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來這麼多“敬畏家”？_風聞

近日國際米蘭意大利杯奪冠，“少東家”張康陽微博發文慶祝，江蘇隊舊將們紛紛轉發重提討薪舊事，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對江蘇球迷來説，近三十年的信仰因蘇寧運營不善而崩塌，本是刻骨銘心的傷痛，但相關話題評論下卻出現了一些嘲諷的聲音，認為中超球隊沒有價值理應解散，蘇寧不該承受指責。

這種資本至上的觀念在國內足壇並不少見，今天筆者就從他山之石説起，探討一下職業足球的本質。

已被拆除的蘇寧訓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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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英甲升班馬伯裏因財政問題被勒令退出聯賽，成為自1992年以來英格蘭第一家被驅逐出職業聯賽的俱樂部，之後這家兩屆足總盃的得主宣告破產。

伯裏的崩壞始自前任老闆斯圖亞特-戴治下，這位地產商自2013年收購俱樂部後便大肆招兵買馬。可好景不長，隨着地產公司經營不善，斯圖亞特無力資助球隊運營，俱樂部財政狀況迅速惡化。

2018年底，另一個商人史蒂夫-戴爾以1英鎊承債接下伯裏，情況並沒有改善。球隊爭氣地在18/19賽季以英乙第三的身份直升英甲，換來的卻是四個月後因資不抵債被逐出聯賽。

傷心欲絕的伯裏球迷

這家老字號在134年的歷史裏，熬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數次經濟危機、上世紀80年代英國足球黑暗年代，卻最終毀於“最好”的金元時代。斯圖亞特-戴和史蒂夫-戴爾二人被釘在了伯裏這座8萬人口小城的恥辱柱上。

英國足壇開始反思資本與足球的關係，誠然，金元給英格蘭足球帶來了繁榮，卻也動搖了英國足球的社區根基。自英超1992年成立以來，有62傢俱樂部被行政託管，幸運如利茲聯、萊斯特城等隊歷經艱辛轉危為安，但不幸如伯裏、麥克爾斯菲爾德則不得不接受破產清算的結局。

2019年英國大選正值伯裏事件後不久，約翰遜政府承諾由政府引導球迷對英國足球進行治理審查。歷經半年對130傢俱樂部的走訪，長達162頁的調查報告被髮布，最核心的主張是成立足球獨立監管機構，對足球行業實行更嚴格的監管，已得到政府批准。

5月女王演講中提出設立獨立監管機構

伯裏的市民也沒有一直沉浸在哀怨中。2019年12月，球迷100%持股的伯裏AFC成立，每年會費60磅，目前已擁有1,600名會員。本賽季伯裏AFC勇奪西北郡足球聯賽甲組北區（第十級別）冠軍，獲得直升資格。

與此同時，更懷舊的一半球迷依然忠於原來的伯裏隊。就在最近，他們在政府和地方議會合計145萬英鎊撥款，以及長居於美國的死忠皮特-亞歷山大捐款的資助下，與原俱樂部託管方達成協議，以新成立的公司Est 1885為主體買回了球隊主場吉格巷和“伯裏FC”的商標。

伯裏AFC自誕生起一直租用附近拉德克里夫隊主場，下賽季搬回吉格巷、甚至與Est 1885合併似乎順理成章。然而Est 1885傾向於以類似德甲“50+1”的理念組建球隊，與AFC完全球迷所有的宗旨有所衝突，兩派的共同點是在經歷資本的“毒害”後，都能意識到球迷作主的重要性。

伯裏球迷自發打掃廢棄兩年的吉格巷球場

經歷萬難後，這樣的理念分歧似乎不算什麼，但越是在這種問題上較真，越能體現球迷的主人翁精神。伯裏重生的故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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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回來討論蘇寧對江蘇隊的是非功過。

從商業邏輯上講，砍掉虧損嚴重的業務無可厚非。從法律層面講，若真對江蘇隊進行破產清算，討薪的前員工也無可奈何。法無禁止即可為，但不代表人們要坦然接受。一個企業行走在“江湖”，除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還要履行社會責任。

管理學中有個概念叫“stakeholder（利益相關者）”，不同於“shareholder（股東）”，是組織外部環境中受組織決策和行動影響的任何相關者。球迷是利益相關者，員工也是利益相關者，英國足球治理審查正是基於利益相關者，而非單純的股東視角進行的。對於足球這項社區運動，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尤甚。

社交媒體上伯裏球迷對相關責任方的指責

在社交媒體上搜索“伯裏”和先後兩任老闆的名字，充斥着伯裏球迷的指責甚至謾罵。實際上，伯裏在他們手中並不算太差，分別完成一次從英乙到英甲的升級，而斯圖亞特更是曾一度為升級投入了不少資金，最後落得如此名聲，英國球迷是不是太苛刻了？

