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戰是法國和英國之間的對抗會怎麼樣？_風聞

目前有個設想 就是推演着玩 假設拿破崙三世在普法戰爭中勝利了 阻止了普魯士南下統一小德意志 而是把他限制在了北德意志

然後法國在歐陸成功引起了英國人的警惕 兩大殖民帝國的矛盾逐漸激化 最後在這個架空的一戰中會發生什麼 雙方的陣營又會有哪些國家？

這個問題下有意思的是，或許在‘國際政治’這個角度上來説有一部分人會認為普法戰爭中法國的失利是德國崛起和此後英德衝突的決定性時刻；以海軍策劃的角度來看，很難忽視英德衝突取代日英-法俄同盟衝突的時間點要遠遠晚於1870年，大約發生在1900-1905年前後。當然這一方面這可以視為1870年的軍事勝利需要時間來轉化成統一德意志國家的實際軍事威脅；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即便是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法國的軍事地位，尤其是對於英法矛盾而言最關鍵的海上力量和帝國問題，遠遠沒有被決定性的妥協。1872年開始，在歐陸戰爭失敗和海軍在戰爭中無所作為的次級下，法國海軍有一段異常明顯的擴張期。這裏一方面體現在所謂的‘新學派（Jeune Ecole）’影響上，結果是水面襲擊艦，潛艇，以及截止92年超過220艘各種魚雷艦艇[[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部署在海峽南岸，比斯開和帝國的各個港口中。

另一方面則是主力艦隊的重建，之前的問題中提及過Beeler的描述。只要在計數上稍稍‘靈活’一點，很輕鬆地可以數出來1875-1880年間法軍主力艦下水數量超過了英軍的一倍[[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而要注意到1889年前，英艦隊仍然處於相當的‘戰略迷茫期’，在拿戰時期傳統的‘近岸封鎖’向蒸汽時代自動力艦艇戰術的轉型中[[3]](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1894年的法俄同盟的正式化進一步增加了法國在英法矛盾中的籌碼。雖然比如尼什或者貝斯特的日英關係研究者會強調日英關係中‘權宜之盟’的成分，但是毫無疑問到了1902年日英同盟正式締約以後，世界海域上最大，最直接，影響最深遠的矛盾，就是日英對法俄同盟這兩個海上軍事集團的直接衝突。

德國海軍進入舞台的過程是非常微妙的。實際上，在‘英德海軍矛盾爆發的具體時間’上，現在還存有辯駁。

1889年（英）海軍法案以來的大背景是，英法及其日俄同盟之間開始了一段相對明顯的直接備戰期。1889年開始的海軍策劃毫不掩飾其直接針對法俄同盟的所謂‘雙強’戰略，於是有了所謂的‘a majestic fleet（莊嚴艦隊，DKB語，指RN在89年後批量堆疊的前無畏/一等巡洋艦隊）’而1890年開始法軍拋棄了新學派的主導地位以後則開始了所謂的‘flotte d’echantillons（實驗艦隊/樣本艦隊）’的主力艦建造期。考慮到同期俄軍的海上擴張和日軍回應（以及中國分部對於日軍力量增長的進一步回應），到了1900年時，雙方在海上的對峙是非常淺層，非常明確的。

海軍部‘認可德艦隊的威脅’，一般認為就發生在1900-1905年左右。在這段時間裏，德國正式成為了海上力量平衡中一個無可忽視的組成部分。Seligmann（海軍檔案學會一戰和戰前幾部合集重要的整理人，現在費舍爾時期海軍政策的主要‘正統觀點’衞道士）在討論早期海軍部對德威脅的反應時，就重新梳理了幾個警告德國海上威脅的關鍵人物的實際發言。其中一個是第一海軍大臣威廉·帕爾瑪（William W. Palmer, earl of Selborne/塞爾伯恩伯爵），最早的對德備戰鼓吹人士。塞爾伯恩老爺的説法是什麼呢？他問1902年與駐柏林大使弗蘭克·蘭塞爾，‘在英格蘭與法俄開戰的時候，德國政府和德國人民的態度會是什麼樣的呢？德國海上力量會被如何使用呢？英格蘭應該對僅保持對法俄海軍的均勢或者微弱優勢，不掌握任何對德國海軍的反應力量，感到安全嗎？[[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而在北海對岸，提爾皮茨為1900年海軍法案（以及一定程度上1898年最初的海軍法案）正名的解釋，就是如果英國海軍擊敗德國海軍的風險會讓其無法對抗法俄艦隊，那麼戰爭的‘風險’就會阻礙雙方爆發海上衝突[[5]](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這也就是所謂的‘風險艦隊’。

