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路徑》：國際關係研究與歷史同行_風聞

**作者：**袁明，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國際關係研究是一門顯學，在過去的40多年裏成為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的一道亮麗風景。未來，中國與世界各地的學者們若有興趣對這一段歷史做研究將會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研究者們對這個題目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與心力，每一位都是該領域的“探路者”。2022年3月，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劉德斌的新著《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路徑》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書名直指“中國和世界”這個核心命題，既是大歷史命題，也是大時代命題。

《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路徑》封面

學習與瞭解知識，是一種文明的能力。自晚清以來，一代代中國學人放眼看世界，做的一直是“增量”。來自西方的各種國際關係學説，或歷史或理論，紛紛被介紹到中國來，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便蔚然大觀。中國不是現代國際關係體系的開創者，“國際”（International）這個詞是歐洲人的發明。作者在書中直接引用了當代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開拓者羅榮渠的判定，“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廣義而言，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大轉變，它使工業主義滲透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歐洲內部的變化，引發了後來歐洲向全世界的擴張。此外，這些變化也塑造了歐洲內部的國際關係體系，我們都要用大歷史眼光來看待這些變化歷程。

歐洲內部的國際關係體系，發端於結束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會。三十年戰爭期間打了大小數百仗，使德意志大地承載了難以想象的苦難。18世紀德國著名詩人、劇作家與歷史學家席勒著有《三十年戰爭史》一書。在敍述了戰爭給歐洲帶來的慘狀以後，席勒沉痛地寫道：“千萬張嘴千萬次地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當成是上天的善舉。” 因此，在書的結尾部分，席勒慎重提出，關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內容應當另成篇章。因為“締結以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命名的著名的、不容踐踏的神聖和約是一項巨大的事業”，“要完成這一艱難、昂貴和持久的政治藝術品需要克服無休止的障礙，統一有爭執的利益，使一系列偶然事件一起發揮作用”，“僅僅為促成談判需付出多少辛勞！要使開始的談判在變化多端的戰爭風雲中持續下去又需付出多少代價”。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路徑上，前人留下了許多的標記，值得我們不斷去探識。

中國進入現代國際體系較晚，而且是被強迫拖入的。曾幾何時，中國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如今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大國，成為全球更公正、更平等的國際秩序倡導者之一。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呢？這既是時代之問也是歷史之問。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不得不深思全球格局發生鉅變之時的處世之道。既然是“道”，就必須超越過往的認知，用理性思考從歷史和更大的全局看待挑戰。劉德斌曾在1999年發表文章《難以告別的20世紀——20世紀留給21世紀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戰爭、民族衝突、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雙重壓力、冷戰意識和全球文化認同等五個問題是20世紀留下的難題。21世紀已經行進到第22個年頭，眼下發生的一切已經足以説明這位歷史學者的眼光。21世紀初的作者並沒有預測到這次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但是“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雙重壓力”的大命題，無疑點出了包括疫情在內的人類共同面臨的大挑戰。應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雙重壓力”，也可以説是應對內部和外部疊加的雙重挑戰。這些都不是單憑一國之力可以做到的，必須尋求全球共治。

學術活動是人在所處時代的思想活動和實踐，是“靈性之動”。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人的靈性痕跡被書面化的語言文字覆蓋了。如果書面化的語言再被格式化、公式化、程式化，這不是文化的福音，而是文化的悲哀。《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路徑》一書幫助我們“活在當下”，但是必須“明白地活在當下”。因此，“問題意識”非常重要。該書一開始就提出“史學危機”這個在20世紀80年代被熱議的問題，為什麼在中國這麼一個歷史知識豐富、歷史文獻浩瀚、著史傳統深厚的國家，會出現“史學危機”？該書開篇就提出，當時“史學圈內的人，特別是中青年史學工作者有種危機感，確實是真實的現象”。作者當時是青年史學工作者，敏感且好學，就開始了“探路”，而且把握住了“中國與世界”這個歷史大命題，做到了一路與當代歷史同行，觀察世界、思考中國。或者説，既從中國看世界，也從世界看中國。這個“看”，不是時事評論，不是政策報告，而是學術研究角度的把握，作者稱其為“從‘歷史’看‘國際關係’”。如此與歷史同行，談中美關係、中俄關系與歐亞變局、世界歷史上疫情防治的經驗和教訓、文化交流，才是從“探路”中找到“路”。

在歷史大潮中沉浮需要定力，定力的凝成需要各種養分的不斷滋養。對中國學者來説，研究國際關係是研究一門並非在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學問。但是觀察一下現在幾乎遍佈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院、全球事務學院，便知在覆蓋全球的現代知識體系之中，國際關係正在成為一門世界新學。外交學院原院長秦亞青在2020年第二期《國際觀察》上發文表示，“‘全球國際關係學’是各種學派共生共存、互學互鑑的知識生產場所，必然需要中國的理論貢獻；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也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學界同仁和理論話語進行交流切磋，以便成為全球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對國際關係知識作出的積極貢獻”。在筆者參加的一次學術交流活動中，一位美國資深外交人士曾感嘆説：“現在人們都愛説多邊主義，其實中國是非常維護多邊主義的，中國與周邊打交道，是有歷史經驗的。” 在人文交流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文化氛圍與環境，即對自身文化的樸素認同與對他人文化的寬容。

已故歐洲問題研究專家陳樂民曾語重心長地提出建議，“長期以來，我就一直有一個想法，即把國際政治納入世界歷史的大框架裏去考察”，“在這個大框架裏，千變萬化的國際政治，無非是其中的戲劇、插曲，都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曲折反映，都是人類文明進程的長江大河中激盪起來的浪花”。識別洪流與浪花是一種現代能力，《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路徑》中有一代又一代探路者的足跡與思想印記，這應該是一種文明的提升。

文章選自微信公眾號“時政國關分析”，202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