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 慎重把好“治理節奏”, 是關係中國前途命運的大事｜文化縱橫_風聞

任劍濤 |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導讀】百年變局之下，對於現代國家特別是大國而言，如何在複雜局面下優化國家治理，成為一個核心問題。本文認為，張弛有度的國家治理節奏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所謂國家治理節奏，是指在國家治理進程中，有快有慢、快慢相宜、張弛有度地採取治理舉措而展現出來的一種節律。

在作者看來，國家治理的壓力區間和**寬鬆政治的效用與限度，是理解國家治理節奏的兩大要素。**前者是保證國家治理能夠按照常規狀態開展的區間值，一旦國家治理承受的壓強超出範圍，達到一種極限狀態，國家治理就必須從激進狀態回調到相對温和的治理局面。而寬鬆政治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國家治理壓強不宜過大，二是要掌握國家治理節奏轉變的契機，三是寬政有利於降低壓強、實現休養生息。

作者認為，**國家治理節奏的張弛變換，既是一個治國技藝的實踐問題，也是一個政治認知的理論問題。**它的關鍵在於國家治理如何與社會、經濟、政策與政治週期高度融合，做到治理節奏與相應週期嚴絲合縫，相互激盪。在作者看來，中國的國家治理高層已注意到國家治理節奏正處在一個結構性改變的關鍵時期。對中國而言，在以“以人民為中心”的規範引導下，控制好發展節律，調整好發展節奏，使國家治理走上規範軌道，是關係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大事。我們有必要充分重視國家治理的節奏問題，推動實現張弛有度、氣韻生動的國家治理格局。

文章原載《治理研究》2022年第1期，原題為《“一張一弛之謂道”：複雜局面中的國家治理節奏》，原文較長，此處為節選版，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思考。

“一張一弛之謂道”：

複雜局面中的國家治理節奏

國家治理節奏(Rhythm of National Governance)，是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所謂國家治理節奏，是指在國家治理進程中，有快有慢、快慢相宜、張弛有度地採取治理舉措而展現出來的一種節律。

一般而言，按照法治規則運行的國家，其國家治理節奏是國家權力與社會健康互動，促成一種張弛有度的節律感。對處在複雜變局中的國家來講，由於國家權力的絕對主導性，國家治理的節奏主要依靠權力部門尤其是權力主導者採取的政策來呈現。因此，他們對國家治理節奏的把握，對國家治理是否能展現張弛有度的治理節奏，促進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發揮着決定性的影響。

**********▍**********張弛的節奏

節奏，是一個在文學藝術中廣泛使用的概念。在詞典定義中，節奏有兩個義項，一是“音樂或詩歌中交替出現的有規律的強弱、長短的現象：節奏明快”；二是“泛指均勻的、有規律的進程：生活節奏加快，工作要有節奏地進行”。

其實，節奏豈止在文學藝術中受到重視。節奏，不但讓人們形成良好的審美習性和審美進路，而且還具有指引人們社會政治行為的實用功能和引導人們行動的實踐功用。因此，節奏還可以幫助人們意識到治國理政活動的重要竅門。如果審美理念中“節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那麼“節奏”在國家治理中，也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在對中國古代豐富而高超的治國技藝之思中，對節奏的強調也是令人矚目的。《禮記》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貢隨孔子去看祭禮，孔子問子貢説：‘賜也樂乎？’子貢答道：‘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説：‘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段話裏的文、武，分別是指善於治國的周文王、周武王。

孔子與自己的學生子貢（名賜），議論文、武的治國之道，以拉弓的方式，指出了三種治國範式：一直把弓弦拉得很緊，絕不鬆弛一下，這是周文王、周武王也無力辦到的事情；而一直讓弓弦鬆弛卻不拉緊，周文王、周武王是不願這樣做的；只有有時拉緊，有時放鬆，也就是有勞有逸、寬猛相濟，才是周文王、周武王治國的根本道理。

