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辦大學，此路通不通？_風聞

劉子 | 文

筆者長期研究鄉村振興與縣域經濟，深感鄉村與縣域發展的瓶頸在於人才的匱乏與文化的空洞。近日拜讀清華大學鞠建東教授文章《縣裏辦大學——產業升級與貨幣產業政策》，深感共鳴。

該文在網上爭議很多，如每年投2萬億元到縣裏辦大學，資金從哪裏來？是不是所有的縣都有條件辦大學？能不能像當年的電視大學一樣辦網絡大學？隨着人口下降，未來縣域還有沒有那麼大就讀需求？但筆者認為，縣裏辦大學的方向是值得探索的，以下就是是筆者的一些思考。

經濟轉型升級與“縣域辦大學”

鞠教授研究認為，經過1978～2018年40年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工業化已基本完成。除了工業化成就，一個關鍵標準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已基本完成——顯然，青壯年農民已基本從農業轉向工商服務業，工業企業對剩餘勞動人口的吸納能力也基本停滯。

以2018年為分水嶺，中國經濟從工業化時代進入知識化時代，中國經濟發動機從工業化時代製造、裝配，需要轉換成創新、高科技服務、知識服務。

而當下諸多經濟問題，根本便在於全社會還欠缺一個轉換模式，因此呈現兩大兩極化——小部分產業（和企業）成功升級和大部分深陷內卷，大城市、發達地區不斷聚集的馬太效應與欠發達地區不斷邊緣化。

顯然，只有大城市和發達地區的升級，遠遠支撐不了整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比如製造業，支撐“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早已不是大城市，而是分佈於中國廣袤大地上的眾多縣（區）域工業園、產業園、開發區等。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共有縣級行政區域2843個，佔國土面積90%，佔全國經濟總量約41%，佔全國人口約63%。**多數縣（以及很多鄉鎮），都有多個工業園。直至今天，招商引資、建工廠，依然是縣域經濟建設的核心工作。但現實中，大家都心知肚明，能拉來的企業成色如何，對人民羣眾實際收入拉動效果如何，對地方環境、債務的破壞力怎麼樣……

因此，普遍停留於工業化的思維方法慣性，與轉型升級的時代需求之間的落差，亦是制約發展的一大關鍵因素。

要解決這個“普遍性”落差，就不能光靠趨向於大城市的高精尖式創新，更需要一個普遍性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縣域辦大學，就是一個好方法。

一方面，同樣是政府投入，能夠投巨資建前景不明的工業園、產業園，為什麼不能投資建大學？

另一方面，中國縣域平均人口大約50萬左右（超過世界上許多小國人口），如此經濟體量，需要包括中小學教育、醫療衞生、大健康、金融服務、文化藝術、公共服務，以及企業發展、工農業科研推廣、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產業升級等大量人才。

這些人才，主要依賴大城市迴流、高校引進，但人數少、不穩定，且多數流入到政府公務員、機關事業單位去了，根本滿足不了整個市場和社會需求。

因此，建一所取之於本地、服務於本地的高校，就是關鍵的高質量供給改革！

經濟刺激與“縣域辦大學”

當前國家的經濟刺激，往往傾向於扶持數字基建、新能源、芯片之類的高科技領域，以期帶動整體經濟升級。

一方面，它們難以覆蓋縣域；另一方面，這些“風口”領域本身就是社會資本之所好，引導即可，過多刺激，反而容易造成干擾和浪費。

對許多縣域政府來説，不盲目找刺激、等刺激，而是盤活存量，通過扶持地方工業向知識化轉型，以重新激發社會經濟活力，才是更現實的路徑。

第二層存量，體現在經過多年發展，各地一般都積累了一定的優勢或特色產業，如特色種植、特色製造、特色服務業（如淘寶鎮、電商大縣、騎手大縣）。要將這些優勢、特色轉化為“專新特精”的區域經濟，必須從自發的初級市場走向知識化、專業化，此時，具備一定聚集、帶頭、科研能力的縣域大學便是關鍵。

第三層存量，在於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地方化。

目前，一線城市已初步完成人才紅利的轉化，即以白領取代藍領，成為城市生產、消費的主力。二線城市“人才大戰”也如火如荼。

多數縣域缺乏吸引人才的足夠條件。目前，多數內地縣域，工廠工人、商業服務業的平均薪資一般在3000元左右，5000元檔收入一般集中在體制內，上萬元收入則鳳毛麟角。人才和收入結構的停滯，亦是縣域內卷、經濟裹足不前的關鍵所在。

與其引而不來，不如自己培養——通過縣域大學，批量培養本地化白領，幫助地方從“藍領經濟”向“白領經濟”（包括技術型藍領）發展，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左刺激右刺激，不如對人的刺激。試想，一旦佔國土九成、人口六成的縣域經濟“白領化”發動機啓動，中國經濟會是何等盛況？

