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北約東擴是否早有預兆？——全面解析本輪俄歐安全危機前因後果(上）_風聞

馮紹雷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庫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本文原載《俄羅斯研究》2017年第1期，原標題為《北約東擴、“特朗普新政”與俄歐安全新格局》，感謝作者與原刊授權推送

為閲讀方便，有節略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編者按

近日，芬蘭和瑞典等國紛紛宣佈將申請加入北約。自20世紀末以來，北約東擴就是影響俄羅斯與美歐關係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北約的新擴張所引起的歐洲政治安全邊界的改變，不可能不引起重大爭議。今天的北約是否會打開“潘多拉盒子”，重蹈歷史上西方擴張的覆轍？未來的世界是否會由此進一步失序？這些都值得充分觀察。本文全面梳理近年來北約東擴問題上的戰略格局，並且指出，北約與俄羅斯在芬蘭和北極等地區的對峙早在醖釀之中。因為文章發表於2017年，部分形勢可能已經發生變化，但其對北約東擴背景的分析，仍具有借鑑意義。我們特推出本文，以供讀者參考。

北約問題是橫亙在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一道鴻溝。這道鴻溝並不只是冷戰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厚複雜的歷史淵源。二戰結束之後，經歷半個多世紀的俄羅斯（蘇聯）與北約國家的高度對抗，冷戰以蘇聯的解體而告終。同時, 華約消散，而作為對手的北約繼續存活。在冷戰終結之後的十多年裏，俄羅斯與西方一度和解。但是在新世紀初期，雙方關係又一步一步地重趨緊張。北約的東擴在其中發揮了事關重大的特殊影響。

除俄羅斯外，目前波羅的海周圍只有瑞典和芬蘭沒有加入北約   圖源：北約網站

**從今天來看，北約東擴並不僅僅是和一個國際組織在單一領域的擴展過程，而是包含着北約作為一個軍事安全組織在歐洲地區以國家一政治單位為內涵的邊界擴展，而且，通過防禦性戰略武器系統一一反導系統的部署，又帶動了常規武裝力量在烏克蘭危機之後再一次直接呈現於東西方對抗的最前沿。**這是一個發生在多個領域的綜合推進過程，也是一個大國間戰略抗衡水平抬升的過程。冷戰終結以後，在全球範圍內最大規模的這一政治——軍事過程的實施，必不可免地會造成極其複雜多樣的後果。

北約東擴不光受到俄羅斯的抵制，在西方陣營內部，也一直存在着對北約東擴的不同看法。俄歐安全關係的未來究竟是會走向和解、趨於新冷戰、抑或會出現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有必要較為系統地來探究歐洲土地上正在揭幕的這場情節曲折複雜、結局卻撲朔迷離的大戲。顯然，無論這一變化導致事態朝哪個方向的發展，都將會深刻作用於全球秩序的重新構建。

危機背景下的北約東擴之爭

蘇聯解體以後，作為一個在冷戰時期與華約集團對峙的軍事組織一一北約，將何去何從，自然成了問題。20世紀90年代後，曾有過一場關於北約將會從軍事安全組織轉型為政治組織的大討論，但人們各執一詞，討論有始而無終。對於當時北約在對巴爾幹地區前南斯拉夫諸國事務的干預中所起的作用，始終也存在着爭議。包括1996-1997年的北約東擴，人們現在才瞭解到，美國內部的爭議甚至發生在最核心的決策層。一直到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似乎才如夢初醒。特別是在新保守主義勢力的催動之下，小布什覺得大有必要借打擊恐怖主義的機會，再次凸現北約的安全功能。此後的十幾年裏，北約先是在美國的推動下全力投入了阿富汗戰爭。雖然戰事進行得斷斷續續，時起時伏，但是，畢竟阿富汗戰爭是北約在新世紀的第一次大規模集體軍事行動。更為關鍵的變化，乃是2007-2008年間，小布什試圖推動把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拉入北約。此舉雖然在德國等歐洲夥伴的阻撓下未能實現，但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北約與俄羅斯的相互關係。

