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個體理性主義與集體理性主義，從華爾街日報造謠東航背後的大飛機自主權之爭説起_風聞

部分一：正常雜談

這兩天外網可熱鬧了。中央軍華爾街日報一聲炮響，偽軍們紛紛配合，各種關於東航墜機的陰謀論瀰漫開了。甚至我身邊有些小可愛都在談論“蓄意墜機”這件事情，甚至想結合Germanwings 2015年那場不幸的事故來分析分析機組人員的心理問題。

我很理解小可愛們求真的行為，但也請記住此次消息的源頭是**“華爾街日報”**。而且偽軍們積極地配合，這已然説明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

實際上，從部分偽軍露骨的標題就可以清晰看出這場圍繞東航的輿論戰，其打擊點在什麼地方。

譬如：

注意：波音還清白

呵呵，請問這是要裸奔了嗎？

沒錯，華爾街日報之所以會突然發出這篇謠言，表面上看是為國內某些**“狹間理中客”**小可愛們探索探索真相，但更深層次的目的則是為了波音正名嘛。

特別是國產C919已經取得重大進展，這時候波音要是在中國的輿論場裏臭了，他們以後還怎麼壟斷賣飛機呢？

輿論戰，輿論戰，往往拿着探尋真相當幌子，實則暗藏殺機。

當然又有小可愛會反問我了：你光説人家美國人為了保波音來造謠我們，你怎麼不説我們國內為了C919故意抹黑波音呢？

首先，這個狹間確實立得不錯，但請拿出切實的證據來，否則你連辯經都辯不起來。

其次，在不太理中客、也不屑於當一個屁股坐在火星上的理中客的合川老農民表示，中國人推自己的大飛機，有什麼問題嗎？

在存在信息迷霧的時候，你選擇相信華爾街日報放出來的陰謀論，懷疑自己國家官方的消息，這是“逆”字深入骨髓，病入膏肓，心理病態了？

在這裏用金燦榮政委的嘿嘿嘿洗禮一下這些內心不太陽光的小可愛們。也許你們成長的環境確實有些差強人意，也許你們在應試教育的內卷中確實受到了3.14159的精神傷害。

但人生在世，誰不受點傷呢？有些人受了傷，成長了，成熟了，堅強了，做到心外無物了；而有些人受點傷就開始長吁短嘆，開始憤世嫉俗，開始定體論飛起。這到底是你傷得太深，還是你內心太稚嫩呢？

大飛機的主權之爭，是圍繞東航事件這一局的輿論博弈。而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應該站在**“用自以為是的逆去當理中客”**的位置上，還是以“**中國大飛機自主的歷史使命感”**而站在反對這些謠言的立場上？

我認為只要不是讀書讀廢了，被西方那套洗腦洗殘了的，都應該是足夠清楚民族獨立的正面意義。

國產大飛機即將打破西方壟斷格局的關鍵時刻，華爾街日報不造謠，對不起他自己的屁股；油管上的偽軍不造謠，對不起他們的智商。

而我們中國人民不信謠，堅定不移地支持國產大飛機的發展，這才對得起我們身為中華兒女的一身正氣。

説到這裏，可能又有小可愛説我這樣太矯情了，你在渲染民族主義，你在搞意識形態，你這就不理性，不中立，不客觀。

小可愛們認為，你一定得先從自己飽滿的情緒裏挖一個狹間出來，然後堆砌數據，堆砌論據，搞一大堆所謂的邏輯推繹，讓我用邏輯與數據去證明自己支持國產大飛機發展，只有這樣，才符合所謂的科學，符合所謂的理性主義原則。

大家別笑，這些小可愛可不是我憑空你那個捏造出來的，連花清瘟膠囊的事情才過去多久，狹間理中客們什麼嘴臉，大家應該還有印象吧。

習慣將自己坐在太平洋對面的屁股偽裝到火星上的狹間理中客們，顯然很難理解我這種不講道理，不按套路出牌的老流氓的行為模式。

他們只能慶幸慶幸自己是坐在電腦面前跟我玩線上輸出，要真是坐在我面前，我一般都會直接進行物理勸導。

故此，我並沒有興趣去構建一條我支持國產大飛機的邏輯鏈條，因為這種支持與熱愛渾然天成，沒必要做一些畫蛇添足的操作。

而且辯經向來也不是我喜歡的事情，與其辯經，還不如把今天的主題給昇華一下：

對面所謂的，有目的的精神殖民，文化侵略，其攻擊核心在於什麼地方？

這個問題，我之前也許清楚，但沒有覺悟，也沒有形成高度的凝練，直到昨天重温了一遍《長津湖兩部曲》，被沒有管虎作妖的主旋律電影震撼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在提出觀點之前，先問大家同不同意我以下這段判斷？