治國中的一張一弛，正是國家治理節奏的鮮明體現。只張不馳，就是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樣的治國天才，也是做不到的；只馳不張，則是兩位天才的君王所不願意實施的治國模式。因為前者受到人類行為能力的內在限制，根本無法做到隨時隨地、一直緊張的狀態；而後者與治國理政的政治行動本質相左，讓國家治理變成無所作為，使政治喪失了存在的必要理由。在中國古人崇敬的英明君王那裏，治理國家事務的節奏感之無比重要、之具有示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在現代世界，國家治理節奏會呈現出兩種大不相同的態勢：

一是國家成功建構起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具備強大的現代化治理能力。因此，會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國家權力之間展開富有節奏的互動過程，由此自然會體現出一種人人可以感覺到、捕捉到的節奏感。換言之，國家治理不會陷入一種凌亂不堪、雜亂無章、顛三倒四的毫無章法窘境，失去國家治理應有的節律性。

從總體上講，由於規範的現代國家，形成了國家與社會積極互動的局面，因此，國家必須尊重社會良風美俗，按照約定俗成的習性展開國家治理過程。這就從根本上避免了社會的混亂，有助於形成保障國家治理節奏的良序社會機制，並且讓社會保有不過分仰賴國家權力作為的習性一或讓其因此囂張、或讓其無能為力，從而讓國家權力在守規中有節律地行動。

一個高度自主、自治與自律的社會，是國家治理嚴守法治、富有節奏展開行動的保障條件。與此同時，從國家權力結構上看，在一個國家由立憲機制有效規範國家權力的情況下，政治權力不存在隨意作為、肆意妄為這類打破國家治理節奏的機會。因此，國家的法治會保證權力按照立法、行政與司法規定的某種運作週期性而發揮作用。

二是處在現代轉型狀態的國家，由於國家與社會在結構與功能上的差異性未能得到比較充分的呈現，國家與社會明顯缺乏有效互動。循此，國家權力方面的治國理政行動，與市場力量和社會公眾對治國理政的期待之間，缺少積極呼應的橋樑。於是，在治國理政的進程中，各自都只是按照自己的意願投入國家治理行動，相互的磨合代價，往往較大；磨合的效果，常常令人失望；磨合的改善，顯得比較困難。而國家治理的節奏，也就會出現比較凌亂的情形。

這與現代轉型進程中的國家治理，需要理順相關治理環節與機制，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建立國家與社會互適狀態的要求，恰好對應。如此，國家治理就更需要形成自覺的治理節奏感，以促使國家治理呈現出明顯可辨的節奏性，俾使國家治理走上既有節律美感、又有實用節奏的正常軌道。不至於陷入要麼因為採取一直強化的國家治理舉措，讓國家陷於脆崩的危機；要麼陷於治理措施疲弱且脱離社會需求節奏，讓國家墮入不可治理的深淵。這是國家治理喪失節奏性以後呈現出來的兩個極端。處在複雜變局中的國家治理，必須在扼住這兩個極端的前提條件下，努力將國家治理節奏坐實到與國家權力和社會機制良性互動的平台上。

國家治理之所以不分發展程度與實際處境，都會呈現出必予重視的治理節奏，如前提及，是因為社會總體結構運行呈現出的公眾期待與實現與否之間的社會週期，經濟從發展到遲滯、危機、復甦的週期，政策實施的強勢推新與弱勢調整週期，以及政治運行上的權力更替甚至顛覆重建的週期，所存在的某種節律性所致。這些節律性或週期性，正是現代國家不同構成要素統合運行節奏的體現。

**社會可以運行在高企的期待心理與極大程度上滿足這一期待的最優狀態中，也可以運行在低落的社會心理與低程度的滿足社會期待的堪憂情景中。**從前者的民氣可鼓，到後者的民心倦怠，正是一個社會週期的體現。

社會週期可分長短：長週期指的是社會維持其自身機制不變，歷經漫長的過程，呈現出的一定社會機制到這一機制發生結構變化的期限；短週期則主要是社會一定的需要模式與心理狀態的功能性變化週期。長週期一旦產生鉅變，將付出社會瓦解的沉重代價；短週期發生改變，則是社會期望及其變現值之差體現出的一個較短時限。

