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為什麼出不了馬斯克？經濟影響了中國年輕人的思想自由》解讀 回帖的深層背景_風聞

從“中國為什麼出不了馬斯克？”“經濟影響了中國年輕人的思想自由”一文解讀 guan_16301319202655回帖的深層背景

      guan_16301319202655回帖説的不錯。 的確，中國的投資人對科學技術還比較生疏，因為中國的投資人本身對純智性的東西知道的很少，對科學技術隱含的資源稟賦（包括管理決策體系）一無所知。只有少數在某個行業裏耕耘多年的人才有可能把握純知性投資的機遇。所以中國的證券市場就是只看到當下能否賺到錢，看不到科學技術的“內生動力”，説白了這些投資人就是圈錢。中國的這種情況和歷史文化有很大關係：西方到了近代宗教與科學有着密切關聯，比如牛頓、哥白尼、伽利略都既是宗教信者又是科學的探索者。所以在宗教統治時代，西方的自然科學演化進程就存在着天然的土壤。

       中國的歷史不是這樣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大夫政治文化佔有主導地位。這種“實用主義”的政治文化的背後是皇權法統，也就是士人的出路是做官“治國平天下”。自春秋以來的中國哲學史就是強調“修身治國平天下”和宣揚“安分敬制”，從來不講“開啓民智”探索自然。所以中國的古代，科學萌芽只能產生於“匠人”階層，自生自滅。即使社會中僅存的、有那麼的那一點點離散的“科學智慧”，在皇權法統和宗教規制的約束中也是不可能通過商品流通形成理性的認知體系。而西方從地心説到日心説再到現代宇宙觀的世界觀形成，整個過程都是在宗教的框架下逐步形成了科學體系——因為它至少有比較合適的演化環境。

      如果説春秋前後成就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體系，那只是屬於人文政治哲學範疇。與現在講的自然科學哲學體系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

       如果説早先西方科學是一個面，那麼中國古近代科學不過是某幾個相對孤立的“點”，中國的醫學發展史也告訴我們——中醫理論的基礎首先就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底子。正如陳嘉映先生曾經説過：“中國人不是不聰明而是缺乏對純智性的追求”（《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異》）。西方人從“什麼”到“為什麼”一直有一種執着的精神。中國人則似乎滿足於“妙手偶得”為止。

       舉個例子：陳景潤大家都知道吧？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當時不為學術界所重視，幸虧王亞南的推薦才得到華羅庚的幫助進了數學所。同樣，沒有熊慶來的支持華羅庚也沒法進入數學界。還有一位就是最近才報道的數學奇才陸家羲——一位民科的數學大家,數學“組合論”的世界權威，在中國數學界舉辦組合論國際學術討論大會時邀請加拿大教授講學被質問：你們不是有一位陸家羲博士嗎？要我去做主講豈不是班門弄斧嗎？到這時主辦方卻一頭霧水：沒聽説過有這麼一位研究組合論的陸家羲博士。這才開始滿世界找陸家羲。最後，還是在當初陸家羲的論文多次被科學院以“意義不大”被退回後，蘇州大學那位教授指點他到國外投稿一舉成功並連續投送8篇論文震驚世界數學界。到這時，陸家羲才被大呼小叫地被請到各處作學術報告。即使到這時，沒有人注意到陸家羲窘迫的家境，此時還只是沒有職業，沒有收入的“業餘數學愛好者”。為了學術開放陸家羲放棄了國外投稿的所有版權，而女兒吃到的唯一的兩個橘子還是陸家羲在座談會上捨不得吃帶回家的。回到家，興奮至極的陸家羲——當夜離開了人世，留下的只有8個世界級數學成果和抽屜裏的那份還沒有完稿的論文。我們現在知道人才的寶貴了，可是被我們埋沒了的那些科學大家：葉企孫（培養了32位中國頂級科學家）、束星北（曾經是愛因斯坦的助理教授，在自己掃廁所的地方藉助一個小計算器完成了中國第一次航天器返回地球落地點計算數據且相當精確，而且國家給的100萬元也分文不取）和陸家羲們要不要反思？古人説：“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對人才的種現狀，我們這些後人是不是愧對祖先的教誨？

       現在不是都在説程序的算法是核心是基礎嗎？我們應該清楚：程序的算法底層就是數學算法！而陸家羲的研究成果恰恰是對計算機仿真程序的貢獻。我們習慣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可是這“亡羊補牢”只不過是一種事後的無奈之舉而已。

      説句不好聽的話，中國現代科學工程體系直到錢學森回國後通過“兩彈一星”項目才真正建立起中國自己的中國現代科學及工程體系。錢學森不僅僅是導彈專家更是偉大戰略科學家以及系統工程大師。其實，錢學森對國家的最大貢獻還不是導彈，而是他為中國的現代科學及工程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我們後來的所有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工程體系都是基於錢學森的系統思想。

       説起來，撇開政治先不説，就以科學技術本身的潛在能量而言，中國的企業家和投資人自身的科學稟賦和判斷力與美國的財富精英遠不在同一水平上，連很多高層學者都與大師差距很大。什麼是大師？我的理解就是：大師一是要能發現人才，二是要能指引探索的路徑。田長霖先生説很早就告誡我們：“大學不能大而化之。要有大師，要能培養出大師”。華為的任正非非常有遠見：10年不給俄羅斯的青年數學家施加壓力——任其思緒飛揚，直到有一天這位數學天才告訴他“實現5G的數學算法找到了”。任正非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能“看破天”的企業家。

      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如果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那麼高層次的需求（發展和興趣）就會減弱。所以現在年輕人對純智性的追求程度與其生存條件是呈正相關的：即生存問題不解決，對純智性的追求程度就會減弱。我們不可能讓絕大多數人都像華羅庚、陳景潤和陸家鑫那樣始終沉浸在知識求索的海洋中。

      不僅中國投資人內在稟賦遠遠不夠（因為他們原初只是買賣人），就是金融機構（包括四大國有銀行）也不具有資產處置與管理的能力。這也是國企改革中資產處置產和“過剩產能”的無效流失。而在發達國家，相當一部分企業資產和“產能重生再造”都是銀行增值的通行手段。不僅如此，這些銀行財團·還能通過金融工具控制優勢企業而獲得更多利潤。我們的股權市場就我來看，還遠沒有脱離“套利”的怪圈。

       guan_16301319202655的確講到了問題之所在，現以他的一段話來作為結語以示敬意：

       美國的優勢在於，風險投資人相對於中國對新技術更敏感，也瞭解人的潛能可以被壓榨到什麼程度，因為他們自己也是多年媳婦熬成婆。同時比中國風投掌握更高效的市場資源和社交能力，也就是可以在生意方面幫到創業者。相對來説，中國的投資人對技術還比較生疏，自己也欠缺科技行業的基層歷練。除了財大氣粗的土老闆，就是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的財務出身，最多還了解一些科技情報，也以人云亦云跟風為主。相對美國資本，中國投資人更看重科創企業負責人的經營能力。覺得商業模式流行（比如資本對共享單車的追捧和重複投資）而且經理人做事靠譜才能放心投資，而對書呆子、技術宅不感興趣，也不想花時間弄懂到底這個有沒有前景。中國投資人很少自己介入來做業務，讓科創精英專心做研發，最多派個財務來簽字管賬。

     注: 原貼參見https://user.guancha.cn/main/preview?id=76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