2009年，奧巴馬上台之後，一度以推動中東革命為己任。但正當中東革命引發了連綿不斷的動盪局勢之後，美國卻表現出明顯的頹勢。在金融危機中自身難保、捉襟見肘的尷尬局面下，美國半推半就地把法國等盟國推上第一線。2011年通過擴大解釋聯合國安理會的關於利比亞“禁飛區”的決議，由北約出面進行空中襲擊，軍事幹預利比亞政局，在亂軍中殘暴處死卡扎菲。直到2013年，正當奧巴馬準備從阿富汗戰場帶頭撤出以北約為名義的軍事力量時，烏克蘭危機突然發生。一方面，這場危機使準備不足的北約感到措手不及，但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也使得北約獲得了切實加強其安全功能的重大機會。此後，北約在歐亞大陸的佈局隨之發生重大改變：從僅僅停留在巴爾幹、阿富汗、包括利比亞等當年冷戰時期的邊緣地帶，轉而登堂入室，回到了歐洲正面防線的“新歐洲”地帶，直接開始與俄羅斯重新對峙。

**實事求是地説，冷戰終結之後，北約在歐洲的擴大過程，一開始並沒有引起重大爭議。北約東擴的發起，也並非美國所為，而是緣起於身處東西方之間的中東歐國家對自身的安全關切。**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之下，甚至冷戰中的老對手俄羅斯也一度表示有加入北約的興趣。但是，所有這一切並沒能抹去北約這一實實在在的軍事安全組織在“政治化”的形式和表象下，自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與21世紀初，在中東歐、東南歐、波羅的海國家這些敏感的地緣政治要地，利用每一次危機的發生所進行的有組織、有步驟的戰略擴張的事實。

如果説2008年前後，北約企圖從外下進一步向俄羅斯更敏感的中邊地區一一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推進，乃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過程，那麼，2013年之後的烏克蘭危機，更是這一重大爭議趨於激化的頂點。

多年來，有關北約東擴的爭論至少有以下兩種類型：一種是較多從事實和規範角度的直接辯論，而另一種則是側重於從邏輯和理論角度的較為間接的推論。先來看第一類爭議。

從國際法規範角度來看，無論是來自德國還是美國的有關資料表明，雖然當年美國前國務卿貝克確實提出過，統一後德國留在北約、但北約放棄擴張的觀點，但是在西方和蘇聯（俄羅斯）之間，從來不存在約束性的法律承諾。**在相當部分西方學者看來，北約東擴，並非美國有意擴張勢力範圍，而是對於俄羅斯的防範和抵制。因此，烏克蘭危機是重新喚起“集體安全”必要性的一次重要機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的學者理查德•畢勝（RichardBitzinger）扼要也較全面地歸納了有關的觀點。他認為:第一，由於蘇聯解體後，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消失，北約也在民事意義上、而不是軍事意義上重新定義了自己的存在，因此不能夠説，東歐加入北約就是針對俄羅斯。第二，東歐加入北約，不光是為了使東歐接受西歐標準，為最終加入歐盟熱身，也是為了確保當地不再倒退回到“專制制度”和“進攻性民族主義”，這反而會有利於俄羅斯。第三，2008年美國同意把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納入北約“成員行動計劃”，也是基於上述考量。但是，考慮到俄羅斯的強烈反應，也經過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出面干預，北約以模糊的前景進行敷衍，實際上放棄了在當時讓格、烏這兩國入盟的步驟。第四，是俄羅斯在格魯吉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迫使奧巴馬不得不放棄美國原先在反導和北約東擴問題上的妥協立場，轉而進行對峙。

但是，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也有相當權威的專業人士提出了明確清晰的論證，證實俄羅斯與歐洲之所以出現對峙，首先錯在北約。