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週期性的變動是指，當一個經濟制度發展到，譬如説，上升的方向時，促使其上升的各種因素最初積聚力量並且相互推動一直到某一點；在該點，它們趨於為作用相反的因素所替代，而這些相反方向的因素又在一段時期的積聚力量並且相互推動一直到它們也抵達的最大發展之處，然後，趨於衰落並且讓位於作用相反的因素。

這裏所説的週期性的變動並不僅僅指上升或下降的趨向；它們一旦得以開始，並不永遠按照同一方向行進，而是最終把方向逆轉過來。此外，它還指變動的時間序列以及上升與下降的期間都具有某種可以被識別的程度的規定性。”

簡言之，這就是繁榮、恐慌、蕭條、復甦四階段呈現的經濟週期。而政策週期則是指，一屆政府為了實現某一個具體決策目標，從調查研究、謀定而動、擬製規劃、決斷舉措、聚集資源、實際推行、修正決策、呈現結果、評估影響的全過程。

因此，國家治理的諸主體，在理念與行動上因應於這些週期特性，或採取主動而為、富有力度和具有效度的措施，以便抓住推進國家發展的治理契機，因此便體現出國家治理的週期性特點。其中，國家權力方面對這些週期或節律的回應，顯得更為重要。這是因為，**到目前為止，相比於市場力量、社會公眾來講，國家權力還是最成體系、最為強健、最富成效的建制。**如果國家權力一味冒進或坐失良機，不按週期特點“出牌”，都將對國家治理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在扼住社會不可承受的強制治理、與造成社會渙散的失於治理兩個極端的情況下，國家治理需要明確國家治理所可以承受的壓強閾值，領悟寬鬆政治所具有的國家治理效用與限度，從而在一張一弛的國家有效治理的審美與實用節奏的展現中，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國家壓強的閾值

國家治理 (National Governance)，在這裏是指包含市場、社會與國家權力三大領域的廣義治理，而非狹義的國家權力治理 (State Governance)。因為這樣的治理，涉及到高度複雜化的現代總體社會諸要素互動的牽扯，而且在治理中一定會承受來自各個方面、不同向度的壓力。

但市場組織如企業在國家治理中的承壓能力，一般由市場組織自身消化，不到影響社會公眾和造成政治危機的危險階段，社會組織與國家權力是不必要介入的；相應地，社會組織治理，無論是公民自治組織、公益組織或慈善組織的承壓能力，也主要依賴於這些組織的自身機能，不到威脅社會安全與國家命運的時刻，國家權力不必要介入社會組織的自治事務。

因此可以説，一個國家在其治理的過程中，三種治理力量相比而言，國家權力治理是主導性的。原因正如前述，相比於市場與社會，國家權力方面的組織性最強、資源最豐富、具有合法暴力後盾。這是其它兩者所不具備的“先天性”運行優勢。**因此，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測試承受壓力的強度，主要是針對國家權力方面而言的。**國家權力究竟能夠承受多大的壓強，就其不確定性講，人們很難根據國家治理的常規狀態，給出一個肯定能夠維持國家治理正常狀態的精確值。

因為由極其偶然的因素導致正常運作的國家閃崩的現象，也是存在的。就其確定性講，國家承受的壓強是有一個閾值的，即國家治理承受的壓強在最低值與最高值之間，有一個保證國家治理能夠按照常規狀態開展起來的區間值。只要在這個閾值範圍內，國家治理便承受得住常規壓強，讓國家可以比較從容地採取某些看似較為過激的治理政策與具體措施，抑或是看似低效乃至於無效的治理政策與舉措。因為只要國家權力治理在承壓的閾值範圍內，是經受得起廣義社會（包含市場與社會公眾）的贊同與反對考驗的。

在國家治理的承壓上，也存在一種適時調整的節奏感：**一旦國家治理承受的壓強超出閾值範圍，達到一種極限壓強的臨界值，國家治理就必須解壓，從較為激進、甚至是相當激進的治理狀態，回調到相對温和的治理局面。**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崩潰的危機。這在人類的治理史上，是已經反覆得到經驗驗證的結論。

