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深一度：空襲平民卻不認罪，如此霸道很美國_風聞

美軍在敍利亞的空襲留下一片廢墟。(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美國再次拒絕對殺害中東平民的事實負責。當地時間5月17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批准五角大樓一項內部調查報告，報告稱該部2019年在敍利亞造成多達64名平民死亡的空襲“沒有違反美國的交戰規則或戰爭法”，調查結果也沒有要求任何紀律處分。

承認殺害中東平民卻拒不認罪，如此霸道果然很美國。

悲劇浮出

五角大樓為何拋出這樣一份看似調查問題、實則處處撇清的報告？原因無他，美軍在中東殺害平民的醜聞實在藏不住了。

2021年11月，《紐約時報》刊發深度報道《美國如何掩蓋一場屠殺敍利亞平民的空襲》，揭露了2019年美軍在敍利亞巴古茲的一場空襲造成60多名平民死亡的真相。《紐約時報》調查顯示，2019年3月18日，美軍出動無人機在巴古茲鎮尋找軍事目標時，在河邊發現一羣婦女和兒童。在沒有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美軍陸續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彈和兩枚2000磅的炸彈，整個攻擊持續了12分鐘。《紐約時報》稱，這次事件是“多年來在美軍與‘伊斯蘭國’作戰期間最大的平民傷亡事件之一”，“但是美軍從未公開承認這一點”。

在《紐約時報》的持續追蹤調查中，美軍在對伊拉克和敍利亞空襲中導致平民傷亡的悲劇一個個浮出水面。2015年11月，美軍在觀察到一名男子將“不明重物”拖到“伊斯蘭國”的“防禦性戰鬥基地”時，發動了對該建築物的空襲，後來美軍的軍事調查發現所謂的“不明重物”是在襲擊中喪生的一個孩子；2016年7月19日，美國特種作戰部隊轟炸了敍利亞北部的哈爾郊區，造成在那裏尋求庇護的120名村民被殺；2017年，美軍在伊拉克對所謂的“汽車炸彈”發動空襲，實際車上載的是正想要逃離戰鬥的一家……

百般抵賴

面對輿論的巨大壓力，美國國防部去年11月才不得不承諾展開調查，並於近日完成了內部調查報告。在5月17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承認美軍“殺害了一些無辜的平民、婦女和兒童”，但他仍然辯稱“那是在戰鬥中，在戰爭的迷霧中”。

“我是殺了人，但我沒罪”，五角大樓這份內部調查報告給人的觀感就是百般抵賴。此前《紐約時報》針對巴古茲的調查顯示，這次空襲的對象是婦女、兒童和俘虜，根據國際法，他們不是合法的打擊目標。然而，五角大樓的內部調查報告卻認為，美軍“沒有違反美國的交戰規則或戰爭法”，調查結果沒有要求任何紀律處分。

《紐約時報》還披露了美軍在發動空襲時的隨意狀態：軍事人員在談論是否要發動空襲時就像在玩電子遊戲，他們邊聊天邊發動了一次襲擊，在聊天結束後才發現該地區有孩子；無人機操作人員在另一次空襲中選擇了不成比例的大型武器，僅僅為了節省較小的炸彈以備後用。

《紐約時報》稱，在美軍的邏輯中，只要按照指揮系統進行決定和批准，他們就可以進行空襲，無需考慮對平民造成的傷亡。有參與敍利亞空襲的美軍飛行員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巴古茲空襲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模式：法律漏洞允許美軍特種作戰部隊不斷加快對敵人的空襲，但是越來越多平民被殺害。”

問責缺位

儘管五角大樓有系統評估空襲造成的平民傷亡情況，但是透明度和問責機制一直缺位。《紐約時報》稱，只有少數情況下評估是公開的，美軍的檔案中也沒有任何對不當行為的處罰。很多空襲倖存者身患重疾需要昂貴醫療護理，但是美軍支付的慰問金還不到十幾筆，而追究造成空襲根本原因和總結經驗教訓的文件更是少見。

以巴古茲空襲為例，空襲導致人員傷亡後，美軍官員第一時間即掌握了信息。當時有一名美國空軍律師查看空襲視頻等信息後就向上級報告，這起空襲可能犯了戰爭罪，按照規定，應接受獨立、深入的調查。但調查的要求遭到拒絕。《紐約時報》的報道説，美國軍方在每個環節動手腳：美國主導的多國聯軍用推土機清理了空襲現場，平民死亡人數被淡化，調查報告被拖延、刪改、加密。