中國需要集體理性主義大於個體理性主義。

體現為，大家思考社會宏觀問題的時候，應該多從大局出發，而不是動不動就個體出發定體論。

具體點就是這次上海防疫，很多人都在噴動態清零，想共存。從個體角度來説，動態清零確實會給生活帶來不方便，但從集體角度出發，動態清零不共存是為了保障社會最基本的經濟秩序。

**同樣，在情感層面，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大情懷而非小確幸。**大情懷會帶來對於國家發展，文化復興的強烈情感，小確幸會帶來傷春悲秋、時代的一粒沙塵。

集體理性主義的弱化、大情懷的弱化，是當代中國思想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越是在意個體的理性，越是在意個體的情感得失，那麼人們的格局就會越狹隘，人們對於天災人禍的耐受度與應對意志就會越脆弱。

集體理性主義與大情懷帶來集體奮鬥，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個體理性主義與小確幸帶來個體奮鬥，最終強化資本主義，這是兩者的最大區別。

集體理性包含了對於個體得失的不極端索取，建立在一個族羣為了整個族羣的生存延續，在一定程度上放棄所謂的個體利益的最大化，以換來整體社會的有序發展。

與集體理性相輔相成的是大情懷，他們是一體兩面的存在。

當代中國大情懷的缺失，恰恰是個體理性對集體理性的壓制所致。這裏面有複雜的歷史原因，導致了河殤的橫行，導致了人們對個體關懷的強烈需求。

就如同基督神權對人慾的過度壓制會派生出所謂的“人文主義爆發”一樣，物極必反的規律使得個體理性主義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登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歷史使命。

但到了今天這個經濟發展的新十字路口時，這種個體理性在之前“局”中的先進性變成了當下“局”中的反動性，因此值得批判。

在這裏大家一定要清楚批判是本意是什麼？批判是給事物劃清邊界，而不是消滅它。

個體理性主義當然不可能被消滅，也沒必要被消滅，只是因為時代的特殊，使得個體理性主義已然越過其應該存在的邊界，通過公知的嘴來腐蝕當下需要的，相對處於主流位置的“集體理性主義”。

而我之前提到的，所謂精神殖民，文化侵略的核心實質，不在於説我們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文化形式，而在於説這些文化形式中的某些特別有針對性的部分，正在通過各種方式摧毀中華民族優秀的“集體理性主義”，將之替代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個體理性主義”。

這也是我對外來文化一向的態度，並不是説要一棒子打死，閉關鎖國，全盤否定。而是要清楚哪些東西是有用的，哪些東西是有害的，哪些東西可以作為人類文化友好交流的部分，哪些是得必須認真甄別的，夾帶了私貨的東西。

別覺得我在危言聳聽，此次出現在上海的，那些呼籲共存的聲音，那些抱怨封城，要爭着移民的聲音---哪些不是代表着“個體理性主義”思考的極致呢？

這不就是個體趨利避害的最基本原則嘛。

然而中華民族的文化情結，恰恰就如《一人之下》中王也對於諸葛青祖先諸葛丞相的評價：

如果一味趨吉避凶，那依然是被所謂的天理給束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舍一人之修為，救天下之蒼生之修為，此為武侯之道。

一人之吉凶與天下之吉凶之間所體現的，恰恰就是**“個體理性主義”與“集體理性主義”**的深刻對照。

當然，現實世界裏，個體與集體之間本身就是糾纏的，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諸葛孔明那個程度，但至少在國家處於危難的時候，稍微能把思維切換到集體理性主義上，不要碰到一點就在那裏又叫又跳，一副精緻慣了折騰不得的小布爾喬亞模樣。

可以説，經濟的發展與所謂**“個體理性主義”思想的擴散，共同造就了當代國內那一羣“精緻利己主義者”**。其中經濟發展的客觀情況我們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所以我們允許個體理性主義的存在。但從思想層面的引導依然要下功夫，要讓個體理性主義活在自己該活的空間內，切不可讓其來侵蝕集體理性主義。