從古代國家治理史的角度看，秦的暴政結局，就是典型。秦政將國家治理安頓在人們可以承受政策的壓強極限值上，以至於“天下苦秦久矣”。最終的國家治理結果，便不出意外的是“萬世之基業，二世而亡”。到漢代，國家統治者琢磨出來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是從漢初寬政到漢武帝改革探尋到的一個張弛有度的治理模式。這一探尋的結果，成就了西漢、東漢王朝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歷史。

一般而言，在國家治理的常態情形中，人們是很難清晰明確地把握住國家治理的承壓極限的。除非國家因此崩潰，它的承壓極限值才會嶄露在人們面前。但這是一個以悲劇收場的國家治理結局，是人們都不樂見的悲壯結果。只要是試圖追求治理國家目標的權力機構與領導者，都會在治理意願上盡力避免這樣的悲催結局。這提醒國家權力機構和領導集羣，在國家治理中，不能一直採取高壓政策，將國家逼向因之敗亡的絕境。國家治理有必要在承壓的極限值內，以不斷的試錯來調整治理舉措，從而摸索到一個較優或滿意的治理進路與措施。讓國家治理得以運行在維護國家發展的安全存續範圍內、或國家治理能夠承受壓力的區間值內。這中間對治理舉措的調整，所呈現出來的抑揚、強弱、緩急，便正是國家治理節奏的體現。

道理如此簡單：一國如人，豈有一直拉滿弓弦而不耗竭自身力量的道理？周文王、周武王一張一弛的治國理念，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治國原理。國家治理不能一直運行在超高壓強的危險進路上。但這是不是説國家治理就完全不能採取強力手段，一味對市場與社會相讓，以求達到國家保全的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國家自身運行過程中會出現高位發展與低位衰頹的起伏不定，國家權力方面必須因應於國家處境採取及時有效的政策供給與治理措施，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在國家處境明顯不利的情況下，如果不採取及時而強有力的舉措，那麼國家就會陷入無以發展的衰敗境地，終致國家不保。

在美國遭遇“斯普尼克時刻”之際，美國政府全力部署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危機感之強、政策力度之大、資源動員之充分、目標之明確，遠超於此前美國權力部門、科學界、工程部門與社會公眾的慣性認知與行為模式的承受狀態。這是美國自認為遭遇國家危機之際，所採取的全方位施壓國家權力、社會機構與公眾意識的特殊舉措，因此一改國家競爭的不利局面。

在這方面，二戰時期在國內政治鬥爭極大損害領導精英集羣的蘇聯，遭遇德國的閃電戰侵襲之際，也作出了快速的國防反應。在國家危亡時刻，蘇聯進行了高度緊張的戰爭動員，在一開始陷入戰敗陰雲不久，蘇聯以舉國之力打贏了斯大林格勒之戰，從而一舉扭轉了戰爭頹勢。其時，蘇聯全國可以説承受了和平時期絕對無法承受的超強壓力。

舉此一例，僅在於説明，不同政體條件下，都可以在國家治理危機處境中作出超強承壓的舉動，並收到令人意外的效果。儘管戰爭處境中的國家治理不足為和平狀態中的國家治理之訓。

在轉型國家的治理中，曾經長期為人們關注的兩種治理模式，漸進改革(Gradual Reform)與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就是在國家治理承壓閾值範圍內所可以設想和實施的兩種基本治理模式。前一模式，基本上控制在國家承受壓強的安全範圍內，其體現為，採取政經發展與社會公眾可以接受的方式方法展開國家治理改革。後一種模式，則將國家治理一下推到承受壓強的極限境地，要麼讓國家度過治理的危機，要麼讓國家陷入崩盤狀態。

從動機上講，休克療法是為了國家治理可以從難到易，將最難解決的治理難題一舉克服。從而，將國家治理安頓在一個可期的治理平台上，為國家的後續治理提供優良的條件。但休克療法常常讓國家治理陷入崩盤或準崩盤狀態，以至於難以收拾或一發而不可收拾。後蘇聯的俄羅斯，在私有化改革上實行的就是休克療法。此舉不但沒有為俄羅斯開創一個市場化的體制，反而讓國家權力與私人資本緊密勾連，促成了難以治理的權貴資本機制：權貴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社會貧富嚴重分化、通貨膨脹異常嚴峻。一劑“私有化”的猛藥，並沒有將後蘇聯的俄羅斯拯救出來，使其走上國家治理的正常軌道。

