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北約東擴是否早有預兆？——全面解析本輪俄歐安全危機前因後果（下）_風聞

烏克蘭危機後的常規武裝力量重新對峙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後，從一方面看，克里米亞的迴歸，俄羅斯的軍事變願人員在烏克蘭東部地區的介入，清晰地表現出俄方不顧自己在國內外諸多問題上的困難，堅決抵制西方影響在烏克蘭擴展的決心。而在另一方面，針對烏克蘭這樣一個非成員國來説，北約當時也並沒有做好直接軍事回應的準備，甚至，此刻俄羅斯如果進一步干預烏克蘭和其他地區事務，北約也沒有特別的應急計劃。可以説，烏克蘭危機實際上激發起了美國與其他北約成員國的政治意願，要求“重新審視北約對歐洲安全的根本承諾及美國的領導作用”。

然而，直到2016年春天之前，有關在東歐加強軍事存在的部署，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動議，暫時還不涉及整個北約。北約當時主要還是專注於東歐地區的常規軍事演習、部隊輪換，以及至多開始考慮在波蘭西北部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司令部的問題。2015年6月，五角大樓發言人詹姆斯•布林德曾指出：研究向東歐調遣重武器計劃的只是美國，而並非北約。他強調，“這是美國的計劃”，北約與之沒有關係。因為當時儘管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積極推動北約對俄羅斯的行動做出反應，但是德國“凍結了加強北約在東歐軍事存在的提議”。德國前綠黨議會黨團主席于爾根•特里廷稱：“在東歐部署坦克將令俄羅斯一北約基礎性文件受到威脅”，他提議，默克爾應該拒絕美國建議，不要“給烏克蘭危機再火上澆油”。新歐洲盟國中，如保加利亞則表示：談論加入美國倡議為時尚早，因為“保加利亞政府沒有收到可以討論的建議”。

但是，到了2016年之初，形勢發生了變化。據透露，北約出兵的決定，實際上在2016年2月已經形成。約月31日，美軍駐歐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宣佈：“北約和美國將把它們在東歐的防務原則，從確保戰略轉變為威懾戰略，以應對‘正在復興和咄咄兩人的俄羅斯’”。在此之前,美國國防部已經宣佈，從2017年開始，美國將向東歐額外派遣4000餘人的裝甲旅和各種支持性裝備。當被問起北約成員是否參與之時，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説：“我們希望如此”。2016年6月，北約防長會議通過決議，確認在原有駐軍基礎上，更大規模地增加在東歐和波羅的海的駐軍。7月上旬，北約在華沙舉行峯會，正式批准了作為對烏克蘭局勢“有限回應措施”的整個北約的軍事行動。到了2016年10月28日，在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期間，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正式宣佈：“北約向東歐增派4000名軍人。”

（一）北約軍隊的重新部署

華沙北約峯會所確認的駐軍計劃，其內容包括：向波羅的海國家派出四支部隊一一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每國各一支，共四支多國營；每營一千人，實行輪換（按斯托爾滕伯格的解釋，這樣做，是為了不與“俄羅斯與北約基本文件”的規定相牴觸）；將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的人數擴大到了原來的三倍,達到4萬人；設立規模為一個旅的先鋒部隊（擬駐紮在羅馬尼亞），作為快速反應部隊的一部分；在北約東部建立8個小型司令部；在東歐的多國部隊,由北約核心大國負責（在波蘭的北約駐軍將由美國領導，在波羅的海三國的分別由加拿大、德國和英國負責）；大國落實預置裝備、補充預警和情報手段；還將在當地防禦性地部署更多武器；**值得關注的是，本次峯會邀請了兩個中立國一一北約夥伴國瑞典與芬蘭一一的領導人蔘加。**近年來，北約越來越積極地對這兩個國家進行入盟的遊説。

這是北約在冷戰結束之後規模最大、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調整。奧巴馬在峯會結束講話中曾解釋道，這是因為“在北約70年的歷史中，可能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同時面臨一系列的挑戰一一安全、人道主義和政治。”