鄉村振興與縣域辦大學

近年來，三農領域已成為國家財政事實上最大的支出項，鄉村基礎設施升級改造初步完成，各地也政策頻出，但鄉村振興始終難以燎原，一大根本便在於人才的缺乏。大城市的高等院校遠離鄉村，也並不培養鄉建人才，所以當前鄉村振興，除了國家力量，就只有一些具有鄉村情懷的個體，中間嚴重斷檔。

當前，針對鄉村振興領域的培訓、教育，以各地一擁而上的電商培訓為代表。各地紛紛成立電商園，作為一個任務，甚至不惜花錢買農民來上課。效果不能説沒有，但放到鄉村振興大局，微乎其微。

事實上，鄉村振興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事業，從農牧業，到鄉村管理、社會治理，到鄉村教育、醫療、農村電商、民宿運營等，都是現代教育的空檔。且鄉村迥異於城市，各地人文地理、風土民情、社會關係千差萬別，要搞好鄉村，批量培養鄉建人才，建立本地化的高等教育也勢在必行。

教育改革、大學生就業與“縣域辦大學”

教育改革是一個老大難問題。高校不斷擴招，大學生就業嚴峻，高中填鴨教育始終難有改觀，瘋狂內卷，中考分流，刺激職業教育引發廣泛爭議，以及大量撤併鄉村中小學，雙減等等，問題是全方位的。

整體來説，當前教育是一個縣城抽鄉村，大城市抽縣域的人才抽血機制：一方面，只見抽血不見迴流，另一方面，教育日益精英化，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日益遠離鄉土，“士”近“商”（與政），而日益疏離“農工”。

當然，這不光是中國的問題。因為現代教育一大本質，就是人力資本化——即將人力資源轉變成人力資本，以配合產業資本，為其服務。

**正如“把文章寫在大地上”，教育也應該“辦在大地上”。**以中美為對比，截至2020年，美國人均受教育13.4年，我國為9.91年，美國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占比88.40%，我國是30.56%，美國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占比61.60%，我國為15.47%，所以我們的大學生並不多，之所以顯得“過剩”，是都扎堆在大城市不願迴流。

還有美國高校密度也很高。以美國伊利諾伊州為例，其面積15萬平方公里，人口1281.25萬，卻擁有高校255所。面積相近的我國遼寧省（14.8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大約三倍於伊利諾伊州（4351.7萬人），但域內高校數量僅為114所，密度為平均每38萬人一所高校，而伊利諾伊州是每5萬人一所高校，遼寧省高校密度不到伊利諾伊州的1/7。

我們不能只看常青藤這樣的全球化精英大學，事實上，西方的大學體制來源於教會。幾百年前，分散在鄉鎮、小城市的各地教會，紛紛創立地方大學，逐漸奠定了現代高等教育模式。直至今天，美國地方教會大學、社區大學，5萬人/所的密度，依然是“教育辦在大地上”的體現。

再看眼門前的現實壓力。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問題一年比一年嚴峻。2022年，我國有1076萬大學畢業生（不含80萬海歸留學生），其中457萬考研（招生總數110萬人左右），200萬考公，還有大量考教編，就是不願往回走、往“下”走。

所以，屢見“杭州餘杭街道只招清北博士”“河南漯河捲煙廠捲煙操作崗只招碩士”之類的新聞。但這些一點都不值得誇耀，因為，當人才都走向體制，當體制力量日益大於市場、社會，最終的社會成本還得由全社會來承擔。

讓這些知識分子回到更適合自己的崗位，比如縣域大學老師，是不是更能發揮其所用，更利國利民？

共同富裕與“縣域辦大學”

中國大中城市已有4億中產，為全球之最。但從2008年左右開始，M型社會、中產消亡論等觀點就廣受關注，彼時，經濟大發展足以掩蓋這些爭論，到近年發展放緩，中產內卷便迅速成為不爭的事實。

長期以來，經濟學界片面鼓吹“大國大城”式聚集效益，卻忽略了聚集的成本。比如，光聚不散必然導致的內卷，比如人們在“逃離北上廣深”、又“逃回大城市”之間反覆折騰。只不過這內卷、折騰的成本並不需要經濟學家們承擔罷了。

中產階級不能只在少部分大城市產生，否則內卷必成規律。同時，中產的標準也應以區域劃分，比如上海月收入兩萬，面對房貸、車貸、孩子教育多半還得緊巴巴，它跟省城一萬多、縣城五六千的收入，其實際“獲得感”並沒有本質差別。

大城市白領、中產要再進一步，從兩萬提升到三四萬並不容易，它取決於全球大環境。但縣城藍領從兩三千，批量提升到四五千，白領從四五千提升到七八千，只要內循環運轉起來、方法得當，則是可以自我掌控的。一旦大中小城市各自實現中產化，屆時，再結合户籍改革給予人們更多遷徙和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才是共同富裕的更優解。