一種讓國家難以承受的極限施壓，扭曲了國家治理的正常節奏，因此只會增添國家治理的難度，完全無益於解決國家治理的實際問題。俄羅斯循此思路對內外關係的處理失當，正是它進入後蘇聯時代無以重振“國威”，重現國家治理典範性的直接導因。對蘇聯時期極左施壓的國家統治模式的嚴厲批評與明確拒斥，對西方國家實施的極左政策的明顯擔憂與有意規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俄羅斯是希望走上一條更有節律感、更具協調性的國家治理道路的。

至於美國在特朗普總統任上，因為意識到國家處在“白左”意識支配下的危險性，也採取一種近似休克的療法，這不僅陡增美國國內和國際政治的緊張，讓其治理模式在四年內難以顯效，而且事實上他也因為施政手段的粗劣，對自己的保有權力造成了威脅，這恐怕是他丟掉總統連任機會的一個重要導因。特朗普的連任失敗，從一個側面證明，至少美國的建制派都接受不了他大刀闊斧的施政方式。在國家治理中超強施壓或實行休克療法，都會因為超出國家治理可以承受的壓強，最終歸於失敗。

**********▍**********寬政限度

相比於休克療法或準休克療法而言，漸進改革是現代國家治理中常常採取的試錯中推進的另一種流行模式。這既是一種不會將國家一股腦推向承壓極限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種兼綜政策與環境互動狀態漸次推行的國家治理模式。

從總體上講，漸進改革會自然或人為地呈現出某種節律性或節奏感。因為漸進改革的一般進程，會容留試錯與改進的餘地，因此會出現進取與退守的變換空間，並由此顯現出國家治理的張弛節奏。由於漸進改革的國家轉軌治理模式，不是以大黃猛劑醫經年沉痾，而是以辨證施治的方式救治國家治理弊端，因此在治理績效上會取得更令人滿意的結果。**在這方面，中蘇兩國的轉型治理模式恰相對照。**彼得·羅瀾對之作了非常簡要的比較，凸顯了激進改革與漸進改革的轉型國家治理模式所具有的優缺點。

“20世紀70年代之後，中國慢慢地放棄了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轉向民族主義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強調在集體框架內利用個人的企業家精神。改革利用了舊制度的潛在能量，從而開始出現了計劃經濟體制外的增長的良性循環。中國在國際社會上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而在俄羅斯，改革迅速摧毀了舊的政府機構，但是未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後續政府；允許創建一個高度不平等並且令人深深迷惘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由此導致的產權不平等將會是決定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生活的基本參數。改革使得投資和工業產出急劇下降，經濟滑坡陷入惡性循環狀態。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上變得前所未有的衰落，事實上俄羅斯的政策是在主要的國際資本機構的直接指導下制定的。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之後，俄羅斯就出醜了，它已經完全不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這一評論，比較準確地反映了中俄在國家轉型治理上的不同取徑和懸殊效果。也因此凸顯了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兩種治理模式，在斷然中止國家治理節奏以重啓另一種治理方式，以及承接國家治理節律以漸進生成新的治理範式上必然產生的重大差異。中國的情形與蘇聯-俄羅斯相當不同。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國策無以為繼，因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結束這種由鬥爭哲學主導的國家治理模式，開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國家治理模式。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也可以被認為中國既定的國家治理節奏被斷然中止，而以“改革開放”另起爐灶了。但正如前引羅瀾所説，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盡力承接之前的治理節奏的基礎上展開的，這讓國家治理不至於陷入全新開始而必有的紊亂狀態。

簡單講，中國由改革開放啓動的國家治理模式，乃是一種承接既定國家治理節奏，儘量以波瀾不驚的方式注入新的治理因素的新型治理進路：**在國家基本理念與基本結構上，中國改革開放階段的國家治理幾乎紋絲不動，這就是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呈現出來的政治理念與宏觀制度的延續性。**它保證了中國在宏觀改革上力避風險。

