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本質區別與聯繫_風聞
舜耕山-唯愿祖国更强壮!居安思危,总比忘乎所以更保险……2022-05-20 14:23

前按,
【本文追求結合歷史經驗和既有部分社科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特徵或性質及其二者間的聯繫進行學術性探討,旨在試圖破除一些經濟學專家學者對於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本身不必要的誤解與迷思】
本文所謂市場經濟,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模式;計劃經濟,則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的經濟模式。
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需要有眾多經濟主體(即企業以及非企業社會功能型組織)的參與。經濟主體,不一定是市場主體。市場主體,即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功能型組織體,它一定是經濟主體。經濟主體,可以營利為目的,也可以非營利為目的。
以物易物的小農經濟時代,不是不存在經濟行為和經濟主體,是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和市場主體;或者更準確地説,小農經濟時代,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尚處在相當次要的經濟邊緣的地位,有條件經常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人口與經濟主體的數量佔比非常小。
傳統社會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為典型的自然經濟,既區別於當時社會存在的官辦經濟,也有別於現代政府在經濟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的計劃經濟。無論小農經濟還是傳統社會的官辦經濟,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仍屬於接近於完全自發的性質。
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是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了工業化之後形成,並塑造出了一系列社會意識形態範疇的前提下所謂現代社會中的新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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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大約在中國清朝的中期,此時距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640-1689)已經過去將近100年。
也就是説,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方式在亞當.斯密出版著名的《國富論》(1776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時,已經在英國為典型的西北部歐洲的一些國家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經濟史學家稱之為“重商主義”(區別於歐洲內陸以及歐洲之外仍然盛行的所謂“重農主義”)。
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方式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自由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方式。儘管起初它不刻意排除政府對於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事實是,具體的市場主體往往制止不了政府對市場主體行為強有力的干預),但是它依然會十分頑強地抗拒或有意地迴避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有意的干預,卻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能。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當中,對政府有意干預市場經濟的行為做了消極的處理,他並不認為(似乎也沒感受到)有限政府具有干預市場經濟行為的必要性和主動性。
因此,**從亞當.斯密到哈耶克(1899-1992),無不強調自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屬於一種社會自發秩序。**經濟學界將亞當.斯密經濟學稱之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將後者稱之為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區別在於,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時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沒有發展到工業化大生產階段,政府對市場主體行為有意的干預也沒有發展到十分突出自覺的程度,因而當時也沒有後來所謂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區分。
宏觀經濟學的鼻祖(或代表性開創者),是在20世紀初葉才著書立説的凱恩斯(1883-1946)。此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發展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的階段。由此,政治政府和所謂市場經濟自發秩序之間的聯繫得到了加強。
在亞當.斯密之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助力下,其內生性矛盾(社會化大生產與有效社會需求相對不足)衝突在19世紀中期便達到了一個最高潮,巨大的經濟社會危機最終在歐洲內部大爆發,史稱1848年革命。
首次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會產生重大經濟社會危機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創立了嶄新的政治經濟學,它從現代社會經濟和現代政治現象彼此間無法完全割裂的角度,分析和思考未來社會健康有序運行的邏輯以及社會理想的某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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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馬克思主義深刻而全面地認識到,人類自身的社會性勞動才是社會財富真正的源泉,包括早期資本主義賴以託生的原始資本在內。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原理的靈魂和精髓。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相對於大眾消費資料而言的)私人所有制(最終必將發展到資本私人所有制),勢必導致社會化工業大生產與有效社會(共性)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激烈地週期性衝突,或引發各種社會性危機大爆發。
於是,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從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性內生結構性矛盾的願望和理想出發,提出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架構與設想,並付諸於探索性和革命性實踐。
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在將理論付諸於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真誠而嚴肅地將反對和反擊各種歷史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納入到了具體而現實的工作系統中,在與形形色色的各種空想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偽社會主義以及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展開了無可妥協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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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深刻全面認識到了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行為的矛盾統一性,經典馬克思主義者才設想出: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理念的現代政府,或可以通過計劃經濟的模式實現現代工業經濟有益於整個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和進步。
計劃經濟模式不僅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理念有益的嘗試與探索,更重要的是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和北美洲之外的廣大後發展國家或地區,成為當地強烈抗拒和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外殖民,實行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最有力的工具。
計劃經濟的有效性,建立在對存量經濟資源有着非常明確而統一的國家目標實現的前提下,不少後發展中國家由此建立起了強大而獨立的政治系統以及國防和軍事反擊外來武力侵略的力量,成功地阻止了新一輪殖民帝國主義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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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我國建國之後相當長時期內實行的計劃經濟,國家(中央政府)首要追求的目標無不是尋求“現代國家經濟體國際政治地位的獨立和自主”。只要達到並實現了這一根本性目的,計劃經濟模式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20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面臨的嚴酷鬥爭性現實,充分説明了計劃經濟模式在現代國家經濟體贏得國際政治地位獨立自主的使命中,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和功效。因此,20世紀上半葉發生在世界多個國家的“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有效的彼此設防與防衞的戰時經濟的模式。
