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殖民、氣候危機與日益加劇的世界糧食危機_風聞

2022年05月18日 13:26 澎湃新聞

　　編者按：在全球的動盪局勢下，小麥價格創下了歷史新高。在西方國家搭建的全球糧食交易體系中，全球南方國家將承受更為嚴重的衝擊，戰爭也導致了營養不良人口的飆升。然而，穀物交易商正準備在收成不佳的情況下收穫豐厚的利潤；在獲利者的操縱背後，可能湧現出新一輪的政治動亂、大規模饑荒以及一系列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本文原載於《波士頓書評》，作者Raj Patel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公共事務學院的研究教授，南非羅茲大學人文學科的高級研究員。中譯略有刪減。

　　在第一輛坦克尚未越過俄烏邊境之前，美國的石油工業就開始重複“鑽啊，寶貝，鑽啊”的口號——現在，輪到糧食行業了。2021年，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小麥出口量約佔全球小麥出口量的30%。今年小麥價格創下了歷史新高，約為每蒲式耳12.94美元（年初報7.55美元）。據《金融時報》報道，美國農業服務局正在考慮放鬆聯邦政府對土地的限制。“挖啊，寶貝，挖啊”成為了保守派的新戰爭口號。

　　當地時間2022年3月15日，克里米亞，工作人員在糧倉傾倒穀物。 烏克蘭衝突衝擊全球穀物市場，導致糧價攀升、食品價格上漲。　　糧食價格上漲會導致更多的人捱餓，而“挖掘”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種植新的小麥無法解決俄烏戰爭造成的營養不良問題。美國冬小麥的季節已經結束。在更遠的北方，只有少數加拿大農民在為春季收穫費心地種植更多的小麥。即使農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調整季節、土壤和雨水，春小麥也需要四個月才能長好。市場已經在為穀物短缺定價，世界各地穀物交易櫃枱上的莊家們正準備在收成不佳的情況下收穫豐厚的獎金。

　　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計算，在最壞的情況下，到2026-2027年，糧食價格將額外上漲8.5%。受困於營養不良的人數將增添1310萬人，他們中大多數將集中在亞太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

　　在2014年，令人震驚的統計數字報告顯示，全球有6.069億人營養不良：約佔全球人口的8.3%。諷刺的是，那可能會成為21世紀人類最接近結束飢餓的時刻。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間，營養不良的人數增加了1.18-1.61億。儘管目前2021年的數據尚未完善，但全球南方的營養不良情況已經加劇。美國農業部的預測表明，2021年全球營養不良的人數大約增加了7%；而俄烏戰爭又增加了800-1300萬營養不良人口。與此同時，非洲之角日益嚴重的乾旱使2000萬人面臨着遭受飢餓的危險。到2022年，如果全球“僅”有8.3億人每天攝入少於2100卡路里，那就足以稱得上是“幸運”了。

　　戰爭放大了各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對於疫情的應對不足，戰爭引發的糧食價格上漲和飢餓可能引發動亂。就像過去的糧食價格飆升引發的種種事件：包括2010年的抗議示威，以及2007-08年從海地到意大利的糧食抗議浪潮，以及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騷亂。唯一不同的是，這次的情況可能會更糟。

　　2010年以來飢餓史上曾發生過的黑暗故事，可以為當今緊急情況的複雜性提供教訓。那一年，北半球高速氣流的劇烈波動造成了兩場天氣災難：一場發生在巴基斯坦，另一場發生在俄羅斯。當巴基斯坦五分之一的地區被洪水淹沒時，人們卻難以在新聞頭條中看到相關信息。然而，當2010年6月至8月，俄羅斯上空出現熱穹，導致5.5萬人死亡（主要是由於野火造成的空氣污染）時，這一消息傳遍了全球。當時，熱穹被稱為五百年一遇的事件；據預測，到2100年，這樣的熱浪每兩到三年就會在歐洲和北美髮生一次。

　　在俄羅斯，嚴重的高温和被大火燒焦的土地受到了工業化農業循環的影響，據悉該循環有利於松林和穀物的種植。俄羅斯佔到了全球圓木貿易總量的10%以上。松樹常被用於商業種植，因為它們能製造良好的木材，而且比其他商業樹種更為耐旱。然而，在工業規模等問題上，松樹的缺點暴露無遺。