在產權制度上，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比較含混的個人、集體與國家三兼顧的政策，這就既保證了公有制體制機制的連續性，又注入了私有體制的活力，從而形成一種中觀制度層面的巨大活力，讓國家保有一種既具有極強彈性、又具有穩定保障的治理節奏。而在微觀層面，中國對價格機制的廣泛引入，極大地激活了市場交易能量，既讓國有企業贏得了高額壟斷利潤，也讓中小民企得到了維持生存與發展的必要利潤。

正是在將政治要素與經濟要素錯位配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中國既保有了政治體制上的連續節律，又保有了經濟體制上釋放國家活力的創新節奏。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上體現出來的中國發展奇蹟，説明這樣的治理模式所具有的效度。以中俄兩個轉型國家的治理後果來看，起碼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國家治理節奏不能一下子中斷，並指望全新開啓另一治理節奏來解決國家治理中曾經遭遇的種種問題。

對蘇俄而言，在蘇聯時期，長期按照趨近高壓極值的軌道展開的國家治理，事實上一直行走在耗竭國家治理資源的路上，到最後必然一蹶不振，國家崩解；新生的俄羅斯試圖重啓國家治理的節奏，從一舉解決國家治理最難問題入手，為順暢的國家治理奠立基本制度基石。這種在斷然終止原有的國家治理節奏的情況下，人為設定的新的國家治理節奏，只會讓設定者大失所望，並且對國家治理造成難以復元的損害。

從晩期蘇聯病入膏肓的公開性改革直抵國家治理最緊繃的極限，到俄羅斯代之而起實行的超過社會承受程度的私有化休克療法引發的國家節奏紊亂，蘇俄似乎因此建構起了新型國家治理的框架結構，但卻並未顯示出富有美感與效力的國家治理正常節奏。因此，俄羅斯的衰落似乎就在人們的意料之中了。

對中國而言，**儘管漸進改革確實讓中國呈現了迅速做大國內生產總值的驚喜，但是不是就此可以徹底規避國家基本理念與基本結構的現代轉變，也是一個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有着自身的節律性或節奏感，故而到當下還可以按照壓力性政策與主動性政策交替出台的節奏，推動深化改革的進程。無論是漸進改革以漸變性保持國家治理的節奏感，還是以休克療法打斷國家治理的既定節奏而開啓全新的國家治理節律，其實都是為了保有國家治理在社會、市場與權力領域所具有的持續活力。

在國家權力治理方面，需要意識到猛政與苛政的難以區別，以及寬政與績效的緊密關聯。對一個現代國家而言，如果以超強的權力作為，壓抑甚至壓制了社會公眾發揮他們的治國活力，抑制或鎮制了市場機制發揮它創富的動力與效用，並且一直沿行這樣的政策而不願意作出任何的鬆動，讓國家治理中的社會與市場有喘息的機會，那麼就會給國家治理埋下極大的待爆之雷。

何時何地爆雷，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但在國家治理節奏極度混亂之際的爆雷，則是肯定無疑的事情。因此可以説，對國家治理節奏的敏鋭捕捉，遵循一種張弛有度的國家治理節律或節奏，讓社會可以休養生息、讓市場可以自主發揮作用、讓權力能夠依法行使，是國家治理坐實於現代平台的基本標誌。

而這恰恰與中國古代對苛政與寬政、張力與鬆弛關係的思考內在吻合。富有節律性或節奏感的國家治理，一定是國家治理在供給秩序上適時作為，可以有效提供維繫社會總體機制的制度資源，這是維持社會機制所必須的張力；同時國家權力自覺而理性地被規範起來，既不侵入社會、市場領域，也不輕易改變國家治理秩序，全力維護有效的社會運行節奏，由此提供廣義的國家治理的生機與活力，**讓國家治理在“氣韻生動”的狀態下，富有節奏地運作起來。**這可以説是現代意義上的寬政。

