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雲| 選“清零”還是“共存”，是醫學問題，也是心理問題_風聞

簡單聊聊疫情的事。

01有人動搖了

大家對譚德塞應該還有印象，就是之前被武漢防疫感動得熱淚盈眶的世衞組織總幹事。

當時他説過一句話我還引用過，他説，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

其實這話還有後半句，“我相信中國能夠控制這場疫情，所以世界衞生組織不會建議限制貿易和活動。”

不過最近這個濃眉大眼的傢伙翻臉了，他公開稱我國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續”，必須更改防疫政策。

其實譚德塞不是今天才翻臉的，自從拜登上台後，他就一改此前還算中立的立場，跑偏得不行。

美國要搞“武漢新冠溯源”，譚德塞支持，搞一遍不行，還要配合再搞一遍。最近他在日內瓦講話時聲稱：“中國隱瞞了一些疫情的原始信息，放棄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的理論還為時過早。”

隨後，世界衞生組織便提出第二階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計劃，要求對中國武漢病毒實驗室等地點再次審查。

查你M呀，你個工具人。

真當中國是軟柿子了，那麼多國家要求世衞組織調查美國德特里克堡，他查了嗎？

其實譚德塞這種人就是典型的政客，利益永遠比節操重要。此前説中國好話，也未必是被中國人感動，主要還是特朗普宣稱要退出世衞組織，拒交會費，他急需另找一個冤大頭。

後來拜登贏了，民主黨那套又回來了，到處撒錢，譚德塞自然毫不猶豫就投到對方的懷裏。

算了，這種人不想聊多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尤其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很多人借譚德塞的話來質疑“清零”政策，以至於人民日報都不得不刊文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為什麼強調“毫不動搖”？説白了就是有人動搖了唄。

自從3月份S市的疫情惡化後，關於“共存”和“清零”的爭議就沒停過。

這背後當然有人在煽風點火。他們有的是標新立異蹭流量，有的是收錢辦事攪混水，還有的是“馬某某”之流妄圖製造分裂搞事情。

這方面我寫過很多文章，今天想換個角度聊聊。

02公共政策

從公共政策學角度看，“共存”和“清零”無疑屬於公共決策。

公共政策學認為，公共決策會影響民眾羣體心理，而民眾羣體心理又會反作用公共決策。

有兩方面客觀的事實我們必須承認：

一方面，當存在多個公共政策選項時，民眾是無法理性認知到每一個選項的真實體驗的，也是缺乏信息去提前預知各自對應的代價的。

説人話就是，羣體是盲目的。

以“共存”和“清零”為例，在做出決策前，民眾並不清楚選擇這兩者會有什麼區別和後果。

那麼公共決策如何做出？

最理想的狀況是，一個被篩選出來的精英羣體，基於民眾的根本利益，動用自己的優勢信息和更高理性，去做出更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選擇。

這就是公共政策學的基礎。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要面對這樣的事實：一是精英選拔方式並不完美，選出來的精英未必是精英；二是精英屁股不一定正，他們未必能真心實意基於民眾利益做出決策；三是心理學層面，人對負面體驗的敏感度要遠高於正面體驗。

前兩點很好理解，重點講講第三點。事實上，無論公共決策多麼科學，考慮多麼全面，總會讓社會付出代價。這代價，既包括選擇本身對應的紙面分析層面的代價，也包括在落地時絕對無法百分百有效執行的現實代價。