《長津湖》這部電影給我最大的感受在於：

家國危亡之際，中國人幾千年傳承下來的集體理性起到了拯救民族於危難的作用。

而自河殤以來，公知們試圖用個體理性來解構集體理性，將新一代的中國人變為一羣斤斤計較的精緻利己主義者”

這種感受，當我看到高曉松在油管上的奇葩標題之後就變得更加的強烈。

高曉松所謂的自由之聲？我不清楚説的是不是把連花清瘟膠囊當作轉移矛盾的靶子那種嗎？還是一邊開豪車，一邊泡網紅，一邊生日包島，一邊搞選妃節目但就是不肯拿出資金去發展中醫現代化，卻始終要拿着中醫懟人的王家公子那種？

可嘆的是，我才出國那陣子，也還真被《曉説》給糊弄過，特別是高曉松做輪船去南極那幾期，因為本人對去南極考察有情懷，所以還看得津津有味。

後來聽袁騰飛講朝鮮戰爭，講什麼美軍飛行員扔炸彈精準得可以塞進山洞，講什麼朝鮮戰爭就是中美兩國戰略誤判。您別説，那段時間我還真信了，現在想起來覺得自己跟個傻子一樣。

所以大家應該能理解為何我如此痛恨公知，如此痛恨這些狹間理中客與恨國黨們。畢竟我的智商曾經被這些人侮辱過，就算是為了智商復仇，我今天都要把它們的底褲給扒得乾乾淨淨，扒成一行，在晾衣繩上排成一條馬奇諾防線。

後來我不斷反思，終於發現自己曾經的狹間源自於何處，其實源於當年那個全盤西化，語文歷史課上做英語作業的奇葩教育。

後來我看到張伯禮院士呼籲讓中醫學入小學生教材，我深以為然。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從小就忽略國學，那這些人長大了，早晚會忘掉自己文化的根，成為一名用居高臨下的，自以為為所謂現代化佈道的西方精神殖民的馬前卒。

而我們的教育強調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卻不強調用學來的知識好好建設自己的祖國。光是把術給搞精深了，卻忽略了對於道的領悟。

於是乎有些人自以為學了點所謂的現代科學，學了兩句英語，就跟世界接軌了，就是世界公民了。這在我看來不過是半灌水響叮噹，用我們四川話來説就是”假洋盤“。

講真，現代科學我也沒少學，外語我起碼也掌握兩門，但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咱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還是覺得漢語優美可愛，特別是四川話，拿來罵人可以不帶重樣，這種火力壓制，小可愛們可曾見過？

我們從事農資這塊的人最清楚，一棵樹要是根扎不深，那絕對是長不好的。所以要想茁壯成長，先把自己的根紮好。而我們的根在哪裏？在我們腳下，在我們五千年沉澱下的文化裏。

為什麼有些人讀了幾天洋文章，就開始當博古、李德，當陳獨秀，就開始看不起自己祖先的東西，就開始拿着自己那點半吊子的思維水平，對着博物館前的一尊孔子像嘰嘰歪歪。這種優越感我不知道是哪來的，是梁靜茹給你的勇氣嗎？

扯遠了，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思想文化亂象，根本還是在於**“個體理性主義”披着洋大人的外移，挾洋自重地對我們本土的“集體理性主義”**文化進行攻擊。

這種現象，至少在我們80後這代尤為明顯，90後00後的年輕人身上反而呈現出更多的文化自信與愛國熱情，這點我還是挺欣慰的。

部分二：玄談扯淡

“個體理性主義”與“集體理性主義”，其背後有着深刻的哲學釋義，接下來我就跟大家玄扯玄扯。

1. 從言論多元化説起走

個人以為，言論的多元化應該建立在底層邏輯的統一之上，而當今中國在某些地方的所謂的言論多元化，已然突破了這個底線。突破此種底線的結果，就是削弱了多元化可能帶來的收益，放大了多元化所引起的思想混亂的負面效應。

何為底層邏輯上的統一，這本質上是一個哲學問題。從表象上來看，各抒己見，甚至毫無原則毫無立場地各抒己見，從個體的層面來説是一種對於**“自由”的表達。這種自由的現代釋義，可以追溯到黑格爾所説的“理念-自然-絕對精神”**的三重結構中去。

人的理念作為一種自由意志的表達，他與自然環境之間（這裏的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總之就是以人為主體，以環境為客體的一種表達）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要解決這種矛盾，就要不斷用理念去改造自然，最終使自然與理念合一，達到所謂的絕對精神。