在1994至1997年比爾•克林頓首個總統任期內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威廉•佩裏，不僅是一位精通軍事安全、包括核裁軍問題的戰略家，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熟習數學、金融等多個領域的資深理工學者。他不僅在任期內為推動東西方緩和、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等提出過一系列建議一一這些至今都對美國對外戰略的歷史演進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威廉•佩裏在卸任之後在斯坦福大學等許多一流大學的多年任教和講學，也給來自世界各國的年輕專家和學子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按照曾經是當事者和決策者之一的威廉•佩裏公開發表的觀點，第一，他認為，美國、北約與俄羅斯相互敵視的責任，首先在美國這一邊。起初，是1996年做出的北約東擴的決定。在佩裏看來：“只有在俄羅斯也做好準備的情況下才能啓動這一進程。如果打算擴大北約，接受一系列東歐國家，必須首先考慮把俄羅斯也吸收進來。當時北約和俄羅斯都沒有為此做好準備”。佩裏回顧道：“我們在消除北約和莫斯科幾十年來積累的敵意方面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我希望鞏固這一進展。因此我建議，在未與俄羅斯確認之前不要操之過急，但我們卻行動過快。”第二，佩裏承認，當時他本人的政治立場相當孤單，但是他堅持認為：“東擴是美國和北約犯下的錯誤，我當時就公開堅持這一點”。佩裏回憶道：“一開始，俄羅斯認為，北約或許不是敵人，而是朋友。但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大概是在1997年克林頓第二個總統任期到來之後，已經十分清楚，俄羅斯逐漸地形成了不同的觀點。”第三，佩裏指出：“除了北約東擴之外，第二個重大消極因素是北約干預科索沃戰爭。這兩個因素一一北約東擴和科索沃戰爭一一在20世紀成為影響我們與莫斯科對話的一系列因素中的頭兩個。這是美國和北約不顧俄羅斯的明確反對而通過的決定。它們強化了莫斯科的這種感受，即美國和北約對它的意見置若罔聞。這令我們轉向錯誤的方向，促使雙方關係冷卻，並一路下滑。”第四，佩裏進一步認為：“當小布什當局在2006年或2007年之際開始討論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提出加入北約的路徑時，美國就犯下了嚴重錯誤。問題不僅在於這會激怒俄羅斯，而且，從北約憲章的角度講，此舉也並不恰當。憲章條款規定’集體防禦’，但我們並沒有保護格魯吉亞的資源。北約不是公共俱樂部、興趣小組和宗教性團體，而是軍事聯盟。不應向我們無法履行憲章義務的國家提供成員資格。”最後，當記者問起，北約組織在歐洲東部邊界的軍事存在是否意在遏制俄羅斯時，佩裏回答道：“我們似乎過於樂意以這種方式來應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當華盛頓看到俄羅斯換裝武器時，我國政治精英中那些也希望給美軍換裝武器的勢力將佔上風。事實上,這已經發生。我想，我們將向歐洲派兵。”佩裏強調説：“我認為，威脅在於，各方正在採取的行動使我們日益接近一個嚴重錯誤，這可能形成挑起軍事衝突的局面。”

以上所引，乃是較多從事實與規範角度對北約東擴問題的意見對立，而更為普遍的，則是從經驗、邏輯和理論對這一進程的不同看法。

在烏克蘭危機後，西方、特別是美國日益惡化的輿論環境之下，即使是像威廉•佩裏這樣的權威人士，也會受到尖鋭挑戰。比如，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亞當•特瓦爾多夫斯基(AdamTwardowski)不認為俄羅斯的強硬抵制是由於北約的窮兵黷武引起的。他反駁道：北約1997年初次擴張，和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後，華盛頓和俄羅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包括在削減核武器、情報共享，以及在雙邊貿易等領域，反而取得妥協與合作當二十年之久。而在上述事端之後，俄羅斯並未走向與美國的對抗。一直到2010年以後，俄羅斯才開始大幅提升軍事領域的開支。因此，特瓦爾多夫斯基的結論是，北約從未對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構成威脅。

但是，還是有來自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大體旗鼓相當地主張重視總結冷戰經驗教訓，主張不以極端的態度處理對俄事務。這裏既有像老一輩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這樣的權重人物，也有西方學界的代表人物。舒爾茨與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薩姆，納恩(Sam Nunn)合寫了一篇文章，一方面主張堅守北約憲章“第五條”對歐洲盟友的安全承諾，但另一方面，則認為當年里根處理對抗式危機的方法是，不主張由於“對手在一個領域的不良行為”，因而“凍結所有領域的合作”，或者在所有領域進行“株連式的回應”。他認為，“不應忽視共同的利益，因為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裏進行合作，對於俄羅斯、歐洲和美國的安全仍然極其重要。”顯然，在舒爾茨的建議中，暗含着對於當下美國“株連式”應對辦法的批評。來自學術界的反應更是五花八門。比如，有較大影響的現實主義理論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認為，“烏克蘭可能會變成一個繁榮的公民社會，但因為它的位置，它將永遠需要與俄羅斯建立一種牢固穩定的關係”。“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以道義為基礎，但在它背後的分析必須是不帶感情的，以地理為出發點。就地緣政治來説，過去永不死。”