（二） 歐洲成員國的不同立場

華沙峯會前夕，當時的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剛剛警告過，不要"用動靜很大的武力威脅和戰爭叫囂”來加劇緊張關係。但是在華沙峯會上，還是推出了一連串冷戰終結以來最大規模的北約強軍計劃。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西格馬•加布里爾質疑道：“我們必須自問，如果雙方在邊境上舉行軍事演習、增加兵力並相互威脅，世界是否真會變得更好”。法國總統奧朗德則明確表示：“北約沒有權力對歐洲應與俄羅斯建立怎樣的關係指手畫腳。對於法國來説，俄羅斯既不是威脅，也不是敵人。”捷克總統澤曼公開對在四國派駐北約軍隊表示質疑。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代表也認為，北約應當考慮改變對俄立場，與莫斯科展開對話，“華沙峯會不是為了反對誰，這不是論壇的宗旨”。但是據報道，也有法國官員表示：“北約峯會通常都是99%的麻煩和1%的歇斯底里。這一次完全不是，算是一個達成共識的峯會。”

（三） 俄羅斯的反應

俄羅斯常駐北約代表亞歷山大•格魯什卡表示：北約在東部地區的行動“具有對抗性質”，“俄羅斯將被迫對北約的行動做出反應”。囱在華沙峯會之前，格魯什卡就通過媒體反駁了斯托爾滕伯格所提出的理由。首先，他明確表示：“北約在東部採取的舉措只會令局勢惡化。實際上，這是用軍事手段（例如官兵輪值和大型演習）來打造新的分界線，妨礙大歐洲項目的落實，並加強歐洲國家對美國的依賴。”格魯什卡指出：“北約在冷戰結束後的所有武裝干涉，都導致了極為沉重的後果。”他列舉了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2003年許多北約國家參與伊拉克軍事行動，以及2011年轟炸利比亞。格魯什卡説：“北非當前的局勢和歐洲現在遇到的以移民壓力為首要的問題一一很大程度上是北約行動的結果。北約各國作為集體和個人應對此負責。”頗有意思的是，格魯什卡在尖鋭批評北約的同時，還一再重申了俄羅斯與北約曾在阿富汗反毒合作中取得的成就（運用美國軍方提供的材料），而一旦合作停止，毒品重新氾濫，就令歐洲和其他地區人民遭殃。他也再三強調了2016年6月美俄曾就1972年避免海上意外事故協議舉行的磋商，表示俄方願意繼續這種磋商。

從斯托爾滕伯格和格魯什卡這兩位北約和俄羅斯負責官員的立場看，無論內容還是措辭，無論斯托爾滕伯格還是格魯什卡，在他們堅決表明各自立場的同時，都強調了對方軍事行動目的的有限性，強調了俄羅斯與北約在以往的合作中曾經有過的有益經驗。倒是戈爾巴喬夫公開的表態立場鮮明，他認為：北約正在從“冷戰”轉向為真正的戰爭做準備。他説：“華沙峯會所有説辭無非都是叫囂，恨不得對俄宣戰。北約嘴上只提防守，但實際上它們卻在為進攻做準備。”戈爾巴喬夫的話描畫出了美國一部分政治力量的戰略考量。在華沙峯會前夕的專家論壇上，北約副秘書長弗什博表示：“如今我們懷着惆悵的心情承認，我們轉入了與俄羅斯的長期戰略競爭，因為雙方對歐洲的看法有原則性的分歧。”他説：這意味着北約“已經開始了冷戰後方向相反的新轉型。’’北約將回歸自己的本源一一鞏固自己的東部邊界。