如果説職校是生產技術藍領的“流水線”，大學就是生產白領、中產的“流水線”。這樣的“流水線”，比引進工廠流水線要重要、深遠得多，廣大縣域們，都值得擁有！

文化復興與“縣域辦大學”

與經濟格局一樣，當前的社會文化同樣呈現兩極化特點——“文化”集中於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小城市、縣域則成為“文化沙漠”。以至於從大城市返回小縣城的中產們，最難以忍受的，往往還不是經濟，而是“沒有文化”。

社會文化的第二大問題，體現在大城市文化的標準化、市場化，彷彿只有博物館、美術館、歌劇院、電影院、演唱會才叫文化。而許多地方，本該代表文化自信的優秀傳統文化，則因為“土”、地方化、缺乏市場空間，反而漸漸被淘汰、消解。

事實上，文化復興才是民族復興的根本。

孫中山可能是最早認識到這個問題嚴峻性的先驅。他指出，“中國人經過了義和團之後，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而“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便提倡世界主義”，所以他的三民主義，即以民族主義為先。

歷史學家錢穆也繼而指出，“中國人自義和團以來……已經不敢自己用思想，不肯自己用思想，也不信還有別箇中國人能有思想。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起先是學德、日，其次是學美、法，再其次是學德、意，又想學英、美，最後則學蘇聯（注：改革開放以來繼續學歐美）。民族主義喪失了，又尚未甘願做殖民地亡國奴的心地，則必然要轉向世界主義”。

我們當然要張開懷抱擁抱代表發展的世界主義，但不能因此關上民族主義、傳統文明的大門。須知，沒有民族的，便不會有世界的，不明瞭“我是誰，從哪裏來”，便不可能真正知道“我要到哪裏去”。

顯然，大城市便是按西方模式、工商業思維建設的，大城市的精英化教育也培養不出李子柒。要城市轉換思維和行為模式，並不容易，也不划算。更好的辦法，依然是自下而上的修復、重塑，兩條腿走路。

因此，縣域大學，不止培養地方文化人才、滿足縣域文化市場需求，也是重塑民族文化自信、走向文化復興的關鍵所在！

現實路徑

近年來，一些大城市高校由於擴張需求、土地匱乏、辦校成本等因素，在地方“求校若渴”的大力邀請下，將一些分校搬到縣域。但這種行為，主要侷限在大城市周邊，或經濟較發達區域的縣級市。

一方面，這種縣域辦大學的方式，相較而言仍屬於現有大城市高校外溢的市場行為，並非縣域主導，因此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另一方面，其事實也證明着，縣域辦大學的旺盛需求和可行性。

第二種現實路徑，是美國的社區大學。他們可以在社區辦大學，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人口更多、需求更大的縣域辦大學？

第三種現實路徑，是改革開放前曾遍地開花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模式。

共大起源於江西，1958年，在“半工半讀”思潮下，江西省結合當時實際情況，提出了創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決定。它主要面向農村地區，招收比較貧困的農民子弟，畢業後也傾向於服務本地，同時，它還承擔着向鄉村普及文化科學的任務。

江西共大采取半工半讀、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方式，一般都有自辦農場、工廠，以自我供血。這個傳統，曾深入到江西的地方教育，到90年代中期我上初中時，我們鄉的三所中學都還有各自的農場、果園、魚塘之類，而且我們都要上勞動技術課（如洗衣、種菜、做飯之類），並定期參與勞動。

貼近工農、服務本地的江西共大，曾創下遍佈全省各地127所分校的紀錄，擁有21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畢業生（其中總校畢業生為10563人，分校為202966人），她曾是全國佔地最大、地域最廣、學生最多、國家花錢最少的學校。這種模式，還陸續複製到內蒙古、安徽等眾多省份，安徽勞動大學、內蒙古勞動大學等“共大”紛紛成立。

我老家大伯就畢業於縣裏的共大。雖然當時的縣級共大，僅相當於中專（當時的中專堪比現在的大學）。他學成畢業後，沒有留在縣城，而是回村做了電工並且一邊還堅持務農。他們這代鄉土“大學生”，為鄉村面貌的大改變，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這些，在我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也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從1963年起，江西共大就被外交部列為對外參觀點。僅僅1968年至1980年，就有86個國家和地區的549批外國朋友共7496人到共大學校訪問考察。

江西共大收穫讚譽無數。美國學者在共大逗留期間稱讚道，“共大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富有創造性和具有鮮明特色的大學”，70年代，以江西共大為代表的教育模式還被聯合國表彰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1978年，江西共大成為全國重點大學。