中國古代很重視寬政。在漢武帝執政階段，因為頻繁的戰爭，造成國家治理的極大困境，因此繼位的漢昭帝明確執行與民休息的寬政。“海內虛耗，户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役，與民休息。”這種在國家需要養精蓄鋭之際，順應現實，調整國家治理結構，給漢中期帶來了政治穩定、經濟復元的“昭宣中興”業績。在中國古代，在王朝開國者與守成者之間，在舊王朝與新王朝更替之際，都會以寬政來化解高度緊張的國家治理難題。可見，寬政正是相對於苛政而呈現出來的國家治理週期的節奏。

在這裏，凸顯寬政的國家治理節奏感，存在三個顯示這一節奏的比較要素：一是在國家治理壓強很高的情況下導致的疲弱狀態，國家實力損耗、人口驟減，這是苛政即高壓政治導致的必然結果。二是政治家需要明白國家治理節奏轉變的契機。像漢昭帝時的輔國忠臣霍光就深知，國家治理調整節奏的機會到了，深明調整節奏是一切政務的要害。三是實行寬政，降低國家治理的權力壓強，減輕賦税、減少勞役，讓黎民百姓休養生息。這其實就是前述文、武二王“一張一弛”的治國之道。

就寬政自身而言，它也存在一個國家治理所可以承受的極大值。一旦超出這個寬政極限值，國家就很可能陷入無以為繼的狀態：或者是徵集不到維持國家運作必要的税費，或者是喪失了在民眾心中的權威性，或者是轉而陷入國家權力自身體系的自我崩潰，或者是國家的總體結構各個組成部分無法繼續維繫在一起。總而言之，國家必須在張弛之間確定實行寬政的範圍與時限，在與民休息的政策效應衰減到無以整合社會秩序之前，相對收緊施政方略。

從中國古代史上來看，漢初實行的黃老無為政治，歷經五十來年，頗有修復暴秦深度傷害了的社會政治機制與經濟活動績效的功能。但到漢武帝繼位的時候，國家統治秩序的鬆弛，已經到了非加改變不可的地步。這正是漢武帝向天下發布策問的直接緣由。而董仲舒以“天人之際，甚可畏也”的政治哲學對應，既將天人相副、天人感應、天人遣告的政治統治原理呈獻給武帝；同時又將“黜抑百家，推明孔子”的統治理念，以及“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政治哲學法則獻策給武帝。這無疑將漢代的國家治理節奏作出了因應於有效統治的調適。

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的漢宣帝自陳，便是國家治理節奏實現轉換的一個結果。漢後的中國統治者，大多都秉承這樣的統治理念，讓國家治理的進程在霸王道之間轉換，既體現出國家治理的某種抑揚美感，也讓國家治理的績效有了基本保證。

**在現代國家，國家治理諸要素的高度分化，讓寬政幾乎成為一種國家治理的常態。**如前所述，這是國家與社會的顯著分化，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機制，社會領域的自治組織與公益、慈善組織分離，以及市場領域中公司治理結構與價格作用機制的分化，讓國家無法隨意發揮其強化控制作用的結果。

與古代國家相比，規範化了的現代國家是絕對難以實行高壓治理的。即便像美國，在經濟迅速發展之後，因為出現了令社會公眾難以忍受的分配不公，在“扒糞運動”之後，美國又經歷了可怕的1929-1932年經濟危機，終於由政治強人羅斯福實施了近似於強力作為的治理模式，讓美國走出了發展困境。

**但所謂“羅斯福新政”，從來就沒有能夠“吃掉”市場與社會，不過是催逼出了政府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為而已。**這不僅是説羅斯福振興美國依靠的是法律與條例推動，而且是説他的一系列新政不過是對社會呼聲的回應。

基於這一例證，可以知曉，現代國家治理的寬政乃是一個治理基調。那些足以實行超高壓強的治理手段的國家，其現代品質都需要繼續提高。而對轉型國家來講，如何將強人推動的社會政治轉變引導到規範有致的寬政軌道，正是高標國家治理節奏的意義所在。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現代規範國家實行的基調化寬政，也並不是一種一寬到底，任社會鬆弛的國家治理模式。**所謂寬政，主要是在嚴格法治意義上施政而言的。**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現代寬政的特殊性，需要人們醒悟：在法治規則上看待國家治理，是沒有條件可講的。