（四）關於“軍事存在規模”和“混合戰爭"問題的爭議

烏克蘭危機以後，美國與北約成員國到底可以在何種程度上做出軍事反應，至少在兩個關鍵問題上俄羅斯與西方存在爭議。

**第一個問題，是1997年俄羅斯與北約基本文件中關於如何界定“軍事存在”的爭議。**按照1997年5月27日俄羅斯與北約簽署的關於《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相互關係、合作和安全的基本文件》的條款：“北約確認：在現在和未來可預見的安全條件下，北約同盟將會通過協作、一體化和增強潛能的方式，來實施自己的防務和完成相應任務，而不是通過增加部署大規模常規作戰力量的方式。”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對於當前北約重新部署軍事力量這一重大變化的解釋是：一、“在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半島和通過武力動搖烏克蘭穩定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要在北約東部增加這樣的軍事存在。我們是在做出回應，而且是有限的回應。”二、斯托爾滕伯格否定此舉有悖1997年簽署的北約與俄羅斯基本文件框架下規定的界限。他説：“北約與俄羅斯基本文件中提到的是（不應部署）大規模作戰部隊。而我們計劃的輪換部隊遠不及任何理智定義下的大規模作戰部隊”。三、斯托爾滕伯格明確表示，俄羅斯既沒有尊重格魯吉亞的主權，也沒有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北約與俄羅斯基本文件也對俄羅斯的軍事存在做出明確限制，但是俄羅斯卻明顯增強了這一存在。四、關於北約軍事行動今後是否擴大，斯托兒滕伯格的態度是：“我們會不斷搞清需求，並且採取需要的行動。我們必須始終有能力保護每個盟友不遭受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致力於與俄羅斯保持更具建設性與合作性的關係”。可以關注的是，儘管有一些專家評論提到了北約的軍事行動有悖於《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的基本文件》，但俄羅斯官方和主要媒體對此的評論，態度還並不那麼激烈。比如，在回答“處於已經變化的情況之中，是否需要對上述《基本文件》做相應調整”的問題時，俄羅斯常駐北約代表格魯什卡的答覆是：“我們提出建議了。尤其是曾提出有關’大規模作戰部隊’的條款相當模糊不清。俄羅斯曾要求解釋’大規模作戰部隊’具體指的是什麼（基本種類的武器裝備數量）。但北約方面沒有做出回應”。旬看來，俄方負責官員的回答，僅僅是“提出建議”、“要求解釋”而已，在北約相當規模的軍事行動背景下，俄羅斯的反應還是有限和謹慎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應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地區所發起的所謂“混合戰爭”。

烏克蘭危機以後，歐洲安全領域出現了一個令各方專家熱議的新詞：“混合戰爭”。有趣的是，對立中的雙方都使用“混合戰爭”的類似概念，用來指責對方故意模糊不清的軍事行動。俄羅斯專家認為：“2013年底在烏克蘭成功挑起一場’混合戰爭’的是美國，其目的是用傀儡政權來取代政府”，“‘混合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是著名的’第五縱隊’一一有敵人操縱的影響力巨大的代理人一一也包括讓反對本國領導層的政治力量合法化一一國家機構重建秩序的合法行動被譴責為是違反人權和對民眾的壓迫。”

但是，2015年3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也説過：“我們的全面方案也包括混合要素。我們採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混合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的穩定。而其他人這麼做則是為了令國家動盪。一一因此北約必須準備好，能夠對這一新的現實做出反應。”為什麼斯托爾滕伯格可以認為“我們”採用“混合戰爭”因素是為了國家穩定，而“其他人這麼做則是為了令國家動盪呢？”是“先進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決定，還是更為強大的軍事戰略力量和不對稱的結盟關係所決定的呢？到了關鍵時刻，一向出語謹慎的北約秘書長，看來也還是會露出端倪。事實上，2011年中東危機後敍利亞戰爭事發，敍利亞戰場早就已經變成了各國武裝人員以“混合戰爭”方式大量潛入的“國際戰爭”了。烏克蘭危機中的“混合戰爭”現象，乃不過是這一連串事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除此之外，按照塞繆爾•查拉普的觀點，西方誇大了俄羅斯已經將“混合戰爭”作為自己主要軍事方法的事實，這只不過是西方本身的懷疑而已，而並非是俄羅斯戰略思想的現實。倒是連斯托爾滕伯格也承認：他沒有發現“俄羅斯打算侵略哪個北約國家”。