不止是英國，在所有足球文化深厚的國家，老牌俱樂部破產都有很大的社會影響。誠然，這些老闆可能為球隊付出過心血，但哪個百年俱樂部沒經歷過成績不如意的灰暗時刻？伯裏在英超時代一直是英甲英乙“升降機”，成績差不可怕，失去傳承才最可怕，管理不善導致俱樂部破產是不可接受的。

同樣地，在江蘇隊27年的職業化歷史裏，蹉跎低級別聯賽的歲月多達15年，對堅守下來的球迷來説，能夠帶來一次中超冠軍固然榮耀，但如果代價是球隊解散，又有什麼意義？

2008年江蘇舜天時隔14年重返頂級聯賽

平心而論，蘇寧也許別無選擇。伴隨主業的衰落和意料外的債務危機，無論蘇寧是否如報道般要求過收回過往十位數的投資，2020年未支付的九位數欠薪都會成為球隊轉讓的巨大障礙。

蘇寧和金元足球時代弄巧成拙的其他企業一樣，在場外利益的誘惑下犯下非理性投資的錯誤。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對他們來説也許並不算錯誤，從當年的“去舜天”“去江蘇化”、球迷出勤管理、取消北看台套票等一系列行為看，江蘇隊在蘇寧眼中就是一個普通的下屬部門，一切為企業利益服務。

有利可圖時大力投入，無利可圖時果斷砍掉，俱樂部的持續經營、帶動地區足球發展這些責任並不重要。俱樂部6個青訓梯隊慘遭解散，小球員們不得不另尋出路，包括當初省足協完整交給球隊的2001年齡段梯隊，導致江蘇缺席去年全運會U20年齡段比賽。

江蘇球迷抵制蘇寧的活動

如今不只是本土球員、外援和教練這些金元足球受益者被欠薪，隊醫、保潔、食堂阿姨等普通員工也一樣失去生活來源。去年俱樂部與員工庭外和解簽署的還款協議並沒有得到履行，勞動者作為弱勢羣體也無可奈何，畢竟俱樂部隨時可能破產清算，他們到時一樣討薪無門。

而蘇寧也為自己的無序經營付出了代價，如今蘇寧易購已戴上了象徵連續虧損的“ST”帽子，2021年鉅虧432億。

與此同時， ST易購董事張家少爺正在意大利開着超跑，和國米一起享受冠軍時刻。在現代商業社會里，有的人永遠不會輸。

張康陽手捧國米獲得的意大利杯

帶領球隊奪回闊別已久的冠軍獎盃，以各種形式為球隊注資5.49億歐元，張家父子卻並沒有在遙遠的米蘭城獲得眾人膜拜的地位。這並不是因為本土球迷排外，而是球隊已連續鉅虧多年，如今蘇寧已失去過往的輸血能力，截至上賽季末國米淨負債高達3.74億，金融負債高居意甲俱樂部之首。

在自負盈虧的方針下舉債維持競爭力，拖到一份可觀的收購報價覆蓋所有投入，蘇寧打的商業算盤，眾人看得明明白白。但本地內拉祖里關心的是自己主隊的安危，而並非蘇寧的成敗，因此社交媒體上的討伐之聲屢見不鮮。

當然，作為早86年誕生的國際品牌，國米的投資價值遠非中超球隊可比擬的，不可能重蹈江蘇隊覆轍。可球迷沒有高下之分，自己的信仰是一件更好的商品，這又多值得驕傲呢？

去年夏窗國米球迷打出抗議張家的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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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寧們做的一切都合乎商業邏輯，唯獨欠缺的是對足球的尊重。足協主席陳戌源做客央視接受白巖松採訪時，曾説過一句引來無數嘲諷的話，“足球是公益性事業”。這句話也許不全面，但絕不好笑。

英美著作《足球經濟學》就曾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生意——足球俱樂部為什麼沒有（也不應該）賺錢”一章中做出經典論斷：“足球俱樂部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是BBA航空公司，他們更像大英博物館，是那種心繫公眾、在為公眾服務的同時，保持自身具備一定清償能力的組織。”

這一點整日泡在財務報表裏的筆者最有發言權，除了商業價值集大成的幾大頂級聯賽裏的豪門球隊，大部分足球俱樂部長年掙扎在盈虧平衡線附近，遑論估值提升帶來的投資價值了。在足球后進國家球迷基數有限，若只考慮財務收益，俱樂部對股東來説個個都是“包袱”。