　　商業化種植的松樹林選擇了相同樹齡的樹木，方便種植和收穫。想象一下，田地裏同樣高度的樹木呈幾何狀排列。由於缺乏古老森林中複雜的物種組合以及不同樹齡的樹木，這些年輕的松樹在高温下迅速燃燒，成為了完美的火種。

　　食物也慘遭燒燬。晚春收穫的玉米、向日葵、馬鈴薯和甜菜等作物比冬季和早春的糧食作物需要更多的水。在蘇聯時期，晚春作物的種植受到嚴格管制。嚴格的作物輪作規則，使土壤能夠重新獲得在以前的輪作中流失的水分。此後，市場取消了政府對於“在何時可以種植某些作物”的限制。

　　許多在2010年受災最嚴重的地區，在過去十年中的八到九年都種植了晚春作物。相較於這些地區，那些在過去十年中少量種植晚春作物的地區的收成要好得多。乾涸的土地和氣候變化將這些地區遭受熱浪的風險提升了13倍。在自由市場的信號下，人們為了採水而導致土地變得更加乾涸，並引發了更嚴重且廣泛的熱浪。

　　很多時候，氣候變化和資本主義對於種植災難的影響是難以區分的。全球糧食系統的經濟狀況無疑是土地易燃的罪魁禍首。然而，有時我們卻很容易發現資本主義如何加劇了災難的影響。

　　2010年8月初，隨着大火蔓延，嘉能可國際穀物公司（Glencore International grain Company）位於蘇黎世的穀物貿易部門呼籲俄羅斯政府實施小麥出口禁令。大火降低了西伯利亞穀物帶的收成預期，已經處於高位的小麥價格則讓穀物交易商陷入困境。交易員們認為，他們會獲得便宜的糧食來履行他們的合同，而火災導致的價格飆升意味着他們在每次交付小麥時都會損失巨大的金額。如果莫斯科宣佈禁令，交易員就可以在合同中援引不可抗力條款，並表示違約“並非他們的錯”，也可以由此擺脱困境。根據這樣的條款，交易員可以放棄他們“有欠考慮的押注”，就好像他們從沒有下注那樣。在嘉能可公司上訴兩天後，俄羅斯宣佈了一項出口禁令。小麥價格達到了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整個世界貿易體系中，歐洲殖民化、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債務為導向的干預”形成了某種交換規則體系，並通過價格飆升將該體系傳播開去。長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被鼓勵不要種植糧食，也不要浪費資源儲存糧食以備不時之需，而是集中精力生產熱帶出口產品：包括茶、可可、糖、棉花、咖啡、煙草和木材。他們可以用這些產品換取美元來償還他們的債務。如果這些國家急需糧食，那麼市場的靈活供應鏈會為他們提供必需品。在2008年的大衰退之後，國際銀行業的正統派：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要求緊縮開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尤其是燃料價格）正在上漲。國際銀行鼓勵政府讓燃料短缺的痛苦“下沉到國家”，這樣市場就可以發揮其“做出改善的魔力”。

　　當地時間2019年4月27日，莫桑比克Cabo Delgado，這户家庭的房屋已經被颶風摧毀。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6日報道，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OCHA）26日表示，強熱帶氣旋“肯尼斯”25日登陸莫桑比克。目前，已經有3萬人從高風險地區撤離，仍有7萬人處於危險之中。　　莫桑比克在2010年遭受的打擊尤為嚴重。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改變了莫桑比克人民的飲食習慣。白麪包成為當地人的主食，儘管在殖民統治之前，莫桑比克附近沒有自然生長的小麥；而當地的種植從來不能滿足當地的需求。2010年，該國90%以上的小麥都是進口的。俄羅斯的出口供應禁令意味着每日麪包的價格上漲了17%。

　　伴隨着能源和水價格的兩位數增長，麪包成本的飆升引發了一場糧食叛亂。由於警察也面臨着預算緊縮，他們用於人羣控制的物資經費也相應減少。當他們用完了向抗議者射擊的橡皮子彈後，當局改用實彈。從9月初的馬普托開始，有6人（包括2名兒童）被殺。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並蔓延到中部城市奇莫奧。10天后，有600人受傷，13人死亡。