（五）北約與俄羅斯在其他地域正在醖釀中的對峙

值得關注的是，北約不僅已經宣佈在歐洲東部地區的軍事部署，而且在其他地區，北約與俄羅斯的軍事對峙也在醖釀之中。

先來看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挪威《廣告報》2016年10月的報道稱，該國領導人正在研究在特隆赫姆附近的基地部署32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問題。俄羅斯學者穆欣認為，挪威媒體去年冬季曾報道，五角大樓在挪威某山洞秘密存儲坦克、火炮和其他軍事裝備和彈藥，相比之下，目前300名軍事人員的數目並不算少。不能排除在這些山洞也許還儲藏着未被列入俄美核裁軍協議的戰術導彈。穆欣指出，北約計劃從2020年起，讓F-35部署在波羅的海的北約空軍基地。那麼，只需要幾十分鐘就可以飛到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俄軍高級指揮機關的大本營。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必定要採取反制措施。

再看北極地區。美國專家已經提出了下一次危機有可能發生在北極的警告。**一方面，俄羅斯正在加緊提出在北極地區的領土主權聲明，另一方面,美國、加拿大、丹麥和挪威這些同北冰洋接界的國家也會相應提出自己的領土主張。**問題的焦點在於：其一，海冰融化之後，俄羅斯如何確保領土安全出現了新挑戰：俄羅斯陸軍在歐洲佔有明顯優勢，因為他們能夠自由調動。但是，就俄海軍而言，已經失去了在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主導權，它也無法確保能夠進入地中海和大西洋，聖彼得堡的海路通道也明顯會受到北約的威脅。所以，俄羅斯海軍如何從各個北極基地進入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就成了關鍵。其二，2016年北極海冰的覆蓋面降到歷史最低。因此，未來幾十年從北極地區獲取能源和食物的極大可能性、以及東亞和歐洲之間的較短運輸路線，對相關國傢俱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三，2016年8月，俄羅斯已經向聯合國大陸架界線委員會（CLCS）提出了有關文件，論證其對北極大片土地的領土要求。俄希望在當地資源的勘探、開發、管理和保護方面擁有主權。今後的變局在於，如果俄羅斯的申索要求得不到CLCS的批准，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令人關注。

包括本來有可能成為合作空間的阿富汗，也在出現新變化。北約盟國主張在阿富汗的反恐訓練任務延續到2017年，並承諾財政資助阿富汗軍隊直到2025年。北約將在阿富汗保持1.2萬名士兵的存在。俄羅斯駐北約代表格魯什卡認為：俄羅斯與北約雖然在反恐形勢的嚴重性問題上有共識，但並不贊同北約對阿富汗地區的“伊斯蘭國”和塔利班控制區域的數量分析。看來，意見分歧正在明朗化。

總結上述北約與俄羅斯常規武裝力量新的對峙形勢，需要關注的問題是：第一，由於對1997年北約-俄羅斯《基本文件》所規定的內容存在不同看法,冷戰後歐洲安全基本制度中的關鍵文本，已成為有待解決的迫切問題。第二，北約內部儘管紛爭不斷，但是2016年華沙峯會所作出的在東部地區的軍事部署，反映了北約內部要求對俄採取更強硬立場的意見佔有上風。可以注意的是，北約內部如何在協調不同立場。比如，鑑於法國、比利時和土耳其等國事實上更加關注來自“伊斯蘭國”崛起和敍利亞戰場，為此，北約做出的一個妥協是：北約不參加打擊“伊斯蘭國”的空襲，但是，將向反“伊斯蘭國”國際聯盟提供機載預警和控制系統所獲得的情報，以此來換取所有成員國對北約其他統一行動的支持。第三，俄羅斯對於北約新軍事部署表現出強硬立場，也有能力採取應對措施，但是，雙方仍在一系列功能性領域進行合作對話。例如，華沙峯會後關於俄羅斯與北約在空中和海上緊急遭遇時的危機防範協商，以及關於阿富汗事務的討論，還是透露出雙方願意維持對話的節制態度。誠如盧基揚諾夫所説：“25年的‘無衝突期’已經結束”，但是“政治領導人接下來的任務是控制風險，這種技巧需要重新學習。因此，讓我們打開應答機（軍機飛行時必須打開應答機，以避免誤判），繫好安全帶吧。”2017年2月的北約峯會上，由於新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的親自與會，不僅在逼迫北約成員國必須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2%水平的問題上,而且在承諾部署羅馬尼亞旅等一系列新的擴軍安排上，都表現出了與俄羅斯強硬對抗的新態勢。對於形勢的急轉直下，俄羅斯駐北約總代表卡魯什卡一方面聲明，對於北約的蠻橫立場，俄羅斯必須做好“長期對抗的打算”；但同時他還是表示：美俄在巴庫關於兩軍參謀長層次的合作，以及在敍利亞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協作，“不應該被一筆抹殺”。

