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博良——與托馬斯·楊棋逢對手的天才_風聞

法國語言學家商博良系統地研究了羅塞塔石碑，他首先發現古埃及文字有表音和表意兩重功能，此後一生致力於古埃及的研究，被認為是“埃及學”創始人。不過，與他同時代還有另一位參與了羅塞塔石碑破譯的全能型學者——英國人托馬斯·楊（可參見《托馬斯·楊——最後一個什麼都懂的人》），二人有過頗具戲劇性的交流，可謂棋逢對手，一時瑜亮。

撰文 | 陳關榮（香港城市大學）

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年12月23日-1832年3月4日）在人世間逗留了短短的42年，卻把自己的名字刻進了古埃及文字研究長長的歷史中。

圖1 讓-弗朗索瓦·商博良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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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甲骨文最早於1899年由金石學家王懿榮（1845-1900年）發現，後人認定該甲骨出於商殷年代（約前1600-1046年）。一百多年來，全國收集到的十多萬片甲骨文中出現有不同的單字約4600個，其中目前可識別的只有1100多個，餘下的大部分雖然文字結構清楚，有些甚至其意可猜，但是讀音幾乎都不能確定。由此可見，古文字的探查和考究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圖2 商殷甲骨文樣本

古埃及文字的出現或許比中國甲骨文字略早，同樣是象形文字，據説最早刻在法老王那默爾（Narmer，約前3100年）的盔甲關節板上。古埃及文字被歐洲人稱作Hiérpglyphe，是希臘語“神聖”與“銘刻”的複合詞，也稱作“神碑體”，後來常常書寫在“莎草紙”（Papyrus，約前3000年）上面。

歷史記錄比較清晰的是，古埃及文字的考證比中國甲骨文的考證約早一百年。

1798年，法國統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率兵遠征埃及。次年，法國遠征軍在埃及el-Rashid鎮附近進行要塞地基擴展工程時，發現了一塊“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該石碑是在公元前196年矗立的，上部刻有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部有32行古埃及草書，下部有54行古希臘文字。後來考證，這三種文字寫的是同一件事，為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aic V，約前209-180年）的詔書。但是，由於其中的文字早被廢棄，碑文的內容當時無人知曉。

圖3 古埃及羅塞塔石碑（照片）

1799年秋，拿破崙留下了自己帶去埃及的軍隊，悄悄返回法國，通過“霧月政變”奪取了政權。但是，那支留守埃及的法國軍隊在1801年和英軍作戰時慘遭失敗而投降。於是英軍繳獲了羅塞塔石碑，並於1802年把它運回了英國。後來，英王喬治三世以自己名義把它捐贈給大英博物館。從此，羅塞塔石碑被放置在埃及廳，成為鎮館之寶。

圖4 古埃及羅塞塔石碑（大英博物館）

羅塞塔石碑的發現，引來了很多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的關注和考究，其中很有影響的一位是瑞典東方學者約翰·奧克布萊德（Johan D. Åkerblad，1763-1819）。奧克布萊德在巴黎求學時的導師是語言學和東方學家西爾維斯特·德·薩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薩西早已對羅塞塔石碑做過考查，讀出了其中五個人的名字。奧克布萊德繼承了他的考察工作，從29個符號中辨識出約一半的正確發音。不過，他錯誤地認為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對應着一個字母表。1810年，奧克布萊德將他的報告送給德·薩西出版，題為《備忘錄：關於埃及一些城鎮和村莊的科普特名稱》。然而不知何故，該書的出版被耽擱了，拖到1834 年才正式面世。書名中的“科普特”是一種語言（Coptic Language），是古埃及語的晚期形態，由古希臘語和古埃及語結合而成，還帶有一個獨特的字母表。科普特語後來逐漸被埃及阿拉伯語取代，但今天尚殘留在埃及一些古老傳統教會中使用。

羅塞塔石碑破譯的一個關鍵人物是英國博學家托馬斯·楊（Thomas Young，1773-1829）。托馬斯·楊開始時使用奧克布萊德的象形文字符號字母表。1814 年，他使用增補後有86個象形文字符號的字母表大體上解讀了碑文，破譯了13位王室成員中的9個人名，同時還指出碑文上部象形文字符號的正確讀法，後來成書發表。托馬斯·楊對語言和文字很有造詣，他曾對大約四百種語言做過比較，並在1813年就提出了“印歐語系”的分類。1819年，托馬斯·楊在《大英百科全書》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埃及的重要文章，明確聲稱他發現了羅塞塔石碑文字的基本原理。托馬斯·楊去世後，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悼詞：“他最先破譯了數千年來無人能夠解讀的古埃及文字”。