　　從那時起，莫桑比克的糧食不安全狀況指數只增不減，從2009-11年的24.9%增加到2018-20年的31.2%。今年春天來自南非的消息的確令人沮喪。3月份，莫桑比克受到3級颶風貢貝的猛烈襲擊。由於燃料價格高漲，相應的購買力已經下降。該國北部的內戰則加劇了國內的貧困。正如聯合國所觀察到的，與非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一樣，由於小麥價格不太可能快速下降，莫桑比克的小麥需求看起來難以被滿足。

　　對於動盪的預測是合理的。在2008年和2010年爆發的上一次糧食叛亂中，各個社區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做出改變。在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也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抗議活動，農民通過抗議得以推翻與疫情及走私相關的惡劣經濟政策。

　　然而，即使是在印度，希望也在逐漸消失。在莫迪對疫情管理不善的影響下，印度的飢餓狀況出現了災難性的惡化。上一輪糧食叛亂以來的十年內，專制者有機會完善由庇護和謊言構成的霸權。當印度饑荒危機惡化的消息傳出後，該國的政客們迅速而果斷地做出了反應——他們宣佈，該消息並不可信。與此同時，該國的政治階層在最近的地區選舉中實現了近乎不可能的目標——在農民佔多數的地區，以及全國農民領袖反對印度人民黨（BJP）的地區，人民黨仍然獲得了勝利。自上次糧食危機之後的幾年內，在印度以及其他地方，極右翼無情地侵蝕了民主制度，並不斷地壓制變革運動。在下一波糧食起義中，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想象會有比莫桑比克或2008年海地起義更殘酷的、壓制異議聲音的舉措。

　　莫桑比克的殖民歷史、俄羅斯的氣候變化以及世界市場的資本主義，是2008年和2010年數億人走上街頭抗議飢餓的部分原因。但到本世紀20年代，飢餓只會變得更嚴重。殖民主義、氣候變化和資本主義現在又因為四個因素（均以字母C開頭）而惡化：新冠疫情（Covid）、衝突（Conflict）、化學農業（Chemical Agriculture）和瘋狂的機會主義（Craven Opportunism）。

　　氣候變化已經導致美國和拉丁美洲的穀物帶出現乾旱。這與“全世界60%的糧食生產地區將在本世紀末出現嚴重缺水的預測”相一致，此外還出現了各種極端天氣。

　　儘管許多國家準備了大量資金來應對新冠疫情，但它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供應鏈的中斷，以及企業從這些中斷中獲得的暴利，已經提高了主食的價格，這對窮人造成了最大的衝擊。更高的生活費用與長期護理的慢性折磨彼此融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每天被迫在照護、自我剝削、食物和住房之間做出權衡，新冠讓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尖鋭。新冠的負擔將繼續不成比例地落在低收入社區婦女的肩上。

　　當然，衝突在戰爭爆發之前就已經存在。從也門到敍利亞，從緬甸到墨西哥。軍火工業最令人厭惡的武器：殺傷性地雷，已經散佈在世界各地的糧食田內。每一次武裝衝突都會導致糧食供應鏈中斷；農田仍然面對着種植不足、缺少照料的問題；生存所需的糧食來源被切斷；資金從社會保障流向軍事保障；難民被迫依賴遠離家鄉的糧食，這種情況有時甚至長達幾十年。

　　殖民主義既塑造了人們對小麥的品味，也塑造了人們依賴小麥的現代生活方式。印度和阿根廷是全球反季節生產小麥的後備力量，這與英國的殖民利益（以及美國對阿根廷的穀物貿易）密切相關。殖民主義生產的不僅僅是口味，殖民主義的結構成為了向人們投餵食物的手段。值得思考的是，跨越大陸的供應鏈始於15世紀的種族資本主義。斯蒂法諾·哈尼（Stefano Harney）和弗雷德·莫滕（Fred Moten）在他們的著作《未完成》（All Incomplete）中反思了這段歷史，認為物流“將其路徑上的一切轉化為協調了時間和空間的所有權，它是白人的科學，也是關於損失的科學”。