**來自俄羅斯方面對於北約東擴的批評當然相當廣泛且更加尖鋭。**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激變、兩德統一之時，由於蘇聯國力衰落和政治領導人的軟弱，西方一度承諾德國統一留在北約後不再擴張的表達，未能見諸於法律文件。90年代後期美國決定推進北約東擴時，俄方對此曾進行過廣泛的抵制。特別是美國對科索沃事件的武裝干涉，説明北約毫不在乎俄羅斯對於自己傳統影響力所在區域的特殊感受。這是導致冷戰後美俄關係惡化的第一個大轉折。北約東擴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推進，突破了當年葉利欽劃定下的“紅線”，也引起了法、德夥伴的高度不安。這是北約東擴區導致的美、俄、歐安全關係的第二次轉折。至於2007年與2008年之際小布什政權執意將北約進一步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擴展，此時不光遭到默克爾的抵制，也大大惡化了美俄關係，為以後的衝突埋下伏筆。這些爭議足以説明：北約東擴不可能僅是“冷戰勝利者”的一廂情願，歐美和俄羅斯之間的在地政治抗爭和價值觀較量難以避免。

本節敍述還只是試圖從總的歷史進程方面來描畫，北約東擴所引起的紛爭，要遠比始作俑者所想象的要複雜得多。而以下關於北約東擴進程之中的最敏感問題一一反導部署推進過程的揭示，則有助於對新世紀俄歐安全關係的進一步觀察和解析。

反導系統與歐洲安全

**反導武器系統，是美國在冷戰年代爭取戰略優勢以及維持冷戰後世界軍事霸權的撒手鐧。**新世紀以來，一方面，美國執意推進反導系統，把原屬美國一家的反導計劃，變成了覆蓋整個歐洲大地的、北約的反導系統；另一方面，俄羅斯應對反導系統的態度則由合作轉向抵制，表現出不可妥協的立場。這一組逆向而動的趨勢表明，反導問題乃是新世紀以來大國安全關係中的焦點所在。

美國反導系統經歷過幾個發展階段。以反導問題為軸心，可以看出美國、北約與俄羅斯相互之間的安全戰略關係，一波又一波地展現出各個階段的不同態勢。

第一個階段，自1983年“戰略防禦計劃”提出，直至2001年年底美國退出《反導條約》。雖然在這段時期圍繞反導系統的爭鬥，沒有此後那樣激烈複雜，但也大體反映出美國與俄羅斯之間在反導問題上的深刻對立：即使在相互關係較好的情況下，也不惜撕破臉皮而一爭高下。

里根政府在1983年提出“戰略防禦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1991年老布什政府根據形勢發展進行了修正，提出了由天基防禦系統、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國家導彈防禦系統這三部分組成的“對付有限打擊的全球系統”。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一度使得這一計劃暫告擱置。1993年克林頓上台後，停止發展天基防禦系統，主要建設美戰區和國家導彈防禦組成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並將“中區導彈防禦”作為重點，“國家導彈防禦”列為技術準備的次位。後經1996年和1999年的修正，將"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提升為國家政策。

到新世紀初期小布什政府執政前期，雖然就俄美關係而論，無論是國家關係、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個人交往，都處於歷史上較好的時期。但是，美國當時要求俄羅斯同意修改《反導條約》，以允許其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在遭到俄羅斯明確反對的情況下，美國於2001年12月決然退出《反導條約》。普京在2014年瓦爾代論壇十週年講話中特別強調：“新世紀以來俄美關係惡化的最主要根源，就是美國單邊退出《反導條約》。”

第二階段，從美國正式退出《反導條約》到2008年8月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的爆發。這是美國反導系統由擺脱規範制約，開始走向實施，並引發與俄羅斯關係驟然惡化的一個關鍵時期。

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後，加緊試製在各個飛行段落的攔截武器，同時在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亞建立了兩個導彈攔截基地，還在英國、丹麥、挪威、日本等地設立多處導彈襲擊預警系統。對此，俄羅斯開始時還曾寄希望於維持“9•11”後的對美合作，同時也並未認清美國反導系統對俄的威脅程度。在這一階段，美國也還沒有明顯暴露出反導系統針對俄羅斯的戰略意圖。當時，俄羅斯對於自身戰略武器的應對突破能力充滿信心。當然，也並不放棄打造俄式的陸基、海基和空基反導系統，以備不測。

自2006年起，美國與捷克、波蘭等國就部署反導系統問題逐漸進入實質性談判；2007年1月，美國正式宣佈了這一消息。但是，俄方不接受美國關於反導系統僅僅為針對伊朗與朝鮮核威脅的説辭。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43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的講演，嚴厲批評美國的安全政策，質疑東歐反導系統針對俄羅斯的動機。在西方媒體和國際研究界，比較普遍地把普京這一講話視為俄羅斯對外政策“走向倒退”的起點。而俄羅斯方面則針鋒相對，尤其是在這一講話十週年之際，亦即2017年2月，在俄美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重新強調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峯會的講話，是對美國和北約當年立場的相當有預見的揭示。