當然任何哪怕提爾皮茨的構想是真誠的，在極端海軍主義裹挾下的英德雙方也不可能就此接受將國家安全基於對方的真誠之上。塞爾伯恩的海軍部議會和財政秘書（Parlimentar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休夫·阿諾德福斯特（Hugh Oakeley Arnold-Forster）在當年強調，‘德國必須被視為潛在的敵人···在地中海和中國海域的龐大艦隊不能保護我們不受德國的進攻···我國海岸始終處於德國艦隊的打擊範圍內，德國海軍力量的增長，德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的造船設施的增加，以及在陸軍參謀部指揮下德國陸軍完美地組織結構，都有必要讓我們考慮在東海岸可能的登陸行動··· ···’。他進一步認為‘德國在海上戰爭中可以贏得很多而不會失去什麼···’而德國‘有發動戰爭的動機’。瓦茨，在繼任懷特之後，還提出過一點更加荒唐的想法，他認為‘存不存在這樣的可能，德國，意識到突破已經得到增援的法國前線時的風險，與其破壞比利時的中立，更願意對法國北部海岸發動登陸呢？’顯然德軍的海上擴張並沒有被視為防禦性的。而德國的海上擴張很有可能就不是防禦性的。愛德華·馮·卡佩樂（Eduard von Capelle，提爾皮茨的小圈子之一，德國海軍上將，海軍法案的奠基人）就曾經在私下直言風險艦隊理論只是用來當成那些反對無限制海軍擴軍的批評的擋箭牌：‘帝國議會不想聽我們説實話，他們只想要一個聽起來合適的説辭讓那些敏感的人（能悟出海軍擴張本意的，譯註）能夠開導一下那些愚蠢的人（不能理解或者不認可海軍擴張的）。[[5]](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

傳統視角上，我們認為截止1905年，一部分因為英法俄在外交上的接觸，一方面因為1905年俄國海軍大部在日俄戰爭中灰飛煙滅，英德海上矛盾已經取代了英法矛盾成為歐洲海上對峙的最本質問題。這個問題直接涉及費舍爾改革的相關討論。雷金納德·貝肯（皇家海軍日後的DNO，全裝主炮鼓吹者，費舍爾的技術助理和傳記作者，費舍爾生平除了他的個人文件外最接近最貼切的來源），伍德沃德（另一個同期人），馬德爾（亞瑟·馬德爾；無需多説），DKB（海軍部模範員工大衞·K·布朗）；以及提爾皮茨本人（非常喜歡‘解讀’自己的偉大成就），將1905-1906年‘無畏’落成和‘無敵’開工，以及英艦隊在本土的重新集結直接描述為對德的戰略反應：馬德爾和貝肯在無畏建成之前的討論中非常堅決地認定無畏的出現直接圍繞着：

1，魚雷射程的增加；2，全裝主炮遠距離射擊的可能；3，蒸汽輪機的進步展開。區別於其他國際設計，（比如Cuniberti的意大利全裝主炮艦），無畏設計目的就是要通過主炮設計和航速優勢進行遠距離交火（無論這種交火在技術上是不是已經被完善了），直接奪取對海外（包括德國）的戰列艦質量優勢[[6]](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這一點和費舍爾時期的NID（海軍情報部，這一時期是海軍的策劃機構）裏同期的戰爭預案也支持這種説法：法國此時被認為或許是盟友，或許是中立國[[7]](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而費舍爾進一步將所有現代化戰列艦集中在了諾爾（Nore），這顯然是對德備戰的結果。無敵，在這一視角下，是直接圍繞着德制高速郵輪而設計建造的。貝肯説：‘無敵的航速毫無疑問被固定在了25節。這讓她對德國跨大西洋郵輪有一定的速度優勢。到那時我們已經花費了相當的經費，每年資助我們自己的郵輪建造來對抗德國郵輪，儘管這些郵輪設計上並不是用來作戰的也完全不適合進行戰鬥。幾個週一來，我們都在討論無敵火炮的9.2in與12in的選擇；但是最後12in火炮毫無疑問地取得了勝利，因為無敵這個大小和噸位的艦艇要想得到建造，就必須有能夠組成輕型編隊協助戰列艦作戰，騷擾敵軍前衞或者後衞的額外功能。’[[8]](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上面提到的其他快速郵輪，就是諸如毛里塔尼亞這樣的23kn+的快速郵輪。這些船隻以及無敵的設計建造都是直接針對德國的威脅而出現的。