也就是説，沒有一個決策能讓所有人受益，總有一部分人在公共決策中受損。

而民眾對受損的敏感度會遠高於對獲益的敏感度。

例如，“清零”能讓更多的人遠離感染，也能最大限度避免經濟損失，但民眾往往沒什麼體會，反而是“清零”帶來的不方便讓民眾體驗更深。

這就是負面體驗敏感度高於正面體驗。

這兩個客觀事實會造成民眾本能地懷疑公共政策選擇正確性。

既然如此，有什麼辦法能化解民眾的懷疑？最理想的答案是讓民眾分別體驗一下不同決策的後果，再由民眾做出選擇，但這樣代價會很大。

公共決策不是買水果，先嚐後買的可能性不大。

03邊際遞減效應

西方選舉制度的特點是，它貌似給了民眾嘗試不同公共決策的機會，可事實上卻造成政治比爛。

A政黨提供A方案，説得天花亂墜，民眾認為不錯，大家把票投給它，結果體驗很差，引發民怨。

於是B政黨趁機踩一腳，並提供B方案，民眾認為可以試試，於是轉投它，短期內負面體驗清除，民怨緩和，可用不了多久又發現，B方案同樣很差。

所以你會發現，多數時候西方選民根本找不到自己滿意的候選人。選B不是因為贊同B，而是因為討厭A。即便了真心支持的，在度過最初的蜜月期後，很快就開始反感，最終導致政客各種甩鍋，政黨交替坐莊，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根子在於，資本控制下，西方精英並非真心實意基於民眾利益做出決策。

那麼，如果某個政黨真心實意基於民眾利益去做出決策能否得到大家認可？

仍然很難，因為公共決策還有邊際遞減效應。

在社會管理中，一個政策出台以後，剛開始往往管理或者規範效應很明顯，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項政策的功能就越來越小了，也就是説政策的管理規範制約或者引導效應在不斷減弱，這就是邊際遞減效應。

換句話説，即便A決策是最有利於保障民眾利益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邊際遞減效應出現，規範性和制約力會減弱，同時，民眾負面體驗會攀升，甚至成為主導，最終引導民眾傾向於B決策。

仍以“共存”和“清零”為例。

無數事實擺在面前，“清零”是最有利於保障民眾利益的，但民眾因“清零”產生的負面體驗在攀升，而該決策又遭遇邊際遞減效應，隨着時間的推移，羣體心理會隨着負面體驗的攀升而迷茫，最終轉化成嘗試“共存”的衝動。

這就是邊際遞減效應帶來的必然結果。

正如《烏合之眾》的作者所説，羣體是盲目而衝動的。

04迷茫的人類

那怎麼辦？順着民眾的情緒來嗎？在一個不存在外部競爭，也不需要考慮向上發展空間的穩定社會里，這很可能就是最佳選擇。

中國古人説的無為而治，以及馬爺的國家消亡論就產生於這種狀態。

這段可能讓一些人懵逼，我解釋一下。

什麼是“不存在外部競爭”的“穩定環境”？

大家都聽過“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憑藉某種優勢（自然資源、人口等），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均收入達到了一定水準，但長期停留在該水準的情況。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東南亞的菲律賓。

一般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經濟問題，可事實上它也是個公共管理問題。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其中核心問題就是國家工業未能完成升級，而民眾對工資待遇、社會福利的期待卻在上升。

這種“期待”會轉化成行政決策。

決策者因“福利政治”的需要，順應這種期待，最終造成工業成本上升，原有工業能力被外部競爭淘汰，從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均1萬美元）。

換句話説，如果中國在“共存”和“清零”之間，為了順應民眾的衝動選擇共存，那陷入泥潭是必然。

但是，民眾的主觀體驗又是不容忽視的，如果完全不管，最終會引發滔天的怒意，稍微有人煽動，就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再次提醒，羣體是盲目而衝動的。

就人類社會進程而言，蘇聯解體無疑是一種退步，但民意在別有用心者的操縱下，照樣能引發這種退步。

人類社會並不是一直向前的。

看到這，大夥大概應該明白我寫此文的目的了。

“清零”和“共存”不是簡單的醫學問題，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問題，而是關係到羣體心理學、公共管理學的社會管理問題。

管理者不應該忽視民眾的主觀體驗，更不能因為科學正確就盲目自信可以走到最後。

05尾聲

那麼應該怎樣做？一是不斷用行動證明，管理者是真心實意基於民眾利益做出的決策，取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二是不斷調整公共政策選擇，讓民眾產生“有了變化” 的認知，從而抵消民眾的負面體驗。

“清零”政策的前提是“動態”，“動態”更考驗科學性和有效性，必須充分考慮民眾體驗，不能一味地加碼，也不能盲目樂觀。

這很難，尤其是看不到盡頭的時候更難，但我相信我黨能做到。

中國不是第一次面臨這種考驗，我黨也不止一次用行動證明在公共政策選擇上超強的校準能力。

我想這次也不會例外。

全文完，謝謝閲讀。

文章首發於個人公眾號“觀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