但是，俄方最初的批評並沒有能阻止美國推進反導系統的步伐。2007年夏天，北約國防部長會議達成共識，決定“在北約框架內”建設歐洲導彈防禦系統，覆蓋整個歐洲。至此，俄羅斯越來越看出，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的真正“目標正是俄羅斯”。因為美國在東歐部署的反導系統，將使美國能夠在“彈頭與運載火箭分離的加速階段，摧毀敵方的洲際導彈”。這將使得俄方所擁有的井基洲際導彈的分導式多彈頭和井基“白楊一M”導彈的變軌能力和突破反導系統的手段，面臨“失效”。這意味着美俄戰略平衡將出現根本性逆轉。在這樣的挑戰面前，俄羅斯全力揭露美方反導部署並非專指伊朗和朝鮮，而恰恰就是針對俄羅斯。同時，抓緊研製比原來的裝備更加隱蔽和更具威力的戰略武器。

對此，2007年夏，俄以暫停執行《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作為回擊。但是，2008年7月8日，美國依然與捷克正式簽約，在捷克建立反導雷達預警基地。之後，美國與波蘭經過磋商，於8月20日簽約，同意在波蘭建立攔截基地。正是在這樣日益緊繃的戰略對峙背景之下，該年8月8日，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爆發。不言而喻，反導爭議與這場戰爭有着密切的關聯：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反映出俄羅斯與西方安全關係存在着巨大的隱患，而反導就是其中的關鍵。

第三階段，自2008年俄羅斯一格魯吉亞戰爭結束到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這一階段的前期，美俄關係“重啓”確實又一次帶來了美俄相互抗爭過程中的和緩與接近。但是，美俄雙方在反導這一重大戰略問題上的深刻分歧，始終是導致美俄關係“重啓”又重新向危機態勢倒轉的核心問題。

2008年，格魯吉亞-俄羅斯之間的“五日戰爭”發生後，美俄雙方一度出現調整關係的意向。奧巴馬與梅德維傑夫在各自開始執政階段所推進的美俄關係“重啓”，從形式上看取得了一些成效。無論就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西方向阿富汗戰場運送非武器物資、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在俄羅斯停止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導彈等問題上，都有所突破。事實上，“重啓”的另一重要背景，乃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突發的情況之下，美國政府急於減輕債務負擔，必須得讓龐大的核武庫消腫。奧巴馬所提出美國核戰略轉型的重點之一，就是將原來以美國為核心的反導系統，變成為由北約牽頭的所謂“歐洲導彈防禦系統”。其目的，一是希望以反導為發力點，強化西方的政治與安全聯盟，二是也希望通過歐洲與美國聯手構建反導系統，引導歐洲北約成員國共同分擔防務責任和開支。

**在奧巴馬上任之後，亦即2009年以後美俄關係“重啓”的兩年左右時間裏，很值得關注的是，美俄之間至少有過四次圍繞反導問題的立場交集，多少出現了相互接近的苗頭。**但是，每一次立場的接近，終究為美俄雙方的深重疑慮所牽制。

美國方面釋放善意的第一波，出現在2009年春天。該年4月初，剛剛就任總統的奧巴馬來到布拉格，發表了一篇關於建立無核世界的熱情洋溢的演説。針對各方高度關注的伊朗核問題和歐洲反導系統這兩個重大話題，奧巴馬錶示：“捷克共和國和波蘭勇敢地承擔了建立反導系統以反對導彈威脅的責任。只要是來自伊朗的核威脅存在一天，我們就會不懈地以卓有成效和經得起考驗的反導系統來對付之。而一旦來自伊朗的核威脅被消除，我們就會有一個堅固的安全基礎。到那時，在歐洲的反導系統被互相分離的局,，就會走向終結。”這是一個被當時的輿論有所為相當具有樂觀前景的政治表態。無論當時奧巴馬本人實際上是如何考慮伊朗核問題與美俄反導爭議中間的相互關係的，當時不少媒體評論確實認為：奧巴馬的演説表明，美俄之間的反導爭議，有可能隨着伊朗核問題的解決而被消除。奧巴馬的這篇演説,顯然強化着人們的這樣一種印象，即似乎美國的反導系統，還真的僅僅是針對着伊朗核威脅的。奧巴馬這一講話無疑有助於“重啓”背景下的美俄關係氣氛改善，但卻沒有在反導問題上獲得真正的進展。