上個世紀末的一系列‘革新’觀點，則反之有另一套解釋。

除去魯多克·麥基（Ruddock Mackay，費舍爾的第二個傳記作者）被雙方都視為己方觀點的支持者外（因為他寫書極其‘柔和’，往往主張調和，遇到問題彼此‘各有道理’，他的可以在網上買到，比只能在圖書館或者土豪佬藏書裏尋覓的Bacon的作品常見得多）；革新派的主要支持者們似乎已經在其他會大力裏面提及過了，主要包括：Jon Tetsuro Sumida（有人問這個漢字要怎麼寫，其實日籍/裔的美國學者有日語名不一定有確定的漢字寫法，很多時候轉寫成日語直接用假名拼寫即可；不確定這裏是不是這種情況，但是這裏工作語言主要是英語就無所謂如何轉寫了）；尼古拉斯·蘭伯特（Nicholas Lambert，鼓吹‘經濟封鎖從始至終是海軍部策略’的的作者），和費爾班克（Charles Fairbanks）等等。整個這一團亂事的起源是1989年的時候，J. T. Sumida發佈了一本叫做的書。這本書基本上把傳統敍事翻了個底朝天，首先，Sumida強調費舍爾想要的是無敵而不是無畏，而在他的眼裏，無敵就是戰列艦。

注意，傳統作者完全接受‘在一定時期內，費舍爾認為大型裝甲巡洋艦和戰列艦的設計和作用存在重疊’，但是他們不認為具體在1902-1904年間，無畏設計時，費舍爾是從頭到尾把無畏和無敵當成同一個東西去想的。Sumida的論點是：費舍爾在其他時間段裏明顯表現出過對於高速二等戰列艦和大型一等巡洋艦的認可和重視，在他的地中海艦隊文件裏面也存在過兩者融合的論點，他之所以建造無畏是因為，下面引用原話，‘費舍爾，通過自己的經驗，肯定知道自己的觀點會引發強烈的反對意見；他向自己的資助人和其他人讓步表示他的激進觀點不會馬上被視為現實可行的意見。’‘現在的時間點還不足夠收穫徹底放棄戰列艦建造的成果’[[9]](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換言之，從頭到尾費舍爾想要的主力艦都是大型裝甲巡洋艦（無敵）。無敵的速度優勢比無畏更大，而遠距離交火上，只要火炮威力足夠大或者火控技術無法有效跟隨艦艇機動，那麼輕裝甲的重炮艦就和重裝甲的重炮艦有一戰之力。之所以建造無畏是‘為了向傳統觀點妥協，避免反對意見’。這個觀點很快被蘭伯特進一步放大， 他進一步細説了費舍爾認可的‘融合艦（fusion ship，aka，費舍爾在1904-6年前後曾經提出的無畏+無敵/無敵設計）’[[10]](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然後進一步強調了一個概念叫做‘支隊防禦（Flotilla Defence）’。