基於這種哲學框架，就派生出了人基於自身理念對於社會的改造，譬如技術發展，而落到思想言論這一層，就派生出了**“為了理念的自由表達而不能單純地趨於環境的限制”--->“言論自由的絕對性”--->“媒體第四權的必要性”**這麼一個邏輯鏈條。

這個邏輯鏈條，是當代慕洋公知，包括接受**“無節制的言論自由”**的那一羣人的底褲。再加上我們國內這些學習西方的知識的人往往很片面，譬如看黑格爾就不看叔本華與尼采，看了薩特就不看黑格爾，也更不會去理解馬克思的思想成果與其同行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挾洋自重卻説別人挾洋自重的人，卻連洋人的東西都無法讀通，無法讀透，就這樣還可以給自己作畫立碑，實屬滑天下之大稽。

在這裏再多一句嘴：為什麼我十分敬佩教員？這種情感並不是出於一種單純的**“民族主義情結”**，我對他的尊重，是基於他能將馬列中國化的魄力與智慧。

在教員通過遵義會議確定其核心領導地位之前，黨內也不乏博古、李德、王明這種根正苗紅的馬列原教旨主義者，當他們完全照搬蘇聯那套對於馬列的實踐方式時，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大家有目共睹。

而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能看出教員是一直在結合中國本土的特殊情況來融合馬列的思想，進而將“農村包圍城市”**作為在中國境內實現革命的主要戰略思想，也以此在那個年代，一定程度地將馬列給本土化了。

那些上來就無腦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無根者，對於教員就是極好地實踐了這句話的基本事實，往往是視而不見的。在有着教員這一位先賢作為開路人的前提下，今天的中國卻依然出現了大量的博古、李德與王明這種挾洋自重的洋教條主義者，不得不説，這既是一種悲哀，也是黑格爾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將推繹出的必然結果。

**張文木先生説，我們最終將回到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是深刻的。**要理解其含義，不把近代西方哲學與中國本土的思想哲學瞭解一遍，怕是很難與之共情。

廢話説完了，我們開始正題，這篇文章就對這段時間，圍繞上海疫情出現的各種輿論現象為觀察基點，講講當代中國輿論場上，思想學術界思想混亂的根源問題。

2. 理性主義的困局

理性主義的極致，是黑格爾燒腦的大邏輯與小邏輯。由於黑格爾的出發點是用理念改造自然，那麼就必須構造強大的邏輯鏈條來重構一個屬於人類的小宇宙。

我曾經跟朋友戲謔道：“黑格爾哲學的實踐盡頭就是元宇宙，因為那是一個完全按照人類理念所構建的完美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理念與自然是幾乎不會衝突的”

換個角度説，又像我玩遊戲開掛一樣，whosyourdaddy，一刀99999，這個虛擬世界的任何法則在我面前都是弟弟；隨意傳送，那麼任何空間上的限制對我來説都是浮雲。又譬如以“宅男為目標主體”的二次元賣老婆手遊，本質上不就是把宅男們心中那種完美異性的理念具象化出來滿足大家的YY嗎？

而元宇宙，對於無力直接改變宇宙規則的人類來説，就是通過虛擬世界再造自然，具現理念的最直觀途徑。

再説完整一點，理念的實現，在現實層面有兩個途徑：

1）用技術改造客觀世界，使其符合人的理念本身

2）用技術構建虛擬世界，使其滿足人的某些理念

而對於理性主義者來説，理性又呈現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兩種形式。不過原則上來説二者在某一個尺度下也是趨同的。

這種趨同點在於對**“技術”**的需求。

這是因為，技術對於工具理性追求的效率以及價值理性追求的價值的實現，都是一種有效解。而當一個理念的實現條件極為苛刻，超越現實的時候，那麼兩者對於技術的需求就會被無限地放大。

就比如，社會化撫養，如果要將它演繹到極致，那麼就必須具有**“人造子宮”、“克隆繁殖”**等一系列配套技術，而當我們要不計一切代價地實現這種理念，同時當下的技術條件又不能滿足的時候，對於技術的渴望就會無比的強烈。

這也是為何某些媒體工業黨在試圖實現其**“價值理性”，並且闡述其“工具理性”**的時候，難免最終都會回到技術至上的層面。而雖然技術至上與“科技發展就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是類同的，也有積極意義，但卻因為某些技術的遙不可及，而對於當下社會的治理失去了現實意義。

因為關注技術而呈現出理性，也因為過度關注技術而脱離了現實，此種困局在於腦海中缺乏東方哲學裏關於“局”的概念。

2. 理念的“局現”與“具現”

