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青年的困境與機遇_風聞

文 | wzz

在擴招之後二十多個年頭之後，今年的高校畢業生數量將超過1000萬人，筆者也是其中一員，度過了大學四年，面臨畢業，在提交畢業設計稿件之後等待答辯時寫下這些文字。這也是我在新潮投稿的第三年，我寫了一些描述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文章，集中在世界體系理論對國際問題的分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嘗試串聯之前寫下的文字，對我在新潮的這些投稿進行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也是對我這六七年的理論學習、實踐和所見所聞的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以求描述、分析一些當代青年會面對的共性問題。

從近幾年青年思想流變説起

在2016年，眾多互聯網平台，特別是知乎，普遍能看到的是崇尚個人奮鬥的氛圍。對國企、政府、事業單位工作的態度則往往是：要跳出舒適區，我從那裏跳了出來，收入翻了xx倍，而互聯網企業的996工作制則被認為是多勞多得（實際上是計件工資），年薪xx萬遠比勞動時間和個人身體健康重要。經過一番考古，筆者找到了一個歷史遺蹟：www.zhihu.com/question/37050422

那時候我才剛剛拿到堪用的智能手機不久，剛有了知乎賬號和微信號，那時知乎看起來是多元的、豐富的、精英的、有深度的，帶着對知乎和微信這兩個新奇事物（對我來説）的興奮，我一天可能會發上十條朋友圈，一半是知乎內容的分享。

幸運的是，在精英化的知乎，我也遇到了一羣堅持左翼立場的人，特別是沉思錄的多位前輩；那年暑假，我讀完了一本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十一的時候，讀到一個知乎回答，答主闡釋了共產主義是在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發展自由，並推薦看到那個回答的人真的去看一看《共產黨宣言》，然後我就真的去讀了。這個回答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因為在之後，這樣的回答成千上萬地出現，但我仍然記得，在2016年時，這樣的回答會受到評論區的圍攻。

那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英國脱歐，另一件是特朗普上台，這二者和《21世紀資本論》的暢銷似乎都不是偶然的，並一同展現了一個微妙的圖景和不祥的預兆。還有一些小事，包括七月份針對埃爾多安的政變失敗、蔡英文上台、朝鮮進行氫彈試驗、里約奧運會的不少插曲（這揭示着巴西的困境）等等。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轟轟烈烈的貿易戰、中興事件、華為事件。里約奧運會的兩年後，巴西國家博物館發生嚴重火災，又過了一年，巴黎聖母院也被燒了，世界進入了一個週期的衰退階段，沒有人能獨善其身，人們珍視的事物會一件件毀滅。

到2019年，輿論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3月27日，一個名為996ICU的網站出現在GITHUB上。同年4月11日，馬雲在阿里巴巴內部交流中對員工談及近期備受爭議的996工作制，馬雲稱，“今天中國BAT（百度、阿里、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在此之後，996工作制在輿論中受到大量抨擊，馬雲等一批企業家的風評也逐漸下降，亦有相當數量的人視其為敵人。

當年12月，華為也鬧出了251事件，人們對華為的態度開始變得微妙，一面是作為民族企業的代表受到美國打壓，另一面是打壓員工的黑心企業。也有人説此事另有隱情，但不管怎麼説，輿論之所以會呈現這種樣態，是因為輿論大環境認為，狼性也好，996也好，雖然能換到更高的工資，但也不再值當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具有較大話語權的羣體開始“左轉”，我們可以列舉一些現象來説明這個情況：懷念毛主席的人增加了，勞動價值、剩餘價值、剝削、資本家等概念也被反覆提及，階級話語逐漸增多，非常可惜的是，這些概念和話語總是被誤用的。而在2020年，當新冠疫情到來，正常的生產生活被打亂時，在國企、政府、事業單位工作則開始被認為是穩定的、有保障的、生活水平高的。

這樣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

為了説明這一問題，我想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兩段論述：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着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

而以知乎為代表的互聯網平台的輿論風向問題，代表着青年有怎樣的思想流變以及怎樣發聲，而這實際上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畢業生的經濟問題的反映。在較為嚴格的定義下，小資產階級被認為主要是：自耕農和手工業主。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主席認為，“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也是小資產階級。

2016年到2020年間，中國經濟領域發生的最大的變化無疑是房價的劇烈上漲、2018年房價被逐步鎖死，2019年房價開始陰跌。在民族國家的上升期，小資產階級會追求自己持有的資產增值，並且將所有的資產增值視為個人奮鬥和個人選擇的結果，特別是房地產，而忽視了這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也是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民工的血汗。