美俄之間反導立場第二次有所交集，是奧巴馬在2009年9月公開宣佈，他要放棄小布什時期在捷克和波蘭都部署反導攔截和監測系統的決定，準備採取更加靈活、更有針對性的分階段的反導部署方案。按照當時的評價，其目的之一，是美俄之間反導立場第二次有所交集，是奧巴馬在2009年9月公開宣佈,他要放棄小布什時期在捷克和波蘭都部署反導攔截和監測系統的決定，準備採取更加靈活、更有針對性的分階段的反導部署方案。按照當時的評價，其目的之一，是在面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減輕美國財政負擔，目的之二，是力圖緩解俄羅斯對於美國發展反導的疑慮。奧巴馬的聲明公佈之後，一度反響樂觀。俄羅斯國防部謝爾久科夫當時曾相應地發表聲明稱，俄方也並不打算在加里寧格勒州境內部署作為“撒手銅”的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但是，事過不久，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重新宣佈美國並沒有放棄在捷、波兩國部署反導的計劃。於是，俄方總參謀長馬卡羅夫也緊接着宣告，俄方也並沒有放棄在加里寧格勒部署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

美國早先所宣佈的立場改變，為何出現迅速倒轉呢？分析認為，當時俄方提出的關鍵要求，是把反導問題與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掛鈎，要對發展反導系統進行限制，而美方堅決拒絕。當時，出於妥協的需要，也為使“重啓”看起來似乎有所進展，美國還是同意了俄方的要求，在作為“重啓”重要成果的美俄第三輪削減戰略核武器協議序言中，寫入了“進攻性武器與反導系統掛鈎”的文字。但是，而後的2010年12月，美國國會在通過批准START3的決議上，還是附加進了對於發展反導系統和美國的核武器現代化“無任何限制”等條款。實際上，這無異於完全拒絕了俄方將反導和裁減核武器掛鈎的提議。

美俄反導之爭似有和緩的第三波跡象，發生在2010年的秋天。為了安撫俄羅斯，也為了抵消俄方提出的旨在“限制北約”的“新歐安條約”建議，在2010年11月的北約里斯本峯會上，北約邀請俄羅斯參與建立北約牽頭的全歐導彈防禦系統。從形式上看，這一系統構架與俄羅斯所主張的“大歐洲安全體系”似有所吻合。因此，俄也一改此前反對在歐洲建立任何反導系統的立場，非但沒有再次提出批評，相反，對這一倡議表示贊同。同時，俄方還主動提出與北約共建單一的分區導彈防禦體系。但是，俄羅斯一廂情願的構想一旦觸及問題的要害，又很快地被北約嚴詞拒絕。按照拉斯穆森的説法:“北約不需要他人幫忙保護其成員國的領土。”

在美俄“重啓”尚未煙消雲散的氛圍之下，希望拉近有關反導問題立場的第四波努力，出現在2011年5月。實際上，當時無論是奧巴馬還是拉斯穆森，都已經明確地表達，北約不可能將反導系統的決策領導權拱手相讓。據俄羅斯駐北約代表羅戈津的報告：有影響的美國議員反對在北約計劃的歐洲導彈防禦系統方面與俄羅斯合作，“他們毫不隱瞞，這個系統是針對俄羅斯，而並不是中東某些擁有神秘導彈的國家這一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國明確做出北約反導系統不針對俄羅斯的法律保證，還提出要掌握攔截導彈數量、部署地點、雷達站數量和作戰範圍、導彈攔截參數算法等信息，以及發生危險時相互通報的程序等要求。但是，這些要求最終也遭到拒絕。2011年5月，法國多維爾G8峯會期間的美俄總統會晤和該年7月俄羅斯-北約索契峯會，都未就導彈防禦合作問題達成一致。按照俄羅斯學者盧基揚諾夫的説法：“北約與俄羅斯在反導領域的合作已經死亡。”

對於美俄在反導問題上立場的戲劇性變化，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喬治敦大學的知名教授查爾斯•庫普錢有着比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莫斯科還是擔心北約反導系統最終會威脅到俄羅斯的核威懾能力，所以，俄羅斯要求籤署具有約束力的保證書，擔保反導不會針對俄羅斯一一這是北約無法接受的條款。同時，雖然“美國一直力圖使俄羅斯成為改進體系中的利益攸關方，希望通過分享若干技術，在北約和俄羅斯的防禦體系之間構築聯繫，以此使俄羅斯能預見到美國的善良本質，並樂於接受與北約導彈體系合作帶來的附加好處。然而，俄羅斯對於反導合作的要求,遠遠超出北約的想象。美國只想與俄分享很有限的敏感技術，而且，北約也幾乎不會贊同讓俄羅斯實際控制其導彈系統的計劃。尤其是對來自中歐的北約成員國來説，與俄分享保密技術和指揮權，無異於引狼入室”。