對這一切，五角大樓此次的內部調查報告再次搬出了“糊弄大法”。報告僅承認，軍方對巴古茲空襲的初步評估在多個指揮層處理不當，造成報告延誤和信息缺失，但背後沒有“惡意或錯誤意圖”，也沒有證據表明軍方試圖“隱瞞決定或行動”。

正是美軍的故意忽視和系統性掩蓋，導致了“錯誤一次又一次發生”。曾在美國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任評估員的吉恩·泰特是《紐約時報》曝光巴古茲空襲醜聞的重要線索人物，他因批評美國軍方在調查巴古茲空襲過程中的不作為而遭到解僱。在五角大樓關於巴古茲空襲的內部調查報告相關內容披露後，泰特評論説：“這是標準的政府路線——犯了錯誤，但沒有不當行為。如果同樣的錯誤多年裏一而再再而三發生，難道不應該有人對此有所作為嗎？”（文/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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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恐”為名踐踏人權：美國海外“黑監獄”罪行累累來源：光明日報

2022-05-20 13:48

【鳴 鏑】

憑藉壓倒一切的軍事武力任意行使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只根據一個人的種族或言論，便可以沒有預兆、不需證據、不經起訴地實施綁架、監禁和酷刑。這樣黑暗恐怖、壓抑絕望的情景經常出現在“前現代”暴政的歷史記憶和當代美西方對其他國家的指控中。然而，只需憑藉西方媒體以及來自美國體制內的事後披露就可以看到，恰恰是美國的國家機器具有這方面的深厚“功力”，並在其大力推行的“反恐戰爭”中運用得淋漓盡致。

不受外部監督的“敵方戰鬥人員”

利用“9·11”恐怖襲擊所造成的安全焦慮，美國政府以“反恐”為名發動範圍無界限、時間無止境的戰爭，播亂四海，延禍至今。20年來，恐怖主義威脅並未消失，美國的“反恐”軍事行動卻造成了無數侵犯人權的惡行，其中，堪稱“人間地獄”的美國海外秘密監獄更是因其以“反恐”為名，肆意踐踏人權乃至人性而臭名昭著。

2001年11月，美國總統布什依據國會對其的戰爭授權發佈“軍事命令”，宣告在“反恐戰爭”期間對美國政府認定具有“恐怖主義嫌疑”的“非美國公民”實行幾乎不受任何國內和國際法律與司法程序約束的“監禁、訊問和審判”措施。為最大限度地規避一切外部監督，美國軍隊和情報機關在美國本土之外被其征服的外國領土、租借地和盟友境內設立秘密與封閉的監獄設施，以執行該命令。與之相配合，美國政府炮製了“敵方戰鬥人員”這一概念，以指代該命令所涵蓋的對象。美國政府以軍事法中早已存在的“非法戰鬥人員”概念為依據，為剝奪“敵方戰鬥人員”的基本權利進行辯護。然而，2006年出台的美國“軍事委員會法”對“敵方戰鬥人員”的定義遠不止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對手，美國“憲法權利中心”前法律部主任比爾·古爾曼認為，其涵蓋了“任何參與或支持與美國敵對的行動”的人。在理論上，任何人，無論是在通勤班車上、休假旅途中還是在自家卧室內，都有可能因為美國政府在戰爭授權下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懷疑”而被認定為“敵方戰鬥人員”，從而被綁架到地球上某個角落的秘密監獄，從此在世人的視線中徹底消失。

這些美國海外秘密監獄堪稱現代文明的黑洞，美西方熱衷標榜的“人權”“法治”“程序正義”等在其中都不復存在。前美國副助理檢察長約翰·尤等司法專家於2002年8月起草的備忘錄中聲稱，戰爭狀態下的行政當局可以對“情報來源”使用酷刑。在臭名昭著的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中，2004年曝光的文件中有明確批准美軍人員使用酷刑的行政命令，美國《紐約客》週刊的報道認為該命令來自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絕對權力的暴虐使各種殘酷行為超出了審訊的範疇，媒體披露的證據顯示美軍人員施行的大部分酷刑和處決僅僅出於“找樂子”。2006年6月9日，外界被告知在古巴關塔那摩的美國軍事監獄，有三名囚犯“同時用毛巾上吊自殺”，美軍指揮官布姆加納在向記者介紹情況時透露三名死者的喉嚨裏都被塞了一團布，難以確定他們的真實死因。媒體由此對該案進行了質疑，然而事後相關記者被迅速驅逐，布姆加納被停職調查，整個事件沒有任何後續，也無人負責。只有當時在關塔那摩擔任警衞的美軍軍士希克曼出於責任心的驅使，公開出版了其探索此案真相的著作。他相信，在牆壁幾乎透明、每隔三分鐘就有看守檢查的囚室，三名囚犯利用已經長期沒有配發的毛巾合謀同時自殺幾乎是不可能的。據美國調查記者簡·梅耶披露，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在2002年就向布什總統報告，關塔那摩監獄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囚犯屬於被“錯誤監禁”，但美國政府對這些無辜者的命運無動於衷，任由其繼續以“敵方戰鬥人員”的身份處於幾乎被剝奪一切基本人權的折磨之中。