如果將時間尺度進一步拉長，對大學生羣體來説，近二十年以來最大的變化就是擴招，從2000年10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猛增到800萬以上，這意味着大學生羣體的工資當中並不再包含稀缺溢價和壟斷溢價，在政治經濟學中，這被視為和地租相近的收入組成部分。

2000年10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是相對稀缺的，能過舒服的日子，而800萬以上的大學生就不再稀缺了，逐漸退回無產階級；2016年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程序員們是稀缺的，未來有一天，隨着教育的發展和互聯網行業發展的放緩，程序員會不再稀缺，他們面臨着同樣的風險。這就是所謂內卷，內卷一直存在，在過去，工人和農民面臨着嚴重的內卷，但在最近幾年才捲到了大學生頭上。

因而對相當多握有人力資本的人來説，他們的人力資本和“以工資形式展現的地租”正在不斷流失和下降，這也使得一些人急切地試圖將“以工資形式展現的地租”轉化為確實的土地即商品房，這和16-18年的房價上漲互為因果，16-18年的房價上漲無疑刺激了小資產階級的神經，小資產階級預支30年的購買力，也切實地支撐了房價的上漲。

他們在16-18年着急把自己賣出去，使得996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共謀成分”，同時，現有的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如勞動仲裁等，實際上需要勞方當事人主動提出，因而在共謀之下，非法行為長期存在。而房價開始陰跌時，早點把自己賣出去就失去了一個動力，健康和更長的職業生涯開始被認為是更重要的。

可以看到，在農民生活境況困難的8、90年代（廢除農業税之前），大學生沒有發聲；在國企工人生活境況困難的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1997年大下崗），大學生沒有發聲；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面對着極差的勞動環境時，大學生沒有發聲；但在精準扶貧逐漸取得成功，普通勞動者境遇逐漸好轉，不過資產價格逐漸趨穩甚至陰跌而影響到小資產階級個人奮鬥效費比的2019年，小資產階級迅速轉向，開始“認同自己的勞動者身份”並搶奪工農大眾的話語權。這隻能説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的表現而不是真正認同自己的潛在無產階級身份。

現代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

接下來，我將更加詳細地説明近現代的小資產階級是如何重新產生的，又是怎樣面對着各種各樣的威脅的。

在《壟斷資本與工人貴族》這篇文章當中，我們分析了歐洲壟斷資本和小知識階層——新的中間羣體是怎樣互相影響的，並指出，這導致了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無產階級互相傾軋的慘劇以及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才是恩格斯和第二國際原則的真正繼承者。

需要補充的是，由於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進程並不是自發的而是被外力強制裹挾的，至二十世紀初，《辛丑條約》的簽訂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完全確立。之後不久，科舉在中國被廢除，舊的知識階層和官僚體系受到衝擊，出現了大量家道中落但仍有一定經濟能力的舊知識階層家庭；同時，新式學堂大量出現，這些家庭仍有經濟能力和意願支持子女接受新式教育，魯迅、周恩來等皆有這樣的背景，從家庭和經濟背景來看，1919年的中學生、大學生都在小資產階級的範疇之內。

在一戰中，歐洲帝國主義的鬥爭使得他們暫緩了對中國的直接侵略，但地處遠東的日本則有所動作，在經濟上，這激起了中國的國貨運動，歐洲帝國主義也放鬆了對中國的傾銷和資本輸出，一些民族企業得以在夾縫中生存。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在政治上卻要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交給日本，這意味着中國仍舊是一個面臨着深重災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經濟上也面臨着經濟入侵狂潮的再臨。學生們意識到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可能給小資產階級足夠的體面崗位，未來沒有希望，憤怒的學生最終發起了運動，這一方面是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另一方面也可以説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的一種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五四運動的重點就在於救亡圖存，起初這是小資產階級救亡圖存的努力，而隨着工人聲援學生並參與運動，五四運動也代表着無產階級救亡圖存的努力，國家危亡使得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化，文化運動也使得無產階級一定程度上知識分子化，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先進分子意識到自身無產階級化的必然趨勢，認識到自己和工人階級同呼吸共命運，開始主動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從此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中國共產黨也正要登上歷史舞台。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所在。

同樣是在《壟斷資本與工人貴族》這篇文章當中，我進一步分析了當代全球壟斷資本和發展中國家小資產階級的關係，當代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產生的環境和其面對的社會歷史運動狀況與19世紀晚期、20世紀早期有着巨大的差異，他們受消費主義、科學管理宰制，被國際壟斷資本俘獲的程度更深，也更難有所覺悟：