　　當地時間2022年3月12日，印度拉賈斯坦邦，當地農民在郊區收割小麥。13日，印度外貿總局發佈通知，表示立即執行小麥出口禁令。通知還稱，為保障糧食安全需求，向印度政府提出要求並且獲得授權許可的國家，將能夠繼續獲得印度出口的小麥。　　化學農業加強了對殖民地的糧食供應。化學家威廉·克魯克斯（William Crookes）1898年在《好望角農業雜誌》上撰文，闡述了固定大氣中氮氣的緊迫性：“除非我們能把它列為未來的確定事件，否則偉大的高加索民族將不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並將被那些不依賴小麥麪包的種族擠出生存空間。” 化肥對現代糧食制度的重要性只增不降，而化肥行業的市場整合則讓農民缺少選擇。在美國，鉀肥市場完全由Nutrien和Mosaic公司控制，75%的氮肥由CF工業、Nutrien、Koch和Yara-USA控制。隨着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一些最大的化肥出口商已經退出市場。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氮肥出口國（氮肥主要是用大氣中的氮與天然氣製成的），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磷肥和鉀肥出口國，這兩種肥料都是從俄羅斯地下發現的礦石中提煉加工而成的。

　　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市場持續發明新的開採模式。在《穀物之海》（2022）一書中，斯科特·雷諾茲·納爾遜（Scott Reynolds Nelson）提醒我們，小麥合約的全球可替代性並非偶然。在芝加哥交易的小麥可以被在黑海出售的小麥所替代，其中藴藏着一段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佔據統治地位的歷史；這與歐洲為爭取和平、土地和麪包的鬥爭交織在一起。現在，緊縮的市場整合使少數公司處於極端的市場支配地位。

　　在全球範圍內，少數幾家糧食貿易公司負責管理國際貿易的大宗商品。3月25日，當炮彈落在馬裏烏波爾的糧食運輸設施時，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和邦吉（Bunge）公司的股價創下歷史新高，並持續走高。如果德雷福斯（Dreyfus）和嘉吉（Cargill）也成為上市公司，它們的股價也會飆升。

　　雖然大量西方公司（從麥當勞到路易威登）離開了莫斯科，但《華爾街日報》報道説，國際穀物貿易商和化工公司的組合仍然留在俄羅斯。通過援引《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人道主義擔憂，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拜耳公司和嘉吉公司表示：他們將堅持到底，為減少飢餓和痛苦放手一搏，並服務於一個他們“並不喜歡”的體系。當然，這樣的行為會為它們帶來大量利潤。

　　這讓我們看到了瘋狂的機會主義。這場災難為土地和勞動力的剝削者提供了採取額外措施的藉口。從允許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利用化肥短缺在亞馬遜地區的原住民土地上採礦，到歐盟做出推遲減少農藥使用的法律的決定，在食品系統中，戰爭的例外狀態給了所有人許可。

　　據《金融時報》報道，美國農業服務局正在考慮放寬對土地的保護限制。然而，在4月份開闢更多土地用於耕種是愚蠢的。美國的冬小麥在秋天種植，而春小麥的種植僅限於北達科他州和蒙大拿州。

　　在非洲，類似的舉措也在醖釀之中。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主席艾格尼絲·卡利巴達（Agnes Kalibata）在《時代》雜誌上撰文，提出瞭解決飢餓危機的辦法，建議允許非洲農民通過獲得化肥來種植更多的糧食。然而，化肥價格自今年年初以來已創下歷史新高，上漲了30%；另一方面，在過去15年中，AGRA倡導的這一戰略得到了積極推動。

　　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制定了一項計劃：把非洲農民變成美國農民那樣“依賴進口化肥和農藥的商業農民”。他們耗資10億美元的計劃旨在“促進非洲的農業革命”。在由該組織顧問進行的評估中，這一計劃是一個可怕的失敗。蒂姆·懷斯（Tim Wise）領導的獨立評估則不那麼友善。上述計劃始於2006年，目標是到2020年能夠擁有2000萬農户，並使糧食不安全程度減半，但這兩個目標都沒有實現。飢餓率上升了30%；蓋茨的錢和納税人數以億計的支持都沒有帶來成效。莫桑比克飢餓問題的增加與肥料進口的增加有關。如果AGRA的措施是有效的，我們就不會看到當下的情況。

　　那麼，人們可以做什麼呢？可以肯定的是，發展行業中的謊話和自我欺騙並不新鮮，但鑑於最近的IPCC報告再次確認了氣候變化將對全球南方的窮人造成最大傷害的預測，上訴問題顯得尤為可悲，因為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有更好的選擇來應對飢餓問題。對此，我提出了5個解決方案（均以字母D開頭）。