而理性主義的困局並不完全是從技術而來，因為技術存在的本質也是為了實現某種理念。譬如發明飛機，是為了能在天上飛；發明輪船，是為了能在水上漂。

用技術去具現理念，用語言去解釋/包裝理念，這兩者都是一個“邏輯鏈條的構建過程”。

要發展技術，就需要科學邏輯的完善；要解釋理念，就需要與之相關的話術的構建。

我常説公知們用語言構建“偽-邏輯鏈條”，説的就是這麼一個用語言去解釋/包裝理念的過程。

就像對待上海的抗疫，當你心中的理念認為動態清零不合理，連花清瘟膠囊很礙事的時候，那麼由此自然會派生出一套與之配合的話術。而當另外一撮人，基於動態清零合理、基於連花清瘟膠囊還是有那麼點用的理念來批評這些人時，他們則會説**“你是在違背言論自由”**。

那麼問題就來了，這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單純説話的自由？還是理念表達的無限自由呢？

而從哲學層面來看，理念的無限表達，到底是否具備其絕對合理性？這是我們批判**“絕對言論自由”的邏輯基礎。我們也應該從根本上去解決這個問題，否則“言論自由”**的表象就會不斷地混亂我們的思想，搞亂我們的輿論場。

**在我看來，理念的表達，離不開“場域”的限制，這也是我在《天選與天道》一文中闡述的核心思想。**即理念的無限自由表達，對於一個存在於某種特定文化場域中的個體來説，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因為這個個體始終無法脱離這個場域/局而存在，就好比你是中國人，生在中國，長在中國，説的是中國話，吃的是中國飯。你的文化之根來自於此，就決定了你必須理解這個場域固有的特徵，並且理解基於這種特徵派生出的現象，然在這種理解之下，再談如何用恰當的理念去不斷改造它。

在這麼一個過程裏，理念獲得了**“局現”而非“具現”**，獲得了一種符合於當下之局的表達方式，而非是將理念視為絕對，然後用這種絕對去強行改造現實。

可以説此種區別，就是教員與李德博古之人的區別。

言論自由的理念同樣應該得到局現而非具現，這就是每一種文化，每一個國家都有屬於其自身的“政治正確”的表達。

**公知善於用絕對的理念去污名化“政治正確”，也善於用“政治正確主義”去苛責現實。這本身其實是一種“度”**的喪失，而對於度的把握，恰恰是東方哲學的精髓，而論度而不單純論價值判斷，也是中華民族能綿延五千年且不斷壯大的根本原因。

理念的**“局現”與“具現”**，是對於理念本身的有限表達與無限表達。如果從一開始對於這兩者進行價值判斷，認為局現就是在迫害言論自由這個絕對理念的話，那麼後面得出的結論就自然會是定體論這些了。

而只有認識到局的客觀存在，以及理念依託於局才可以得到實踐路徑的事實，那麼如同基督徒篤信上帝一般的，對於絕對理念的執念才會得到“度”的把控。

然而道理上説得簡單，做起來卻因為各種原因，特別是個人情緒的影響而非常困難。因此修心始終是陷入思考，邁向尼采所説的深淵的第一步，心神不寧就容易走火入魔，而修心的哲學精髓，恰恰在東方。

3. 被困在狹間之中的理性主義

基於對理念的具現的執著，理性主義從客觀上繞過了表象世界對於思維的束縛，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這是其正面性。但理性主義一旦過於脱離現實經驗，成為一種教條，那麼這種理念與現實的差異就會帶來巨大的虛無感。

很多人認為理性主義的對立面是所謂的經驗主義，認為此種理性是由嚴密的邏輯推理所構建出的超越肉眼可見的認知。因此當此種理性的認知與現實經驗產生客觀偏差時，那麼一定是現實不夠完美，一定是現實出了問題，於是乎，接下來的一大堆定體論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麼看看下面一句話：

根據理性的構想所得出的理念世界（我們假設構建出此種理性結論的邏輯鏈條是完整的，嚴謹的）與現實之間存在差異時，那麼現實世界仍然需要按照此種構想進行改造呢以達到邏輯上的完整。