“跨國資本集團除了在國內製造了一個工人貴族中間羣體，也會在各個發展中國家生產並不斷再生產出類似的結構，筆者曾聽家裏長輩提及，2000年左右，清北中科院的數學專業博士生，畢業後有機會在寶潔等國際巨頭的中國分部謀一個數據分析崗，年薪30萬，當時北京北三環的房價在三四千。由此，也不難解釋為什麼這二十年來會有那樣多的對跨國壟斷資本感恩戴德的人。”

這些發展中國家依附於跨國壟斷資本的工人貴族，消費習慣上也如前文所述受國際巨頭改造，傾向於購買跨國壟斷資本提供的消費品，這實際上也有助於先發國家限制後發國家積累，通過賺取利潤和資本項迴流避免較大的逆差。東南亞一部分國家近年來的困境也與此有關。實際上也可以説明，川普對中國鉅額順差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其一是，這些出口主要是以美國為主要基地的跨國壟斷巨頭賺取利潤的工具；其二是，跨國壟斷資本也在中國賺取了極為可觀的利潤。”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家位於常州的服裝生產企業的產品，只有經過迅銷公司的運作、設計等環節，才是優衣庫的衣服，而不是某個雜牌，可以看到，跨國資本實際上能夠決定全世界範圍內，相當一部分最終消費品該如何設計、如何生產、如何銷售，也控制了相當一部分消費羣體的消費習慣。”

對上述這篇文章需要補充的是：和一些小業主（如經驗小吃攤、小吃店，這些人反而在認知上更接近傳統工人階級）不同，當代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貴族羣體，面對着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們實際上不掌握完整的生產資料，而商品房也和耕地不同，也不會產出糧食，他們還是面對着手停口停的現實。

如果失業，往往會面臨賣房或者捱餓的兩難選擇，這是當代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貴族羣體面對的最大威脅，也是“財富自由神話”在這一羣體當中具有極大吸引力的原因，這代表着一種現實的不可能性，因為目標的遙遠而越發狂熱，因為威脅的緊迫而越發狂熱。

對有兩套以上住房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來説，他們則可以將一套房出租，實質是小地主，房租實際上意味着對一個勞動力所得工資的相當大一部分的攫取，這代表着同樣是城市小資產階級，房主和房客之間也存在着利益衝突。

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性質實際上展現的非常充分，在樓市當中，有一句俗話是“買漲不買跌”意味着他們更看中的並非居住，而是資產增值，另一方面，共有產權房的棄購也是一個證據，即去除金融屬性後的房屋對他們來説並無吸引力。這就會使得很多人對房價的上漲或下跌持有矛盾的態度，大漲的時候罵，陰跌的時候也罵。一個人在雙重標準的時候，總會有一個統一旦不能明説的標準，實際上是“我希望我買的時候房價便宜，但我買之後最好漲上幾倍。”

“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説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想要跳出這一思想的囚籠，則需要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關於房價和地租問題，我寫了一篇政治經濟學視角的文章：《北上廣深不能再擴張了》提到：“城市建設的投入主體是地方政府，享受級差地租II的則主要是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房主，地方政府獲取的土地出讓金往往又投入到土地改造當中。而在城市進一步向外圍擴展後，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在市中心投入資源以維護和擴建基礎設施，而土地出讓金則主要來源於城市外圍土地的出讓。可以説，城市建設的投入主體與收益主體是分離的。”

中國的房地產資產價格上漲，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是大學擴招後產生的大學畢業生大量湧入城市的必然結果，是對地方政府改造土地投入產生的級差地租第二形態的套利，也是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民工的血汗。這樣的城市化進程是不可能再次復現的，“我希望我買的時候房價便宜，但我買之後最好漲上幾倍”的期望也必然落空。

同時，城市建設的投入主體與收益主體是分離的，如果想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應當尋求滅絕性的房地產税收政策，即“全部房產漲價造成的交易所得應歸屬於國家——漲價歸公”。或者説，房地產本應當是完全國有化的。當然，考慮到現有的資產價格泡沫，這種政策無法直接實行，但應循序漸進達到這一結果。