江西共大生於艱難困苦，卻消解於市場洪流。1980年，江西共大南昌總校改製為江西農業大學，各地分校根據各地具體情況相繼更名，有的取消，有的歸併其它學校。繼續堅持“共大”的很少，原婺源縣鄣公山共大校長林春就回憶，“自1980年共大總校改名後，我們沒有接到任何行政命令説不辦或者不能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個校名”，至於為何很多分校都改名了，林春把原因歸結於“多半是他們覺得共大這個名字土”。

市場化語境中，有人認為它只是中國教育的“烏托邦”，但教育界主流評價，還是認為這是值得借鑑的、一所在試驗摸索中前進的大學，它用實踐為辦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縣域要不要辦大學、能不能辦大學？江西共大已用實踐證明、並積累了豐富經驗，只不過被追求“洋”否定“土”、追求“時尚”厭惡“勞動”的現代人遺忘了。

假設當時，江西共大不叫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而是叫個科技大學、經濟大學之類的時髦名字，它的歷史會不會改變？中國教育的歷史會不會被改變？

運作方法

綜上，縣域辦大學，是一把破解當前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等諸多矛盾的，四兩撥千斤式的鑰匙。那麼該如何推進呢？

1、國家財政投入

鞠教授分析認為，縣裏辦大學有兩個難點，一是師資、課程建設，二是經費來源。

數字經濟時代，師資、課程建設可以藉助信息技術，通過現有重點大學傳、幫、帶來實現。我國現有985、211重點高校大約150所，新建縣域大學大約1500所（刨除市轄區，同時，人口太少的小縣宜合辦），每所重點高校通過信息技術幫助10所縣域大學的師資、課程建設，可以快速滿足縣域大學初步的師資、課程需求。

經費方面，假設每所縣域大學建設週期為10年，每年需要10億元投資，那麼2000所縣域大學今後10年每年需要1.5萬億元投資需求。除了少部分經濟發達的縣（市），多數縣域經費還得依賴於國家。

現實中，我國經濟發展確實需要更加寬鬆的貨幣、財政刺激來提振需求，問題在於錢投向哪裏？縣域大學具備變革性的直接經濟收益、綜合社會收益，這1.5萬億的“精準貨幣政策”，不應該成為問題。

2、整合縣域中專、職校

當前，我國依然存在大量的地方中專、職校、技校（以及電商培訓基地之類），由於國家和社會重視程度不足、辦學理念落後等原因，辦學質量早已嚴重下滑，甚至只能説聊勝於無。為了生存發展，他們不得已以“發展職業教育”為名，與各地教育部門一起，強行推進中考分流、搶奪生源，引發大量爭議。

另一方面，2000年開始的高校擴張潮中，大多數地級市已在市級層面整合過一部分中專，已證明了這個方式的可行性。現在，在縣域層面再整合、升級一次（並降低國家的投入），應該也不是問題。

3、鼓勵企業家參與

中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很多，很多對辦教育具有深刻的體悟。譬如陳嘉庚之於廈門大學，曹德旺投資100億建設福耀科技大學，虞仁榮出資300億辦東方理工大學等等。

眾所周知，很多全球優秀大學都是企業家或慈善家建立的。地方優秀企業家的參與，充分調動其積極性、社會資源、管理能力等，在非盈利、納入監管、政府參與的前提下，也足以辦出有特色、打破縣域、走向全國的好大學。對中國教育發展的貢獻，更善莫大焉。

4、試點改革

縣域經濟改革應當日益提上日程。尤其在當前工業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縣域經濟的競爭，必須從招商引資為主導的“加價（優惠條件）-壓低人工成本-犧牲地方環境和民眾福祉”的簡單競爭中跳脱出來，轉向以特色/優勢產業、人才培養和競爭為導向的知識化競爭。

但是，縣域要比大城市的差異性大得多，縣域辦大學必須防止一擁而上又迅速退潮、甚至導致改革失敗的局面。應當在試點、完成經驗積累、模式成熟的基礎上，有序推進為要。而且，縱有個別縣域失敗，其影響也是區域性的、可控的。

當前，中國正處於從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關鍵歷史時期，必然面臨許多轉型痛苦。我們不能因為暫時的痛苦、挫折就情緒反彈，轉而再次愚蠢地否定自己、拿來主義，甚至逃跑主義。

當然，人人都有追尋自我認知的幸福的權利，我們依然要尊重、捍衞他人的自由選擇權（乃至“逃跑”的自由選擇權），但根本還在於以我為主，繼續將國家和社會改革向深水區推進。

轉變思想，辦法總要比困難多。縣域辦大學這個辦法，應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作者：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

鳴謝鞠建東教授。

參考文章/書籍：

鞠建東、李思佳，《縣裏辦大學——產業升級與貨幣產業政策》；

楚秋説江西，《江西青春往事：贛鄱大地上的共產主義大學》；

佚名，《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歷史》；

錢穆，《中國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