請問這句話對不對？

對，也不對。

對在於，嚴密的邏輯推理在理性層面是無懈可擊的，所以由它得到的答案在自然也比現實更符合邏輯。

但不對的地方在於，這個所謂的嚴密邏輯推理背後所對應的“局”的大小卻未必是能夠裝下整個現實世界的“洪荒之局”。一旦理性主義的出發點只是基於一個狹小的、偏面的狹間，那麼即便由此得出的結論符合此狹間的邏輯完整，卻於整個現實世界所處的“洪荒之局”而言，不過是微如蜉蝣的一隅罷了。

當代公知們之所以能夠用看似合理的話術蠱惑人心？其根本在於光談“理性主義”所構建的“邏輯鏈”與“相關結論”，卻無視“理性主義”本身也是活在“局”的限制之中的。

而缺乏對於哲學工具本身“局現”的思考，這是我讀完西方哲學，特別是國人對於西方哲學的解讀之後的最深刻的感受。

或許是他們太執着於調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了吧，因此幾乎未見到一個用**“入局”的思維去對待“理性主義”**本身。這客觀上就使得那些讀其著作的人，很容易將所謂的理性主義與人性中自私自利的基因結合在一起，生出一大堆為損人利己辯護的邪説。

就好比，讀尼采的超人與無限輪迴，會讓一些人獲得一種**“通過駕馭意志變大強大就可為所欲為”**的錯覺，會認為弱肉強食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東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世上一切的道德都是枷鎖，只有自己的慾望才是最真實而可貴的。

其實當我們仔細思考人類近代以來，以不斷釋放個體慾望為主導的，名為資本主義的演化路徑，就可以清楚地砍到“理性主義”是如何粉飾“人的個體慾望”這樣一個客觀現實。

這本質上是“理性主義”被困在了“個體”這個狹間之中。

而反觀中國國內的公知們，其思考問題的底層邏輯，也幾乎脱離不了此種被困在**“個體視角下”的“理性主義”。**

4. 理性主義的“局變”--->集體理性主義與個體理性主義的碰撞

要讓理性主義得到真正的價值，那就是要發揮：**“共產主義”**的精神。

那麼共產主義精神的底色是什麼？單從理性主義這一側來看，我認為是一種**“從個體/狹間侷限中破繭而生的集體理性主義”。**

個體理性主義的思考出發點是高度自利個體（理性人），是我面對整個世界。

而集體理性主義的思考出發點雖然依然是個體，但卻是已然覺悟的個體（天人合一），是帶着天下情懷的我，面對整個世界。

就像是當一座四千萬人口的城市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時，是個體的理性主義有價值，還是集體的理性主義有價值？

我相信信奉前者的人，一定會對動態清零破口大罵；而信奉後者的人，一定會默默地支持動態清零的政策。

而這座城市之所以出現瞭如此觸目驚心的思想混亂，根本上來説也是因為“個體理性主義”與“集體理性主義”在此局之中發生了尖鋭的碰撞。

個體理性主義與集體理性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於進行理性思考時，選取的觀測面有多大。

是微觀、中觀還是宏觀？

是代表自己，代表特定人羣、還是代表整個天下的人？

**孤立地看，理性主義本身的思考方式本身往往是沒有太大問題的。**這也是大多數公知得以以理中客身份順利縮回黑域的原因，也是辯經之所以能夠辯起來的原因。

畢竟我設置了議題，構建了論據，推導了邏輯，我又沒有打胡亂説，請問有何毛病？你最多説我説話不注意場合，説話不注意分寸，看問題不抓主要矛盾，沒有立場搞虛無主義，但我完全可以反扣你一個人身攻擊的帽子，你也沒有辦法。

要正確對付這套公知話術，就要清楚雖然理性主義看問題的方式確實是沒有問題的，但選擇用多大的觀測面去看問題往往才是問題的關鍵。

觀測面+理性主義的分析=一個完整的理性主義思考的表達。

二者構成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只有對這個整體做出批判，才能算得上是有效的批判。理中客們嘗試迴避自己的觀測面，只談**“分析方法”**本身，這就是在模糊整體，製造狹間。

當理性主義獲得**“局變”**的概念時，理性主義就被解構掉了。此時我們再反過來看看，處於當下這個特殊環境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當他們在以理性主義思考問題時，他們應該選取怎樣的觀測面，入怎樣的局才比較合理。