現代城市小資產階級，特別是青年們的諸多困境

首先是經濟困境，一個重點是歐美“中產階級”的崩潰，我在《平台資本壟斷的興起與工人貴族的終結》這篇文章當中有一些論述：“工人貴族與壟斷資本的結構是不穩定的，這是因為長期地用高工資收買工人貴族對資本來説也不是長久之計”“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壟斷資本及其代表——帝國主義政府可能會直接下場打擊工人貴族，如里根政府通過軍隊接管等手段，鎮壓美國航空管制員工會成員罷工一事”“永遠記住一點，高工資絕對不是工人階級贏得自由的最終途徑。”

另一個重點則是，當代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在自身面臨勞資關係尖鋭，剝削率高時，經常使用危機理論，這是小資產階級對左翼話語的誤用，我曾在《資本魔咒：我們創造財富，我們消滅財富》和《蘇聯解體三十年，資本主義卻活得很好？》這兩篇文章當中介紹馬克思的危機理論。

有人認為：“居民沒有消費能力，中國經濟就面臨危機“我不生孩子，中國未來就沒有勞動力可用”等等。或者乾脆“中國經濟藥丸”。我們考慮這樣一個情形：如果政府通過税收手段和再分配手段使工資和福利等於工人創造的價值，就不會有危機了嗎？恰恰相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會直接導致危機，資本沒有一定的利潤率保證，必然會有一部分資本直接退出生產，以求恢復“正常”的利潤率，甚至或者出逃海外，去往其他國家，這個資本退出生產，利潤率恢復或者資本外逃的過程本身就是危機。

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其實只有：廢除私有制，漸進的表現則是：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同時要擊潰國際資本，擴展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在世界上的影響範圍，提高其世界市場經濟地位，阻止國際遊資通過國際流動逃避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改善人民羣眾生活條件。對此，我同意新潮沉思錄其他幾位作者的觀點：人民羣眾希望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訴求是正當的，不需要附加任何條件，無需拿“消費崩盤”“經濟崩潰”等説法嚇唬人。

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主要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西式民主的破產，在《美國為什麼是新羅馬？》這篇文章當中，我曾分析：“很多奴隸制國家並不是因為奴隸起義而滅亡，而是統治階級即公民羣體的衰朽所導致的。大奴隸主越是擴大自己在經濟上的利益，越是在消滅自己的同盟軍，越是在瓦解自身的統治基礎。”“當商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財富聚集，貧富分化，貴族被吸收進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貨幣所有者，並以成本較低的奴隸制經濟排擠了大多數公民的小生產，公民日益貧窮，特別是無法負擔武裝，國家就被掏空了，再也沒有足夠的兵源，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同樣的，對於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壟斷資本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工人貴族，要看到：“羅斯福曾經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但在他之後）美國的“奴隸制”花樣翻新，向內部引進拉美移民，作為服務業“奴隸”；向外部轉移產業，作為工業“奴隸”。里根則更進一步，鎮壓工人，清除了意識形態對手在自身體內的影子，也毀滅了羅斯福的遺產。美國的公民羣體，小資產階級化的工人貴族和自耕農則一步步被消滅了。”

美國公民有民主和自由嗎？也是有的，但不全面，資本主義的民主和自由歸根究底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和自由；就像你問希臘和羅馬的自由民有自由嗎？當然有，但只要奴隸制存在，自由民就有可能被排擠，窮困潦倒，只要還有一個人不自由，自由就是虛假的；馬克思也強調“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其結果是，我們在一開始提到的特朗普的上台，我指出，特朗普的上台不是美國真正的民主的破產，而是舊有虛假的民主破產和真正的民主可能開始起作用的起點，即一部分美國人正在為自己的利益投票，而不是受大眾媒體蠱惑而投票（從另一方面來看，特朗普通過互聯網平台繞開了傳統大眾媒體），可惜，他暫時只是“路易波拿巴”。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強調：在討論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時，我們應該擺正自身的定位，即“剛剛成為自由民的奴隸”。要知道，即使是今天，以較為簡單的口徑去看，單位時間的勞動成果，美國人可以用一份換取中國的六份，在上個世紀，這個交換比甚至曾經高達幾十倍。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全面擴展時的國際格局所決定的。

最近筆者也回顧了一下《底特律·變人》這款遊戲。“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説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説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款遊戲表面上描述的是未來，但也是歷史的回聲，勤勞的東亞人就曾多次排擠過美國的工業，拉美人也正在服務業中排擠過美國白人，就像非人的仿生人一樣，包括我們在內的東亞人也曾被多次非人化，如日美貿易戰時期的反日種族主義和近年來伴隨着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的排華浪潮，對非法移民的仇視也是如此。筆者最初知道這款遊戲也是因為沉思錄其他作者的介紹和分析，可以參考：《我欲成人，在這資本主義世界》。