中情局隨意指定的“不存在的囚犯”

在西方歷史記憶中，秘密警察及其政治迫害活動是最為晦暗的部分之一。然而在“反恐”的旗號之下，此類組織及其權能卻在21世紀的美國出現了“復生”的跡象，獲得越來越廣泛警察權的情報機關正在突破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安全閥”，並特別顯著地體現於中央情報局一類的“對外”情報機關。

1995年，克林頓政府授權中央情報局將已在美國法院被起訴的恐怖主義犯罪嫌疑人“引渡”到美國領土。“反恐戰爭”前期，在美國政府獲得廣泛戰爭授權的支持下，此類“引渡”活動的規模和範圍大大擴張，手段也日益脱離最低程度的監督和約束。2003年12月，黎巴嫩裔德國木匠哈利德·馬斯里在馬其頓度假期間，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綁架到位於阿富汗的秘密監獄。在三個月的監禁和酷刑審訊後，中央情報局局長髮現抓錯了人，但仍繼續將其監禁了兩個月，隨後將其帶到阿爾巴尼亞釋放，沒有給予任何解釋。在監禁期間，馬斯里如同人間蒸發，家人因其失蹤而遷回黎巴嫩居住，德國政府堅稱不知道他的去向，美國官方也從未就他的遭遇正式表態。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邁克爾·海登於2007年透露，像馬斯里這樣“不存在的囚犯”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監獄中至少有100人。此類監禁和“引渡”活動未經任何司法程序，甚至不曾知會當事國政府，違反一切相關國際法，並向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隱瞞實情，其主導者應被視為犯有戰爭罪。但顯然美國政府不會為此負責。2006年5月，美國法院駁回了人權組織幫助馬斯里對中央情報局局長提起的訴訟，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隨後美國政府還因德國檢察官將對涉嫌綁架馬斯里的美國特工發出逮捕令而“警告”德國政府。

美國中央情報局挑選其受害者的依據往往只是通過使用酷刑從其他囚犯口中獲得的“供述”，使用各種監控手段記錄下的隻言片語或似是而非的影像，以及各路“線人”的道聽途説。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2014年12月發佈的有關中央情報局使用酷刑的6200頁報告中顯示，該局甚至通過綁架和監禁智力殘疾人員以迫使其家屬就範。在對落入其手中的囚犯進行“審訊”時，中央情報局對酷刑的熱衷甚至令聯邦調查局的同行們感到震驚和憤怒。其所依賴的酷刑“體系”主要源於一位完全沒有審訊工作背景的美國空軍“心理學家”詹姆斯·米切爾，其“發明”的主要參考是1970年代通過電擊狗完成的“習得性無助”實驗。據學者安德魯·沙利文考證，美國政府為將使用酷刑合法化而發明的“強化審訊”概念來自納粹德國蓋世太保首腦海因裏希·穆勒在1937年一份備忘錄中的“創造”。沙利文評價道：“使用這些方法在1948年被明確認定為戰爭罪，對其的懲罰是死刑。”中央情報局行動處處長小何塞·羅德里格斯在退休前下令銷燬了記錄囚犯“強化審訊”的錄像帶，因為如果其內容曝光，“將對中央情報局造成毀滅性打擊”。然而，在56名民主黨議員聯名請願下，對中央情報局非法監禁和使用酷刑進行調查和起訴的要求最終還是因“危害國家安全”遭到拒絕。

急於擺脱“反恐戰爭”的美國政府和擔憂行政權力膨脹的美國立法與司法機關，在2009年後逐步採取措施，宣佈停止以“反恐”為名執行的大部分政策。然而考慮到這些政策背後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絕對的“敵我”之分、對人權的否定、對多元文化的蔑視和對極端殘忍行為的認可，世人不得不對仍在國際舞台上肆意揮舞着霸權大棒，併為維持自身霸權而不遺餘力的美國感到高度警惕。

（作者：李 皛，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涉外警務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