接下來，法國學者商博良發現象形文字兼有表音和表意兩重功能。這一説法起初頗受質疑，但逐漸為學界認可。商博良大體上辨識了多數表音象形文字的含義，並重構了古埃及語的大部分語法和詞彙。他在人類文字史上功不可沒。

托馬斯·楊和商博良有過溝通，但故事頗具戲劇性。1814年，商博良分兩冊出版了《法老統治下的埃及》一書。同年，他寫信給英國皇家學會要求讓他對羅塞塔石碑作更好的詮釋。時為學會秘書的托馬斯·楊收到信件後不高興了，次年做了個否定的回覆，説法國的這個提案和英國已有的版本沒有太大區別。那是商博良第一次知道托馬斯·楊的古埃及文字研究，並且意識到自己在倫敦有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此後，兩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再也沒有書信往來。

其實商博良早在1808年便開始通過Abbé de Tersan的拓本去研究羅塞塔石碑。1822年，商博良正式發表了象形文字的翻譯和語法系統的綜合研究成果。他在寫給法蘭西文學院院長Bon-Joseph Dacier（1795-1833）的“致Dacier關於語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裏，系統地報告了破譯羅塞塔石碑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結果。他寫道：“我相信，遠在希臘人來到埃及之前，他們刻畫的象形文字中就使用了相同的語音符號來表示希臘和羅馬專有名稱的發音，並且這些複製出來的聲音或發音方式與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前雕刻的渦卷裝飾圖案是一致的。這一重要而決定性的事實的發現，完全是基於我本人對純粹象形文字的研究。”和許多同行一樣，托馬斯·楊也公開讚揚了他的工作。不過，據説托馬斯·楊隨後發表了一篇關於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新發現的報告，並暗示自己的工作是商博良研究的基礎。

圖5 取自商博良寫給法蘭西文學院院長的信（1822）

1822年起，商博良一方面致力於深入學習科普特語，那是埃及考古的必備工具，另一方面致力於研究古埃及歷史和世俗生活並試圖挖掘古埃及的音樂和藝術遺產。

1824-1826年間，商博良前往劍橋、都靈、佛羅倫薩、那不勒斯、羅馬、日內瓦和里昂等地的多個博物館，考究了數百處石碑、雕像、木乃伊、莎草紙上的古埃及文字。今天法國國家圖書館裏依然珍藏着商博良許多手稿，包括考古工作地圖、文字解讀筆記等，其中有不少與埃及文字相關的手繪圖，以及他臨摹的石碑、雕像甚至石棺描本。

圖6 商博良臨摹Amun神廟碎片上的羊（1824-1826）

1828年，商博良帶領一支聯合考察隊（Franco-Tuscan expedition）到埃及做了兩年考察。期間，他們主要逗留在尼羅河上游地區特別是東岸的卡納克（Karnak）。在那裏，商博良破譯了Amun神廟牆壁和廊柱上的古文字秘密。1829年1月1日，他寫信給法蘭西文學院院長Bon-Joseph Dacier，説“我可以很自豪地宣佈，我已經沿着尼羅河走完了從河口到第二個瀑布的路線。我們不需要改變我們現有象形字字母表中的任何內容。我們的字母表很好：它可以成功地用於羅馬和托勒密時代的埃及古蹟，以及更重要的法老時代所有神廟、地標和墳墓上的銘文。這一切，都支持了您在象形文字工作遠未受到重視時便給予我的鼓勵。”埃及考察之後，他感嘆道：“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古埃及人那樣構想出如此崇高、廣闊、宏偉的建築。”他的許多考察成果被後人整理在1845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亞紀念碑》文獻集裏。

1829年托馬斯·楊去世，隨後1832年商博良去世，於是對古埃及文字的破譯工作便停滯下來。不過，到了1850年代，古埃及文字基本上被梳理清楚了。在學術後人的評論和爭議裏，可以看出英國人基本上支持托馬斯·楊，而法國人則普遍推崇商博良。這一切似乎盡在情理之中。