5. 理性主義觀測面的混亂，是當代中國思想混亂的根源

這個觀點，第一部分已經通俗地提到了，即為**“個體理性主義”對“集體理性主義”的侵蝕。其中個體與集體本身就是兩種不同的“觀測面”**。

用理性主義的方式去思考問題，成為了一個高度政治正確的POSE；而如果選取理性主義的觀測面，卻被污名化為一種純粹的屁股決定腦袋的宣讀立場的行為。

於是乎，個體理性主義與集體理性主義的邊界就被模糊掉了。只要顯露了一點所謂理性主義的思考行為，那些在自己狹間裏，以個體理性/狹間理性思考的人，其尾巴甚至要翹到那些從大局思考問題的人天靈蓋上。

而當大眾認識不到兩者的區別，亦或是這種區別被虛無主義給模糊化之後，那麼公知們的邪説歪理就自然地獲得了一種生存的環境。

就好比，從小我們都學習“邱少雲”、“黃繼光”、“董存瑞”的故事，也學習如《誰是最美麗的人》這樣描述松骨峯戰役中那些志願軍英雄們的文章。他們保家衞國，為了中華民族的集體理性，奉獻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公知們就會在此時以白左的姿態告訴你這些人不是自願的，有些人是炒蛋炒飯被人給炸死的。。。

又比如，基於個體理性主義出發，那些從斯大林格勒廢墟中衝鋒而出的蘇聯士兵一定是被指導員拿着槍比着出去的；絕對不會是因為他們是要保衞自己的家園。

此種虛無主義始終是為了模糊化**“理性主義思考”的“局變”**特徵而存在的，它讓你下意識地認為任何行為只要是符合理性主義原則的，那就是合理的，哪怕它是高度損人利己的，那也沒有關係，POSE擺對就是了。

我們失去宏大敍事的思考角度，全面轉向個體敍事，這雖然也暗合一種規律，但就目前所處的局面來看，宏大敍事的迴歸是迫在眉睫了。

因為宏大敍事本身就是用於構建“集體理性主義”的關鍵。

而當代之所以會在思想層面存在如此巨大的混亂，根本上是我們因為失去了宏大敍事能力後，在對於理性主義表達的觀測面上的混亂，即太多人從個體理性主義出發，將一個國家的整體理性主義無限地分割，最終促成了個體與整體的水火不容。

此次魔都防疫之戰中那些所謂的文明之光與方方日記同人創作，還有某些狹間理中客以轉移輿論焦點為目的的連花清瘟膠囊追擊戰。

這些現象背後的本質，是在於我們對於理性主義表達之觀測面缺乏強有力、能説服人心的主流聲音，也在於我們對於那些過度從個體與狹間出發的理性主義表達呈現出一種毫無原則的放縱的姿態。

對於一個需要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協同協調來運轉的現代國家，理性主義的表達應該是選擇怎樣的局，選擇怎樣的觀測面，我認為應該有一種堅實的共識。這種共識有利於社會的良性發展，也有利於共產主義的真正實現。

正是因為放縱個體/狹間理性主義表達，於是乎**“國民老公”、“馬雲爸爸”這類以個人財富積累為導向的財富精英，便逐漸取代“雷鋒”、“王進喜”**這種以集體奮鬥為核心價值的人民英雄。

而正是因為集體理性主義表達的沒落，《出師表》會被人噴成愚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會被某公知説成心懷叵測。

當集體理性主義的表達被徹底抑制之後，當個體理性主義表達成為絕對的主流之後，所謂社會主義的實踐就從認知層面失去了可能。

因為集體理性主義會帶來集體奮鬥，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本；而個體理性主義會帶來個人奮鬥，這是資本主義演化的內生動力。

6. 集體理性主義的思想精華在“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裏

中國人讀西方的哲學，如果沒有本土“天人合一”的底子，則極容易陷入“個體理性主義思考”的狹間裏。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國內大多數解讀西方哲學人的，都往往極容易從個體視角出發，將個體作為主體，將客體作為世界，就地給對立起來，如果長時間浸淫在這種思考環境中，即便有存在主義給你寬慰寬慰，但終究迴避不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稜角鮮明的區分。

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很複雜，有文化差異的原因，也有歷史因素，也有發展階段差異的因素。總之難以一概而論。

拋開這些糾纏的原因不談，僅從但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復興的需求來看，我們需要對大家習以為常的西方哲學進行一定程度的解構，特別是對理性主義表達進行解構，這樣才能看清我們到底需要什麼。

當下的中國，並不是解放初期那種公天下的中國。我們經歷了文化斷層與引入市場經濟這兩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由此所塑造出的環境具備以下的特徵：