查爾斯•庫普錢曾建議：北約和俄羅斯雙方可以首先通過“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使他們能夠逐步構建起共同的防禦基地；繪製出一個法律框架，用於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進一步分享技術”。同時，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應該建立“融合”中心，以便於能夠共同分享相關數據資料，協調導彈威脅預警，甚至交換有關目標接收器的信息。此外，雙方應該做更大努力，使俄羅斯各項關切和擔憂融入北約的各項決定之中。反之，俄羅斯也要停止阻撓，運用這一契機展開協商與合作。

查爾斯•庫普錢的建議，看來還是大大超過了當時的現實可能性。因為2011年北約防長和俄羅斯防長的聯席會議過去不到半年，美俄在反導問題上的對立立場又進一步凸顯。同年12月8日，拉夫羅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們希望有明確的保證：所部署的反導設施將不針對俄羅斯的戰略潛力，也不具有相應的能力。我們需要客觀的標準，以此來證明反導系統發射和運行的目標是歐洲以外的威脅源頭，而不是別的。我們有時間找到彼此接受的解決辦法。不過，時間一天天在減少。”拉夫羅夫明確地表示：“當北約反導設施以能夠觀察到大部分俄羅斯領土的方法進行部署的時候，我們就會提出問題。除了大家所説的信任，以及反導系統不針對俄羅斯的話，我們還需要法律條約。善意是暫時的，軍事技術的影響卻是長遠的大事。”

最後，當拉夫羅夫被追問“對北約反導系統的反對意見”時，拉夫羅夫表示：“我不掌握技術細節。只舉一個例子。美國與土耳其達成了在土耳其境內部署大功率雷達的協議，一一（這）將監視大部分俄羅斯國土一一我們希望對方尊重我們的知識產權和俄羅斯已經做出的軍事技術鑑定。”對於拉夫羅夫所説的這一軍事技術鑑定，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普京總統的老同事帕特魯舍夫確認：“我們的專家進行了十分有説服力的分析，從中可以瞭解到美國稱歐美受到來自伊朗和朝鮮威脅的理由，是憑空編造的。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反導系統針對的是俄羅斯和中國。而且，該系統的後續發展，計劃將導彈艦艇直接對準俄羅斯海岸，以及在我國邊界附近部署反導系統雷達站。”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的芝加哥北約峯會，這是在大選之前最後一次爭取與俄妥協的機會。會上，梅德維傑夫總統，這位被奧巴馬視為推進與俄關係“重啓”的重要夥伴，一度破釜沉舟地表示，要麼美國與俄羅斯就反導問題達成協議；要麼俄羅斯退出START3,開發自己的反導系統，並在西部疆界進行部署。從梅德韋傑夫的表態來看，大有為了抵制反導，寧可放棄“重啓”成果的架勢。但是，在奧巴馬同樣也無法做出實質性退讓的背景下，由於美俄兩家對於反導問題的高度分歧，在芝加哥會議的公報中，對於反導問題，語焉不詳，不了了之。此後，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在2012年度的工作報告中，也只是大事化小式地重申2012年芝加哥北約峯會所説的北約與俄羅斯的合作意願，再次強調北約在歐洲的反導項目不針對俄羅斯，不會損害俄戰略利益；他還建議要建立反導事務兩個聯合中心，分別負責數據融合和規劃作業，建議構建旨在提升反導領域透明度的相關機制。有意思的是，拉斯穆森特別提到，“2012年3月，俄羅斯和北約專家共同參與了在德國舉行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機制內反導系統的計算機輔助演習。”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這裏至少有着兩種不同的評價。一種偏於樂觀的看法認為：這是一個在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務實合作的嘗試過程。俄美雙方在意見高度對立情況下，還是通過了一輪又一輪的交換、爭辯，甚至包括進行計算機模擬的雙邊演習，來探尋合作和解的可能。但是，另一種較為消極的看法認為，北約在處理與俄羅斯的反導爭議過程中，運用了迴避真相的、近乎勸誘的引導方式，企圖以此消解對手的疑慮和抵制。**但是，在兩德統一和北約東擴問題上已經吃過大虧的深刻教訓，使得俄羅斯的精英們再也不敢輕易相信任何關於反導系統無害於自己的美好説辭，只能是步步為營，與對手周旋。