“特朗普新政”與北約的前景

總的來説，近年來對於北約的走勢，大體可以歸納為兩種估量和分析：**立場之一，認為美國對俄策略已經失敗，應該重新考慮北約的存留。**在這一立場之下的第一種意見認為，當前西方對俄戰略已經陷於全面困境：無論是希拉里•克林頓所主張的與俄羅斯“強硬對抗”，還是特朗普主張的哄騙普京以達成交易的策略都完全不得要領。包括自由派所指望俄羅斯會變成一個友好民主國家，以及能徹底打敗俄羅斯並使之邊緣化的政策也都應叫停。因為，普京現在正站在幾百年來俄羅斯對外政策傳統和俄式世界觀的主流立場，深得廣大精英和民意的支持；同時，俄羅斯也掌握着停止敍利亞這場人道主義災難並重啓持續談判的關鍵；正當美國試圖孤立俄羅斯之時，卻反而使它甘於冒險，並迫使西方進行談判。這一派的總體立場認為：面對着多種制俄措施失效的局面，更加麻煩的是西方內部的高度意見分歧。

**這一立場中的第二種觀點認為，美國應該退出北約。**就像美國凱託學會的高級研究員特德•蓋倫•卡彭特(TedGalenCarpenter)所提出的：一方面,與二戰和冷戰時的局勢相比，歐洲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安全環境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歐洲民主國家的GDP已經超過美國；“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所帶來的威脅，與過去蘇聯的威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歐盟的人口是俄羅斯的三倍，經濟總量是俄羅斯的近十倍”。同時，北約擴員，像臉書上添加好友一樣隨意。例如美國與最近的新成員國黑山的安全利益完全是不對等的，對等地保障各自的安全利益又從何談起？此外，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和美國的防務費用不對等，美國已經達到GDP的4%,而歐洲成員仍然只佔到1.6%。這只是美國不應再繼續承擔義務的理由之一。卡彭特認為：“我們早就應該進行全面評估，甚至考慮最激進的選擇：美國從(北約)聯盟中退出。”

在這一立場中，還包括第三種看法，認為俄羅斯橫豎沒有出路：即使美俄和解，也不會對普京有幫助。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凱南研究所副所長威廉•波梅蘭茲(WilliamE.Pomeranz)認為：即使是美俄關係取得和解，依然將給普京留下極大難題，因為普京是靠着反美和相應的對抗路線取得民眾支持的，如果美國主動撤銷對俄羅斯的制裁，那麼，這個“最極端的醜化對象的突然消失”，會導致俄羅斯再去尋找敵人；但是，即使俄以歐洲、伊斯蘭國等作為取代美國的“敵人形象”，都不會像美國那樣容易激起俄羅斯人民的羣情激昂。這一觀點，實際上是主張美國放棄對俄的強硬態度，與特朗普的主張暗合。

但是，美歐內部爭議中還有更為顯著的另一種影響廣泛的立場，主張北約要以更加強硬的聯盟戰略來對付俄羅斯。

這一派立場當中，還可以細分出兩種意見：前者側重於“強硬”；後者側重於“遏制”。持第一種主張“強硬”立場觀點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數。目前，北約軍事部署的出台，就是一個證明。他們認為，面對“俄羅斯的威脅”，歐美必須團結一致，強硬應對。巴德學院地緣政治戰略教授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認為：當“普京的賭注是西方將會退縮”時，奧巴馬總統不想與俄羅斯為敵，默克爾總理也不想。一一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普京將會繼續擴大其優勢，利用我們的軟弱。一一我們面臨着一場非常嚴重的危機。但是，這將促使我們重新確定西方的含義與邊界。這一意見，不排斥更為進取和擴張式的強硬立場。同時至少還包含着以下的一些判斷：其一，在西方不少地緣政治學者看來，一個衰落的俄羅斯更具有威脅性，因此，更需要聯合起來堅決應對。其二，即使國際石油價格恢復到100美元/桶，但由於俄羅斯在歐盟貿易中的比重還會下降，今後一段時間內，俄羅斯與歐盟的經濟合作水平還會低於烏克蘭危機之前，特別是由於俄羅斯自身經濟結構中的問題，其對歐洲影響有限，因此不必害怕與俄羅斯的強硬對抗。旬這一種觀點的結論是，北約的強硬立場有可能獲得勝算。

