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教授朱青：穩經濟，財政政策發力空間幾何？_風聞

2022年4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明確要求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5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要進一步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以保基本民生、穩增長、促消費。目前，我國正經歷奧密克戎疫情，疊加減税降費政策，財政支出壓力較大。特別國債相比一般國債發行時間更為靈活。通過增發新一輪特別國債來實現財政擴容的呼聲再起。就目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發力空間還有多大，有什麼可能的財政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應用？朱青教授提出瞭如下觀點。

我國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有必要發力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年的經濟形勢將面臨“三重壓力”。而最近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常會等多次會議上也都強調，受新一輪疫情和國際形勢變化的“超預期”影響，我國經濟的新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當前的經濟形勢已經十分嚴峻。因此，國家必須出台一些去年年底做計劃時沒有考慮到的財政貨幣政策，用以穩住經濟大盤。而對於發力的着眼點，受國際形勢的影響，未來的出口形勢可能還會繼續惡化；居民收入水平受疫情的影響一直較低，消費也因此保持低迷；穩經濟大盤的重任恐怕還要落在投資的身上。實際上，今年4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也已經提出“要全力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

投資面臨的兩大問題

一是，是否有足夠多的基建項目供“有效投資”；二是，投資資金的來源。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可以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所以，第一個問題目前似乎已不是問題。目前主要的問題是，投資資金應該來源於財政還是銀行。回顧歷史，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四萬億”計劃主要由銀行體系出資，但實踐證明此舉容易導致通貨膨脹。例如，2009年M2的增速超過了28%，直接導致2010年和2011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3.3%和5.4%。以史為鑑，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果今年還要通過基建投資拉動經濟，由銀行體系進行資金支持是否有重蹈覆轍的風險？對於通脹控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承諾通貨膨脹率不超過3%，而明年從政治穩定的角度考慮，通貨膨脹率上限也不可能定得過高，所以要搞基建恐怕必須財政拿錢。

從財政的“四本預算”來看，一般預算主要是“吃飯財政”，資金量來看不足以支持基本建設投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盤子只有五千多億元，根本不能支撐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儘管有一些結餘，但要專款專用；所以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政府性基金預算，即發行專項債為基本建設籌集資金。今年政府性基金預算計劃發行3.65萬億的專項債，發行規模與去年持平，但考慮到去年有大約1.2萬億的專項債收入沒有形成實物工作量，這兩部分加到一起今年大約會有5萬億的專項債資金可用於基本建設，約佔去年基建投資規模的35%。今年各方面不利因素“超預期”，所以如果要努力保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5.5%），在基建投資方面不下“重手”恐怕是不行的。這就需要在3.65萬億的基礎上增發地方專項債，至於增發的規模還需要有關部門測算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