第四階段，從2013年年底烏克蘭危機發生一直到2016年的反導系統開始進入實際部署狀態。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導致俄羅斯與美歐間關係的大倒退。不光美俄關係的“重啓”已成過眼煙雲，而且，俄歐安全爭議因克里米亞事件而急劇升温。在此背景下，歐洲反導系統的部署成為東西方關係中最令人關切的大事之一。

經過多年準備，2016年5月12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在羅馬尼亞德韋塞盧軍事基地正式通告，部署在那裏的美國“宙斯盾”反導系統進入戰備狀態。次日，波蘭小鎮列德吉科沃舉行了美國反導基地的開工儀式。這裏的反導系統將配備中程攔截導彈，並將在2018年進入戰備狀態，成為歐洲反導盾牌的一部分。《生意人報》2016年7月7日公佈了斯托爾滕伯格接受的一則採訪，他進一步確認：“打造全球反導系統歐洲部分的計劃將繼續落實：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啓動了部署有攔截導彈的設施，另一個在波蘭的設施應在2018年竣工。”在2016年7月初的華沙峯會上，正式宣佈北約導彈防禦系統進入初級戰備水平。斯托爾滕伯格表示：“反導系統很重要，因為彈道導彈正在擴散，北約應具備保護成員國領土和人民免受潛在襲擊的能力。”他再次聲明：“這些努力不針對俄羅斯。而是針對歐洲大西洋地區以外的威脅。”

2016年9月7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在費城就擴充美國軍備發表演講，表示要發展先進的導彈防禦系統。作為特朗普主要戰略顧問之一的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大選投票之前的關鍵時刻，也公開聲明：“我們將需要繼續保持我們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雖然，當時還難以確定美國新任總統會在多大程度上不顧反對意見，為未來的反導系統投入巨資，但美國繼續發展反導系統，無疑已是既定方針。

**但是，有跡象表明，北約內部對於發展反導系統的意見並不一致。美國認為，現在，完全歸屬於它的反導系統，可供實戰應用；而法國對此表示反對。**當記者問到如何解決盟國之間有關反導系統的分歧時，斯托爾滕伯格曾説：“許多國家都在開發自己在彈道導彈方面的能力。伊朗雖停止其核計劃，但是還在繼續其彈道導彈計劃。對於北約來説，這是一種長期威脅。”斯托爾滕伯格表示：“我們應該把北約的政治監控（這是法國要求的）與系統的效率（基於美國的裝備）相調和。我們會找到一種解決辦法。”而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布魯諾•泰爾特雷對俄方較為謹慎的評價，實際上表明瞭不同於美國反導立場的邏輯依據。他説：一方面，俄羅斯今天遠比20年前更強大，其規劃的核威懾甚至超過了冷戰最後階段的規模。另一方面，他也認為，莫斯科並沒有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門檻，總的來説比較謹慎剋制。言下之意，在法國看來，美國主持下的歐洲反導系統超過了歐洲實際的安全需求。

面對美歐不同程度壓力，俄方也做出了反應。2016年5月27日，普京表示，將在最大限度內抵消美國部署反導系統帶來的威脅。6月18日普京再次明確表示：“美國在歐洲鋪展開的反導系統，有變成供給系統的潛力，可以用來對付俄羅斯。”美國宣佈羅馬尼亞反導系統正式啓用後，俄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等先後表示：俄羅斯將可能以“退出中導協議”作為反制。

**美國主導下的北約反導系統在歐洲的部署，與此前北約東擴的進程一樣，既體現了真刀真槍的實力較量，也充滿了撲朔迷離的勸誘和説辭。**比如,對於美國主導下在北約部署的反導系統究竟是否是針對俄羅斯的問題上，筆者曾經有過一段親身的經歷。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一位非常資深的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曾經對筆者坦率地直言：“我們總是擔心有那麼一天，某一位俄羅斯將軍一旦在偶爾酒醉的情況下觸碰了核按鈕。這種突然發生的核威脅，是我們不得不加以防範的一種安全威脅。”事實上，美國堅稱反導系統是針對伊朗的這一説辭，已經很難再讓俄羅斯接受。當年北約東擴背景下的誘導成功，看來是難以再那麼得心應手地重演了。

在反導問題上，俄羅斯與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力量失衡已經出現。這就是為什麼普京一再強調，反導是新世紀以來美俄關係惡化的根源。總之，反導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歐洲安全構架就難以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