這一立場中的第二種意見認為，作為北約的戰略對策，應該重回凱南式的遏制戰略。這派意見首先認為，如果以為通過政治和經濟的接觸，加上軍事遏制，最終能夠説服俄羅斯願意建立更具建設性的關係，這是“將主觀願望凌駕於經驗之上”。其次，事實也表明，以往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試驗已經失敗，因為俄羅斯最害怕被融入西方。而西方對俄羅斯的包圍，反而是普京所需要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效的對策將不會是羅斯福式的將俄羅斯拉回國際大家庭，也不是簡單的包圍，而只能是：重回凱南式的遏制。至於如何遏制？一種觀點認為，必須在俄羅斯顯示力量的一切地方反對它，包括烏克蘭、敍利亞和網絡空間。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需要通過自己的優勢（特別是北約），同時利用俄羅斯的弱點，包括它日益惡化的經濟和它對海外意識形態缺乏吸引力。所以，遏制戰略的要點應該是：第一，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凱南式遏制的持續耐心；第二，相信西方優勢和俄羅斯所面臨困境的堅定不移的信念；第三，維護西方的團結。只有這些才是成功的關鍵。

一直到2017年2月慕尼黑北約峯會舉行，美國新任副總統彭斯在會上明確表示，美國將堅定不移地支持與北約的盟友關係。包括美國一系列政要出訪歐洲，為北約盟友打氣，説明美國已經開始逐漸擺脱“大選效應”，回到維持與北大西洋盟友關係的傳統立場。對於美國大選以來特朗普團隊在北約問題上的這一戲劇性變化，俄羅斯學者穆欣在他領銜的研究中心所發表的報告《北約：實力與意圖》中曾這樣預言：“美國企圖通過誇大外部威脅來維持對北約的掌控。因為知道打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分子對北約來説是一場艱鉅的任務，所以美國就選擇另一個簡單的做法：重提’俄羅斯威脅論’。”

為了理解慕尼黑峯會之後美國政治精英層的立場與心態，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2月底由美國外交委員會在華盛頓DC所舉行的一場題為“對手？夥伴？或兩者兼有？”的政策討論會。這場重要的公開討論會，其主講者中有安琪拉•斯坦特、伊福林•法爾卡斯、斯蒂芬•塞斯坦諾維奇、查爾斯•庫普錢等著名學者和專家，他們不是前美國駐外大使，就是國家安全關員會的前高級顧問，或者是長期在白宮負責情報工作的學者。因此，這次會議被與會者戲稱為關於俄羅斯問題的“準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儘管這場政策辯論會的主講者們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工作經歷，對於俄羅斯問題也有着不同的認知，而且辯論會也主張美國應該以更加客觀的立場看待俄羅斯，不應該像前總統奧巴馬那樣使用“藐視的語言”對待俄羅斯與普京，但是這次會議明顯佔優勢的觀點是：第一，美國與俄羅斯之間在價值觀念、地緣政治利益，以及對於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等方面的高度對立，決定了俄羅斯是對美國的巨大威脅；第二，儘管作為歐洲主要國家大選年的政治前景非常複雜，但是必須抓緊時機，強化美國與歐洲盟友之間的安全與政治合作，而其中，鞏固北約是當務之急；第三，不僅現有對俄的制裁措施要堅持，而且要改變在烏克蘭等問題上僅有“明斯克協議”、“諾曼底機制”，不能夠僅由俄羅斯與歐洲來維持現狀的局面，應讓美國實質性參與，進一步發揮作用；第四，放棄對於通過調整中美俄“大三角”關係阻遏俄羅斯的過高期望。這場會議所表現出的對改善俄美關係的悲觀傾向，與白宮班子正在經受“通俄門”嚴峻考驗的政治角逐，互相呼應，體現出美俄關係與歐洲安全格局未來走向的難見樂觀。