　　倉庫（Depots）：世界貿易組織的負責人已經淪落到要求各國“請”不要囤積糧食，因為如果他們將自己的公民需求置於其他國家之上，全球就沒有足夠的糧食可供分配。但是，自2008年糧食價格大幅上漲之後，甚至世界銀行的顧問也斷言，也許全球南方的政府想要獲得當地的糧食儲備並非什麼不合理的想法。儘管這些儲備可能效率低下，但它們代表着銀行家們對國內穩定的一種投資。目前，某些國家能夠擁有一些人均最多的糧食儲備，而實力較弱的國家則缺少這一選項。

　　多樣化（Diversify）：與其説農作物的同質化是遺傳學的結果，不如説它是金融帶來的結果。商品交易商已經塑造了全球市場，使其提供可相互替代的作物。交易員可以從全球倉庫中履行小麥的合同絕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建立了這個系統。雖然第一個穀物期貨合約是在日本江户簽訂的，但現代全球穀物標準化可以追溯到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它的支持者認為，這些合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價格穩定。實施農作物多樣化將需要各國建立自己的風險和價格管理迴路，但它們不必再以食品行業“賭場老闆”提出的價格來購買“保證”。

　　債務賠償（Debt reparation）：由於對全球北方國家欠下負債，全球南方國家很難有機會制定自己的經濟政策。新冠疫情使得南方國家更加難以償還這些高利貸。蘇里南、伯利茲、厄瓜多爾和贊比亞都已經拖欠了貸款。斯里蘭卡今年已經發生了抗議活動。富裕國家的銀行家偶爾會表演一出呼籲免除債務的啞劇，或者提供海外發展援助。2019年，該援助的水平為1520億美元，而全球北方對全球南方持有的債務為7.8萬億美元。隨着利率上升，因發展融資機構而負債的全球南方國家政府將面臨一個更為嚴峻的選擇：是支付富人，還是養活窮人。2020年，僅英國就從印度吸走了64.82萬億美元。然而，英國看起來像是債權人，而債務賠償則提供了一條擺脱這種荒謬情況的途徑。

　　脱鈎（Decouple）：儘管化石燃料在現代食品系統中發揮着巨大的作用，但有大量證據表明，地球無法長期承受人類通過使用天然氣中的能量，將氮氣塞入土壤的行為。相比之下，在地球可以承受的氮邊界內生活是另一種選擇，後者預計能夠於2050年養活100億人。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打破能源和食品工業對實體經濟的控制。

　　尖端科學對此有所幫助。在一系列指標上，最新的農業生態學的生產結果要遠好於工業化農業。但政客們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它，原因之一是它的實踐者是農民。在英語中，農民科學家被塑造成為一個矛盾的概念，即使超過 800 萬農民團體（並非個人，而是主要在全球南方的協會）正致力於實踐這一概念。“無知的農民等着從城裏人那裏得到知識”——這樣的偏見是完全錯誤的。這要歸功於殖民觀念所塑造的：在關於糧食系統的思考中，大都市擁有先進性和鄉村保持愚昧性的觀念依舊屢見不鮮。由於這個原因，最後一個舉措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實現的。

　　去殖民化（Decolonize）：期望通過全球饑荒而獲利的莊家們正朝着豐厚的獎金前進，而人們則生活在一個由幾個世紀的貪婪所建立起來的剝削體系中。指望他們輕易地放棄這一體系是愚蠢的，沒有要求，權力就不會讓步。去殖民化的要求充滿了革命性和變革性，因為它們必須符合晚期資本主義的末日軌跡。我們已經超越了“用叉子投票”和在“農貿市場購物”這些舒適的補救措施。沒有多少措施可以消除我們目前所處的全球飢餓的結構。確實存在着一些關懷、補償和修復的制度，可以提供變革性的變化；但是要爭取到這些變化則需要人們拿出面對初現的全球法西斯主義的勇氣。另一方面，教授這種轉變的學校已經存在，從南非的棚屋到底特律的街頭，再到巴西無地農民與工人運動的農業生態實驗室，相關政策也已經存在。現在，我們必須一起來實施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