而在我們的下游，國內還有廣大西部同胞，國外還有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比我們受着更大的苦難，忍受着更深重的不自由，他們的不自由也是對我們自由的威脅，應當拋棄小資產階級片面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對西式民主的追求，我們追求的是全人類的解放。

在《田園終結，資本內卷，我們需要新的道路》這篇文章中，我也分析了丁真代表的邊緣人羣體實際上長期被小資產階級忽視，小資產階級的所謂內卷在相當多的工人農民身上一直存在，但只有內捲到自己身上時，小資產階級才會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存在。

最後是小資產階級階級再生產的失敗，在《北京教育，內卷高地》這篇文章當中有過較為詳細的分析。這篇文章的標題起得並不好，應該改為**”一線城市教育——小資產階級階級再生產的失敗”**之類的，也必須承認，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的考生更為辛苦。這是兩個層面的內卷，一種是家庭投入金錢資源的內卷，另一種則是考生個人努力的內卷。

教培的本質是試圖通過較小的投入來套利較高的高校生均經費，在美國，這樣的情況就較為少見，因為高等學校學費高昂，所以實際上無法套利。這種套利是一種賭博，經常的結果是投入了教培費用，但仍然無法取得較好的高考成績，歸根究底是選拔性考試中，人人都學等於人人都不學，過度投入甚至會直接造成階級跌落。

潤學不佔據意識形態的高地

在文章最後，我想談談很多青年認同的“潤（run）學”，即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學生非常希望通過移民國外來脱離自身面臨的困境，我認為，這種選擇是不正當的，最終也會失敗。原因如下：

西方現今較好的勞動保護、更高的勞動者待遇和更短的工作時間源自這些國家的企業具有世界市場壟斷地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歸根究底是大航海及殖民時代積累的結果，這也塑造了當下的世界體系，使得他們今天仍然可以攫取資源，也就是説他們的好日子是吃（已經死去的）原住民的，穿發展中國家的。詳見：《通往發達國家之路，是你死我活的競爭》。

如前文所述，這種社會保障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代表着如德國社民黨的錯誤路線，這收買了工人貴族，實際上最後支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無產階級互相殘殺的慘劇。並且，這種收買帶來的保障實際上已經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弱化了，現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大量非正式就業。詳見：《壟斷資本與工人貴族》和《平台資本壟斷的興起與工人貴族的終結》。

另一方面，潤學與反對潤學的人有巨大的爭論，但現實可能向着“潤了也白潤”的方向發展。

這源自中國對世界體系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詳見：《中國能成為發達國家嗎？》《美國互聯網霸權仍在巔峯，但喪鐘也已敲響》。

在我的畢業論文致謝當中，我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在此，我首先要感謝這個國家的人民。眾所周知，中國頭部院校的學費是非常低廉的，而在這些學校學習的學生獲得的生均經費遠超於此，差額的部分歸根究底是來自於普通勞動者的勞動，經由税收和撥款兩個中間環節轉化而來。而在美國等一些國家，大學經費往往大量來自於普通學生的學費，這會使大量學生因學生貸款面臨嚴重的債務問題。雖然更高一些的學費對我的家庭來説依然是可承擔的，但畢竟低廉的學費能夠讓我以一種不過分依賴父母的方式完成學業；同時我深知，這種制度安排對家庭條件更差一些的同學非常重要。

此外，我曾使用的大型儀器設備和超算資源大量依賴於進口，購得這些設備所需的外匯是外向型企業的工人擰螺絲釘一個一個擰出來的，一件件襯衫縫出來的。這也讓我時常有些惶惑，惶惑於這樣一個問題：我的所作所為是否經得起檢驗，能不能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人？希望我沒有辜負這些資源。”

因此，我想我的選擇是：我不會選擇移民或者説“潤”，我會選擇在這片土地上為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戰鬥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後。

在我看來，當代大學生中，左翼思潮的興起是一個和“五四運動”有一定共通之處但不同之處更大的過程，**當代大學生同樣面臨着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化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化的趨勢，**這是困境，也是機遇。什麼時候中國青年學生羣體能夠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潛在工人階級身份，什麼時候能夠越出小資產階級的侷限性，認識到自己和億萬工人農民同呼吸共命運，他們的“左翼思潮”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才真正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問題解決和中國社會進步的正義力量。

謹以此文寫給我、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中國青年，希望我們能走出一條新路，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