結語：北約、歐洲安全與俄羅斯之爭的歷史比較

從相對較短時段來看，國際學者較為關注的是冷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俄多次緩和與“重啓”對於歐洲安全的影響。實事求是地説，儘管東西方之間在歐洲呈現多年高度對抗狀態，但是，畢竟還是有過不少次或多或少的和解。雖然東西方之間在意識形態、戰略利益以及未來歐洲國際秩序的構建方面，各自的主張南轅北轍，嚴重牽制着和解的形成，然而，畢竟一而再、再而三的“緩和”與“重啓”，使得大規模的歐洲戰爭不可能再輕易地發生。當今形勢之下，似乎對抗局勢又在捲土重來，但是，回顧歷史，東西方之間頑強不息地追求和平的努力，始終還是給當前事態的進程留下了重要啓示。

2017年2月慕尼黑會議前後的國際輿論中，又一次出現了關於“新雅爾塔”和“新赫爾辛基”一類有關未來國際安排的辯論。顯然，這裏有兩個重大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地緣政治在當今變局中的作用。**普京在2016年瓦爾代論壇的大會講演中提到，“地緣政治因素比之意識形態更重要”。普京的這一論斷迄今還並沒有太多為國際輿論所議論。但當,國際變局中，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因素孰輕孰重的話題，值得人們深思。雖然，非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一度主導冷戰後的國際發展，但是，一方面，意識形態可能是很難被“勝利者”所主動摒棄的，另一方面，地緣政治利益博弈從來沒有為意識形態的去留而消失，相反，是愈演愈烈。所以，普京的這一斷語點出了事態的要害。

**第二個問題，對於北約東擴背景之下的歐洲安全格局的發展趨勢而言，二戰以來幾十年的國際遺產和經驗教訓，雖然值得總結，但是多少還是顯得時間短暫，因而未能觸及更為深刻層面的結構性變化。**這意味着，需要根據更長時段的觀察進行總結和反思。

國際間關係的千年歷史上，大概只有兩個歷史時段的變化，堪與今天北約東擴的龐大規模與聲勢相比擬。其一，是公元十一直至十三世紀延綿了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其二，乃是發生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的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崙擴張戰爭。這幾個歷史時段中，場面宏闊的多國進程的共同點在於：無論是十字軍多次東征企圖要建立的天主教一統天下，無論是拿破崙想要建立的歐亞帝國，還是北約東擴所期待的世界“民主共同體”的形成,都是旨在建立普世性的一元論為基礎的不同形式的帝國體系。但是，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只是加速了一個伊斯蘭、東正教，和西方天主教勢力並存的多元世界的趨勢；拿破崙企圖“以強力”推廣民主的擴張戰爭，同樣也沒有導致單一的歐洲民主世界的出現，反而導致了一個由俄羅斯參與、甚至是一度由俄羅斯左右局面，與英、普、奧、有共治的維也納體系的誕生一一正是這樣一個多元的體制在歐洲維持了被稱為“百年和平”的較長時間和平。**至於今天的北約東擴是否會重蹈歷史的覆轍：由一元主義的追求為起點，最後總是落得個多元力量並存的結局，似乎還尚待進一步的觀察。**但是，以一元論為主軸的單邊主義擴張不合時代潮流，確實是難以違拗的事實。即使是擁有號令天下的軍事實力，即使是有着拉幫結派的多方聯盟，也即便是擁有久經磨礪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體系，一旦不思進取，抑或濫用權力，總是會落到一個難以收拾的地步。

以多元共存代替以往一元主導的格局，乃是一個從未經歷過的歷史大變局。若非經歷漫長而曲折的路途，難以設想會有任何斬獲。尤其是身處於未知前程的變化中的世界，所需要的可能不僅是力量和勇氣，往往還更多地有賴於思想的健全與創意，方能編織出未來的俄羅斯、北約與歐洲安全格局的一幅清晰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