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抱怨天主教的道理_風聞

  雍正帝抱怨天主教的道理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傳統王朝，清朝的歷史遺產對當代中國仍然有着巨大的影響。要深刻、準確地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就必須深入認識中外語境下的清史。

  雍正一生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來華傳教士則是“合儒闢佛”，極力排斥佛教。因此，從宗教信仰上説，雍正就對天主教教義難以接受。

  禮儀之爭爆發後，教皇的蠻橫干涉入華傳教事務，既引起了康熙帝的憤怒，也增加了雍正帝對天主教的反感。

  關於西方宗教神權與中國帝制皇權的對立，早在明末就有人提出：

“據彼雲，國中君主有二，一稱治世皇帝，一稱教化皇帝。

治世者攝一國之政，教化者統萬國之權。

治世者相繼 傳位於子孫，而所治之國，皆屬 教化君統，有輸納 貢獻之款。（大教堂金碧輝煌的原因）

教化者傳位，則舉 國中之習天教之賢者 而遜焉。

是一天而有二日，一國而有二主也。

無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紀綱，一日變易其經常，即如我皇上可亦為其所統御，而輸貢獻耶？

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國二主之夷風，亂我國一君之治統？”

  雍正認為：“天主者，天也。世人無不敬天者。國家立祭祀之壇，即所以敬天也。

我滿洲之民，亦有‘跳神’。年年歲首，焚香化紙，皆敬天之禮儀也。我滿洲之民自有敬天之禮儀，亦猶蒙古、漢、俄羅斯、歐羅巴之民各有祭天之禮儀也。……朕未嘗言其不應敬天，然敬天之習俗當各有不同耳。”

   雍正是尊孔崇儒的，堅信“我們聖人們留下的規矩是絲毫不能更改的。” 這也是清朝統治者普遍的認識。康熙的第十三子怡親王允祥就曾對傳教士們明確説道：“自從你們發生爭執（中國禮儀之爭）以來，你們是看到你們的事情的發展過程的。你們的事情花了我父親先皇帝（康熙）多少心血？要是我們的人到歐洲去要改變你們祖先聖人制定的法規和風俗習慣，你們會怎麼説呢？……我們不能忍受任何人踐踏我們的法律，孜孜以求取消我們的風俗習慣的。”

   由此可見，天主教的傳播衝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價值觀念和法規制度。清朝統治者已經意識到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傳統文化，抵制外來勢力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佛誕之日，適與西洋國使臣表賀事相值。（佛誕之日，碰巧西洋使臣上表賀喜）

上 因諭廷臣 雲：

“向來僧、道家 極口詆譭西洋教，西洋人又極詆佛、道之非，互相訕謗，指為邪惡，此皆以 同乎己者為正道，異乎己者 為邪惡，非聖人所謂邪惡也。

孔子曰：‘攻乎邪惡，斯害也已。’孔子豈以 異乎己者 概斥之為邪惡乎？

凡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公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邪惡也。

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

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之敬天，有何異乎？

若曰 天轉世 化人身，以救 度世，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 以蠱惑狂愚 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邪惡也。

朕意 西洋立教之初，其人 為本國所敬信，或者 尊之如天。

倘謂 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為天主，此理之所無也。

釋氏 以清淨無為為本，明心見性為功，若必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佛教中之邪惡也。

儒者 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庶民 奉為坊表，倘以詩書為弋取 功名之具，科目為廣通聲氣之途，或逞流言邪説以動人聽闢，或工豔曲淫詞以蕩人心志，此則儒中之邪惡也。

凡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 忠君、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殺、明己性、端人品為本。

其創設之人 自非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 久久奉行。

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 而生種種無理謬説，遂成邪惡矣。

彼西洋之教 不必行於中國，中國之教 豈能行於西洋，

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 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 刑戮 而不恤，豈不怪乎？

西洋天主化身之説，尤為誕幻。

天主既司令於 冥冥之中，又何必 託體於人世？

若雲 奉天主者 即為天主後身，則服堯服、誦堯言 者 皆堯之後身乎，此則 悖理謬妄之甚者也；

西洋人精於曆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 慕義抒誠，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寧謐，其善不可泯。

蒙古之 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

而不知者 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也。

總之，人心不公，見理不明，以同己 為是，異己 為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 品類不齊，習尚不一，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

且各有長短，惟 存其長 而棄其短，知其短 而不昧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方得聖帝 明王 明通公溥之道，而成 太和之宇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