校的大學生首先將工作作為生存的手段，其次才是追求工作的精神價值。

▍後疫情時代的就業預期：就業信心低迷，就業彈性放大

為了更全面地譜繪後疫情時代下大學生的就業認知，以及更準確地把握大學生的就業態度，在2020年的調查中，我們還設計了關於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大學生對就業形勢的認知和就業態度相關的指標。總體來説，後疫情時代大學生的就業認知呈現出以下兩個特點：“自我效能感偏低”和“物質主義取向”。

（一）自我效能感偏低：未來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大學生的就業認知呈現出了“自我效能感偏低”這一關鍵特徵，這種就業預期中對自我能力的不自信和不確定感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對就業形勢的負面認知。**72.2%的大學生同意“未來兩年的就業形勢將非常嚴峻”，僅有6.3%的大學生對就業形勢仍持樂觀態度，可見大學生會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調整對就業形勢的判斷與預期，後疫情時代下的“就業難”已成為大學生的普遍認知和共同困境。

**其次，對求職的不自信與妥協。**對於“我相信我畢業時能找到一份令自己滿意的工作”這一説法，超過半數（52.5%）的大學生持中立態度，不同意的佔17.6%，表示同意的僅佔29.9%，這反映出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的信心缺乏和信念缺失。對於“由於新冠疫情的原因，我會降低求職預期”的説法，“同意”的大學生佔21.7%，持中立態度的佔38.4%，不同意的佔39.9%。可見，堅持自己求職預期的大學生僅佔四成左右，這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形成的“就業難”困境，對大學生的擇業效能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大學生對自我發展表現出不確定和不自信，出現了集體“焦慮”情緒，進而降低了就業期望。

**最後，對職業規劃的迷茫態度。**同意“我對自己的職業有清晰的規劃”説法的大學生僅佔29.9%，其他大學生均表示“一般”或“不同意”。可見，低自我效能感下，大學生在職業規劃和選擇上出現了普遍的“迷茫”困境。

總之，後疫情時代下嚴峻的就業形勢已成為大學生的共同困境，在就業預期方面，大學生呈現出了低自我效能感的傾向，表現為就業信心的低迷和對個人發展的不確定。“焦慮”“迷茫”成為後疫情時代大學生的普遍心聲。

（二）物質主義取向：薪酬待遇最剛性

後疫情時代下大學生就業心態的另一關鍵特徵是“物質主義”的取向。

本次調查考察了大學生在找工作過程中是否能接受在行業、崗位、工作地點、薪酬待遇、企業性質五個方面的妥協。結果顯示，大學生接受妥協的佔比在行業（59.1%）、崗位（70.2%）、工作地點（60.7%）、企業性質（67.1%）四個方面頗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薪酬待遇上，選擇“不妥協”（50.4%）的大學生比例卻略高於“妥協”（49.6%）的比例。

這反映出大學生就業態度的兩個特點：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大學生對就業形勢整體呈現出消極的認知態勢，因此表現出較低的求職預期和在多方面願意妥協的態度，呈現出從“找好工作”到“找到工作”的心態轉變；其次，大學生對於薪酬待遇的堅持和不妥協，反映出了物質主義價值觀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大學生中的糅合與矛盾。

2020年的調查涉及的大學生以出生於2000年前後的青年為主體，他們從小在“温室”中長大，物質條件較為富足，生活保障較為全面，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對自由的追求、對個人興趣和發展的重視、對參政議政的表達熱情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取向；但在就業認知上，大學生羣體的主流取向仍是物質主義價值觀，這集中表現在對物質目標的追求上。此外，大學生對薪酬待遇的堅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在突發的重大公共危機下，長時間的“封城”、經濟生活的暫停，一定程度上讓青年人感受到了新“物質匱乏”。各行各業的發展困境，從業人員的生存艱難，就業環境的嚴峻趨勢，這些都使得重視生存保障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大學生羣體中回暖，並因此在就業過程中表現出對薪資待遇等物質條件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