而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偽職業化並沒有形成真正的職業氛圍和足球文化。究其原因，除了職業足球的順位長期低於國家隊榮譽外，理念上的引導也至關重要。我們一直誤將“職業化”等同於“企業化”，從國家出資變成企業出資，讓體工隊變成“廠隊”，形成了唯資本論的誤區。

我們都在羨慕日本足球的騰飛，尤其喜歡討論日本壯大的留洋軍團，卻鮮有人研究作為基礎的日本職業聯賽是如何發展的。J聯賽僅比甲A早成立一年，如今二者境遇大相徑庭。

1993年之前，日本足球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實業團”時代。球隊作為企業持有物，存亡興廢皆取決於企業經營策略甚至老闆的個人喜好，而由於企業對球迷沒有利益回饋的義務，球迷自然對球隊也無真正的歸屬感，羣眾基礎薄弱。

日本足球教父川淵三郎

時任日本職業足球聯賽主席的川淵三郎沒有選擇改良路線，而是力排眾議設立高標準，要求職業俱樂部獨立“法人化”，不得由母公司冠名，並設立固定“根據地”深耕一城。這次超前的賭博成功了，企業與地方結合的新理念成為吸引政商界參與的動力，申請數量遠超預期。

當時的中國足協也曾前往日本取經，得知日本企業投資足球的目的是擴大影響力和為日本足球出力。於是學到“精髓”的足協領導們選擇了實用主義道路——企業冠名，簡單粗暴地為企業找來了掏錢的理由，只要有錢，何愁聯賽不興？

對於企業與俱樂部深度綁定的種種弊端，時任領導只留下一句：“國情不同，日後解決。”這一等，就是27年…

94年甲A聯賽開幕式

錢很重要，可以買來很多東西，甚至包括愛，但花錢有邊際效應，到達閾值後，花錢的效益會越來越差。而人性又是由奢入儉難，泡沫越脹越大，終於到達臨界點，“嘭”地一聲炸了。回過頭來看，導致一片狼藉的真的是小小的“中性名”政策嗎？

資本是無情的，錢不能生錢，那就只能滅亡。這些把足球當做工具的人無視足球規律，把錢花在博人眼球而非有長遠效用的地方，哄抬物價，失去利益後便抽身離開，留下來捱罵的是那羣“高薪低能的廢物”，卻沒有人在乎“高薪”和“低能”從何而來。

另一個犧牲品則是球迷。企業足球背景下，俱樂部沒有動機發展球迷文化，首要考慮是如何與母公司保持一致，而球迷熱愛的是一方水土上的一方足球，很難與企業形成真正共鳴。等到企業垮台時，球迷自然沒有動力和財力像歐洲球迷一樣接下球隊的財政黑洞，反倒給了資本至上者以話柄：“瞧，靠你們自己是不行的吧！”

江蘇死忠只能通過輿論支持俱樂部

在資本野蠻生長的道路上，監管者也難辭其咎。英國足球能在最鼎盛的時候反思自我，而我們每次都只能慢一拍，大批俱樂部破產才知道該限薪了，房地產行業退潮才知道該中性化和股權多元化了，從資本至上一下子轉變為公益足球，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説到底，足球這門“生意”實在太過特殊。它以公益性為基礎，由商業化發揚壯大。今日蕭條之“危”未必不能成為明日復興之“機”，疫情中留住職業足球的火種，趁機重塑俱樂部和球迷之間的關係，壞事也有好的一面。

曾與張家一樣頂着“投機”帽子的恒大以身作則，縱使頂着嘲笑以60萬頂薪建隊，也沒有讓廣州足球的番號熄滅。為求生存，昔日中超霸主放下身段開闢直播帶貨的副業，這一點都不寒磣，如果曾坐擁中超第一上座率的兩屆亞冠得主都賣不動貨，那才是職業化的巨大失敗。

廣州隊直播間

足球是羣眾性運動，真諦在於全民參與。巨大的人口基數擺着，中國並非缺乏熱愛足球的羣眾，而是因為給予大眾參與的機會太少，才會催生出優越感極高的“純海外”球迷。遙遠的欣賞無法領略到足球運動真正的魅力，也無益於推動足球的普及和提高，這種受眾層面的巨大損失值得中國足球人深刻反思。

而在疫情之下，職業聯賽也應當在正本清源的同時注意保護投資人利益，節流固然重要，也不能放棄開源的嘗試。長期的賽會制、壓縮的賽程、低下的比賽質量，這些只會把球迷越推越遠。亞洲盃異地不是末日，巨資修建的高質量場地無用武之地才是。

希望功利的敬畏家越來越少，尊重足球的實幹家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