此時的計劃經濟,在廣大後發展國家無不以工農業之間可以存在“巨大的經濟剪刀差”作為計劃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前提與社會實踐的背景,這幾乎是所有後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必然經歷的道路。
計劃經濟以最大化運用國家內部的經濟存量為主旨,以有效協調國家公民之間有差別的消費方式和消費水平為依託,同時不完全排除謀求經濟增量的多種可能性。但是,由於計劃經濟首要的目標不在於經濟增量的發展或擴張,因而它割除或抑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內在對外掠奪性擴張的本能。
與此同時,由於計劃經濟內在擴張性動能嚴重地不足,即使在具備相當科研實力的情況下,由於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需要的市場規模不夠大,擴張性的經濟發展目的性不夠強,其經濟效益最大化也難以得到最充分地保障與提高。
只要計劃經濟足以提供國家對外積極防禦保障實力的能力,它便具有了在一個政治國家長期主導生存下去的可能。而能徹底打破這一主導性政治力量的因素,或者主要來自於國家外部勢力的干預,或者根本性來自於其內部政治力量格局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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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事實上,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經濟計劃性往往遠超計劃經濟國家國有企業內部計劃的有效性),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實現社會經濟發展或國家(中央政府)政治目標的工具。
計劃多一些,還是市場多一些,不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本質的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1992)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以理解為追求實現“具有一定個人收入及私人佔有財富差別的共同富裕”—— 個人收入及私人佔有財富的差別究竟需要有多大?根本上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基於當地公眾對社會傳統價值觀念理解和接受的情況,還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系統如何有效地避免爆發重大的社會動盪大規模對抗流血衝突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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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場經濟的對外擴張性,源於資本(私人資本以及公有資本或共有資本)本身性質具有的特性。資本趨利的本能,決定了自由市場經濟關心關注經濟效率勝過關心關注社會勞動收入及經濟財富分配符合兼顧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
因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公平正義程度的高低,根本上取決於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系統(中央政府或聯邦制的地方行政當局)政治覺悟與政治信仰實踐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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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推動和促進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廣度、深度及規模,伴隨着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擴張的進程。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的廣度、深度及規模,也伴隨着資本主義同質化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全球化擴張的進程。
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導致的全球化經濟在各個地區、國家中發展不平衡,由此引發政治分裂的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人類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之間的矛盾或衝突。在這種矛盾與衝突激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計劃經濟作為一種政治目標或特定經濟結果實現的工具,也會再一次發揮出市場經濟無可取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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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主權國家內部的消費市場(內需)規模越大,自由市場經濟功能發揮騰挪遊刃的空間就越大,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空間也越大(內循環)。
獨立主權國家內部不同區域(內需)市場規模的大小,不僅取決於一個國家統一大市場法治秩序功能發揮的如何,還取決於當地地方政府政治領導力及其駕馭自由市場資本勢力能力的高低,包括恰當運用計劃經濟的模式、手段或工具,調控或組織當地存量經濟資源以達到優化市場環境及因地制宜促進當地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
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一旦脱去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思想禁錮與束縛,即可以為奉行經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裏指的是政治實體,而非侷限於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利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和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發展理論的創造。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鄧小平,無疑在這一過程中做出了偉大的開創性歷史性貢獻。
2013年末,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歷史性決議,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於持續完善和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大的理論指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發展與不斷地完善和改革,有助於使早已喪失了人類文明與政治自覺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再一次迴歸到類似《論語》或《道德情操論》所揭示警示的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急切需要服務的根本的目的上去。
人類既已擺脱了叢林,為何還要堅持停留在叢林生存的法則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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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以來,純而又純的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只存在於一些教條主義的經濟學家或固守某種狹隘政治意識形態觀念政治家的思維框架中。
即使在我國(中央政府)實行計劃經濟的年代,也沒有完全取締民間社會客觀存在的大量市場經濟的元素,有些是屬於地下經濟的形態。只有承認計劃經濟時代我國依然存在着大量市場經濟的元素,也才能夠解釋人民在歷史發展創造進程中所具有的主體性作用。
也只有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計劃經濟模式仍具有某種程度的建設性和拓展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或才有可能具備使落實“人民政府服務於人民”的執政理念,依然具有其政治現實中的合法性。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未來與前程,不會因為國際時局的重大改變而止步。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踐內容的不斷充實、完善與發展,也勢必伴隨針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孰優孰劣的社會爭論而不止。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
最後,我要説:“理論從來都是抽象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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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參考:
弄懂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聯繫和區別 評論 2 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