1）文化根性不足，對於外來文化難以做到拿來主義，辯證使用。

2）個體的慾望處於釋放階段，這也是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特徵，在這種階段，那些利於**“粉飾個體慾望與私利”**的言論與話術，自然地獲得了一種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個體理性主義就具備了其大規模氾濫的土壤。也正是因為這兩種土壤的存在，要重新構建集體理性主義表達的條件又顯得不太足夠。

其一是因為文化斷層，外來文化又選擇性地表達為“有利於個體理性主義表達”的那一類。

第二是大家都想着掙小錢錢的時代，若不是遇到天災人禍，集體理性主義實踐起來會非常困難。

在如此局面下，要從思想層面解決個體理性主義對集體理性主義的壓制，其最直觀的方法，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有利於**“集體理性主義表達”**的內容重新挖掘起來，使其發揮作用。

畢竟文化代表着根性，根不斷，則樹還可以再發芽。從大禹治水、修長城等一系列行為就已然展現出的“集體理性主義”對於修復當下此種“理性主義觀測面混亂”的現狀是有着積極意義的。

而恰恰像某些媒體人所構想的，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虛空之中構建一個所謂的**“無根的共產主義”，這最後反而會自動演變為以“美利堅模式為模板”**寫輪眼大作。

這種無根，就像當年要照搬蘇聯經驗的李德、博古之人，卻最終被依託於本土，將馬列本土化的教員所取代。與其説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主義，不如説中國人民選擇了與自身文化相融合的共產主義。

而我們對本土文化的理解，從方法角度來説是有缺陷的，還是陷在了二元對立的層面。

譬如人們都在提“楊朱哲學”，都説這是資本主義思想在中國的萌芽，使之天然地與集體理性主義對立起來。但我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認為要理解楊朱哲學所提到的**“全性保真”**，首先要看其處於的時代，再看其表達的程度。

在東方的哲學體系裏，個人內心的自我修行是極為重要的。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而當禮法制度過於冗雜，以至於擾亂了人們正常的修行時，那麼全性保真就顯現出了其價值。但這並不説明全性保真的目的就是追求絕對的自由。畢竟活在天理束縛中的人類，哪有什麼絕對的自由。

慾望的有無，慾望的強弱，皆是人性。而全性的真諦，在於讓慾望收放有度，不妨礙到人自身覺悟與修行的過程。

因此在繁文縟節的局中釋放慾望是全性保真，在物慾橫流的時代節制慾望也是全性保真。

這就是我所説的入局思考的唯物辯證法。

如果不拿掉二元對立式地，理解中國文化的方式，那麼我們就很難真正得到其要領。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東方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不在於是非，而在於程度，不是單純的價值判斷，而是在特定環境下對於特定理唸的因局而定的修正，其在哲學層面的核心作用在於彌合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劇烈衝突。

這種彌合當然不是徹底的靜止，而是一種能夠推動歷史走上正軌的動態平衡，並不與所謂**“矛盾無時不在，矛盾帶來變化的動力”**相矛盾。或者説是讓我們抓住更為主要的矛盾去碰撞，從而減少我們與環境之間那些不必要的內耗。

直觀地説，思考層面的天人合一就是提高自己看問題的格局，讓自己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去觀察這個世界，而不是自掘狹間，搞小市民格局。

作用在理性主義上，就是在思考觀測世界的之前，先修繕自己的內心，把控自己的慾望，清理一些不利於我們與周遭和諧相處的雜念。當我們內心平靜，視野開闊，情感深邃的時候，再用這種心理狀態去觀測世界，那麼從中產生的理性主義的思考，就一定不會像之前那麼狹隘。

上述過程中的思考觀察與修繕，並沒有嚴格的時間先後順序，往往是交替發生的。關鍵在於我們要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認知水平，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畫漫畫來彰顯自己的自戀，搞飯圈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如果沒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來彌合主體與客體，我與世界之間的永恆衝突就會無可調和，集體理性主義的表達就會缺乏思想根基。**這也是為何我反對一刀切地否定中國過去五千年的歷史，搞什麼“現代與古代之間涇渭分明的切割”。

將現代化作為一種絕對的，虛空再造的，無根的概念強行植入到當代中國人腦子裏，這從操作層面是不可行的，最終還是得“挾洋自重”才能夠完成，而這種操作本質上與殖民無疑。

話就説這麼多，這第二部分玄談完全就是自家之言，瞎幾把扯淡，大家看看就好，如果能有所感悟，那是在下的造化，我這個人向來佛系隨緣，有緣自有共鳴，無緣就塵歌壺外鋤地。

戲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