圖7 商博良的手繪和筆記（1828-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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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1790年12月23日出生於法國南部Figeac鎮，父親賈克·商博良（1773-？）是個書商。他在七個兄弟姐妹中最小，大哥哥賈克·約瑟夫（Jacques-Joseph，1778-1867）比他年長12歲，是他的童年呵護者和日後的人生導師。

商博良小時候讀書並不出色，但被發現極具語言天賦，能説好幾種不同的外語。他8歲那年從父親書店的報紙上讀到拿破崙率兵攻入埃及的消息，大受吸引，隨即成了《埃及信使報》的一名貪婪小讀者。

1801年，他跟隨哥哥進入了格勒諾布爾大學（Université Grenoble）攻讀語言學。在大學裏，他掌握了拉丁語、希臘語以及一定水平的希伯來語、阿姆哈拉語、印度梵語、阿維斯坦語、巴列維語、阿拉伯語、敍利亞語、迦勒底語、波斯語和漢語。

1806年，他在畢業後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中説：“我想對埃及這個古老的國家做深入持久的研究。我充滿了探查他們的紀念碑以及他們的力量和知識的熱情。隨着我的成長並獲得更多新知識，這熱情將會繼續增長。在我喜歡的所有人之中，我會説沒有別的人比埃及人在我心中更為重要。”

1807年，他進入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專攻東方語言。期間，他感到沒有一張按年代順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於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於是自己編制了一份法老王朝歷史年表，取名為《從亞當到小商博良年表》。

1809年，他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併成為格勒諾布爾大學的歷史學助理教授。在那裏，他任教直到1816年。期間，1812年他與Rosine Blanc（1794-1871）結了婚，兩人養育有一個女兒（Zoraïde，1824-1889）。

1818 年，他接受邀請出任英國皇家學院歷史和地理系主任，在那裏任職至1821年。

1824 年，他出版了專著《象形文字系統概論》，被認為開創了一門“埃及學”。

1826 年，他被任命為盧浮宮博物館的埃及館館長。

1831年，他回到法蘭西學院，任職埃及學講座教授並擔任埃及學學會主席。

1832年3月4日，商博良因中風內出血在巴黎逝世，享年42歲，被安葬在Père Lachaise 公墓。

圖8 商博良墓碑（巴黎）

商博良去世時留下的手稿《古埃及文法》經後人整理於1836年出版。

2004年，法國埃及學會在商博良哥哥賈克·約瑟夫生活和工作的 Grenoble鎮召開了第9屆埃及學國際會議，同時在附近一個叫做Vif的地方開始籌建“商博良博物館”，於2021年建成後正式向公眾開放。

圖9 商博良部分書籍（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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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埃及不但有自然的尼羅河和撒哈拉沙漠，更有先人創造並留下的燦爛輝煌文化。除了象形文字，埃及還留下了金字塔、木乃伊、宮殿、神廟、莎草紙等等，以及許多引人入勝的神話故事。可是，古埃及文字並不是由埃及人的子孫解讀並傳承下來的，這不能不説是一件極大的憾事。

不過，古埃及的先賢們也許不能責怪他們的子孫。和中國、古印度、古希臘的文明不同，像古巴比倫文明那樣，古埃及的文明是曾經中斷過或者説湮滅了的古文明。在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古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年）征服了古埃及，在那裏將古希臘語作為官方語言使用。公元前1世紀下半葉，古羅馬又征服了古埃及，摧毀了大部分古埃及文物並在那裏推行古拉丁語。到了529年，羅馬國王查士丁尼一世（Iustinianus I，約482-565年）還下令關閉了埃及所有的神廟和文化聚集地。埃及的最後一次大災難發生在644年，強悍的阿拉伯人徹底征服了埃及，在全國改用阿拉伯語並改信伊斯蘭教。經過這千年洗劫，即使殘留的古埃及文字和文獻都被破壞得蕩然無存，古埃及文明遺產從此不復存在。

可以相信，如果不是托馬斯·楊和商博良的驚人發現，埃及人可能至今還不知道他們的祖先曾經擁有過也許是人類最古老的完整象形文字呢。

圖10 埃及Khufu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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