他認為費舍爾計劃用潛艇和驅逐艦進行本土防禦，用大型裝甲巡洋艦（1911-1913年後被重新定義為戰巡）在海外對抗襲擊艦，或者在必要的時候被撤回本土參與對抗敵主力艦。在這種觀點裏，英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海軍收縮的主要動因是費舍爾的行政改革（財政原因），而不是德國威脅。至於為什麼海軍部的戰鬥計劃裏仍然包括主力艦大量集中在本土部署，或者貝肯這些親歷人，馬德爾這種戰後第一批研究解禁資料的研究者的結論不同，那是因為文件是偽造的。當然Fairbanks的觀點更加激進一點，他首先同意馬德爾‘把無畏艦革命的關鍵性事件放在了無畏，而不是無敵的設計上’是錯誤的[[1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10344/answer/2478212820)，然後強調此時的火控系統尚且無法支持有效的遠距離射擊（無論是遠距離魚雷精確射擊，還是遠距離炮射，這兩者是對的），所以無畏的全裝主炮不是為了遠距離交火的（至於無畏的這一設計是不是有可能是建立在先於技術進步之前的預先考慮上，他沒有討論）。馬德爾等人‘不懂得自己在討論的技術問題’，無畏不是為了遠距離發揮炮術優勢，無敵才是為了抵近距離發揮訓練優勢追殲敵艦（這一點很像Correlli Barnett，‘只要頂着損失衝進直射距離，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革新派認為他們許多材料的缺失是因為日德蘭後海軍部惡意掩蓋/偽造材料，故意縮小戰巡的設計用途。

這裏可以很明顯看出來，在傳統觀點裏，費舍爾的行政改革，艦隊再部署，以及無畏/無敵的技術進步，都是直接針對德國威脅的升級的。而新觀點裏，主力艦需求的下降則是直接和法俄海軍力量的衰落相關，其快速主力艦針對法俄艦隊中剩餘的遠洋巡洋艦，而支隊防禦的潛艇和驅逐艦則是海峽/本土防禦的基礎。在前者的觀點裏，無畏和無敵的發展是海軍‘演化（evolution）’，前無畏/半無畏艦進一步放大到無畏艦，大型裝巡到戰巡，驅逐艦發展出和炮艦協調的指揮能力/感知能力等等；在後者的觀點裏，費舍爾的技術推進則是‘革命（revolution）’，是要徹底洗牌主力艦的設計，同時徹底重整本土防禦的模式。

自1870年來到1945年裏海峽和比斯開的輕型艦艇對抗仍然會在新學派的魚雷艇和支隊防禦的輕型單位之間展開，而福克蘭這樣的較量仍然會存在。

雙方當然都非常自我正義。革新派認為自己要‘正本清源歷史研究’清理海軍部的宣傳説辭，新的材料讓‘不懂得技術細節’的舊觀點讓路；而傳統觀點的保衞者則強調革新派自己也不是那麼清楚技術細節，用一知半解的錯誤認識去混淆火控技術的發展，把不同意的材料打為偽造把不存在的材料認定是被銷燬無異於‘臆測歷史’。

我強烈建議閲讀Seligmann的文章來了解這段很有意思的‘歷史的歷史’。任何學過歷史的朋友都會清楚，對於研究大量未電子化的檔案而言，哪怕是同一個地區不同一個城市，都會有重大的困難。Seligmann本人貢獻了很多本1909-1912年間的檔案合集，很值得聽聽他説什麼。

參考

^Philippe Caresse, ‘The Fleet Battleship Charles Martel’, Warship (2020), pp. 288.

^John Beeler, Birth of the Battleship British Capital Ship Deisgn 1870-1881 (GB: Chatham Publishing: 2001), pp. 157.

^see: M.S. Partridge, ‘The Royal Navy and the End of the Close Blockade, 1885-1905: a Revolution in Naval Strategy?’, the Mariner’s Mirror (1989).

^Matthew Seligmann, ‘Switching Horses: the Admiralty’s Recognition of the Threat from Germany, 1900-1905’,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8), 30:2, pp. 243.

^abPatrick J. Kelly, 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76.

^Seligmann, ‘New Weapons for New Targets: Sir John Fisher, the Threat fromgermany, and the Building of HMS ‘Dreadnought’ and HMS ‘Invinsible’, 1902-190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8), 30:2, pp. 311.

^Paul Haggie, ‘The Royal Navy and War Planning in the Fisher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73), 8:3, pp. 118.

^Sir R. Bacon, RN, The Life of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Admiral of the Fleet, vol. 1 (New York: Doran & C, 1929), pp. 256.

^Jon Tetsuro Sumida, 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p. 53.

^see Nicholas Lambert, ‘Righting the Scholarship: the Battle-Cruiser in History and in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15), 58:1;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Columbia, Ub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etc.

^Charles H. Fairbanks, ‘The Origins of the Dreadnought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y Essa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bview (1991), 13:2, pp. 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