因此無論是國家權力、市場機構還是公民組織，都必須嚴格遵守法治規章。這有一種近似“苛政”的性質。所謂“法治之下的自由”，正體現出現代寬政的本質特性。“法治下的自由觀念(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即當我們遵守法律(亦即指那些在制定時並不考慮對特定的人予以適用的問題的一般且抽象的規則)時，我們並不是在服從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們是自由的。”因此，任何在寬政意義上的舉措，都不能逾越法治界限。

**********▍**********張弛有度

對現代國家來講，無論是已經高度規範化的現代國家，還是處在轉型關鍵時刻的現代國家，都需要同時把握國家治理承受壓強的、富有張力的施政，以及國家治理依法寬鬆、富有彈性的理政兩種治國技藝，並適時順應社會、經濟、政策與政治週期調適政策的張弛力度，從而準確捕捉到國家治理的節奏。並儘量讓國家治理的節奏清晰明快，易於辨認、方便把握、有益行動、更合規則、保證績效。

國家治理節奏的呈現，自然首先需要扼住兩個端點：國家治理承壓的極限值與國家寬政的最大限度。但理解國家治理節奏，並不單純是對兩種極端情形的把握。就國家治理的致效性來講，重中之重，還在於在兩個端點之間，如何精巧地確定治理的寬嚴尺度。這不僅是因為國家治理節奏的活躍性、靈動性所致，而且是因為國家治理節奏的區間性、調適性要求使然。

換言之，國家治理在多數情況下都運行於絕非極端的日常狀態，並不需要隨時隨地考量極端情形下如何處置國家治理事務的問題。只有在極其罕見的極端處境中，國家治理才需要決策者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地作出關鍵決斷。既然國家治理的節奏基本上呈現在常態化的情景中，那麼，對國家治理節奏的把握，需要治理者具備的品質，就不是大智大慧、英武神勇、超凡脱俗、世事洞明，而是他們的戒慎戒懼、勤勉用功、反應機敏、調整及時。

這些治理者品質，足以保證在國家治理節奏以低頻率的方式波動時，能夠及時而準確被他們感應到、捕捉到、有反應、出舉措，從而不至於扭曲國家治理的節奏，讓治理行動陷入混亂狀態。就此而言，在張弛之間的審慎判別能力與及時決策技巧，便成為治理者顯現其是否具有治理才能的重要指標。

國家治理節奏中的張弛變換，既是一個治國技藝的實踐問題，也是一個政治認知的理論問題。就前者言，那是一個由治國者實際展現出來的實踐智慧，它具體投射在治國的種種事務處理過程中。這是能夠詳盡描述，但卻難以抽象歸納的實踐技藝。就後者論，國家治理的張弛節奏，不能被理解為具有程式可循的認知模式，它是在治理實踐中展現的、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混生特徵的認知類型。

須知，在國家治理實踐中，一張一弛不是機械的節奏。也就是説，不是一張必然緊接着一馳，或者一馳必定接着一張。一張，可以是一個較長、甚至是相當長時間的緊張，也可以是一個較短或者相當短時間的緊張。這要看國家治理在緊張的客觀情勢中需要的壓強高低以及國家與社會承受治理壓強的能力大小。一馳，同樣可以是較長時段、甚至相當長時間段的寬鬆，也同樣可以是較短、甚至很短時間的寬鬆。這也要看國家治理在寬鬆的客觀情勢中應對秩序的需求以及寬鬆秩序的維繫能力強弱。換言之，張弛有度，不僅是指施政中對張與馳策略的人為改變，而且是指對張弛策略的明智選擇與理性決斷。

在國家治理中，張與張之間、馳與馳之間、張與馳之間，為時可長可短、力度可強可弱、範圍可大可小、轉變有快有慢、績效有高有低、評價有好有壞。從國家治理的具體事務上看，處置一項具體的治理事務，存在起始與終局之間的起轉承合，會顯現出處置一項具體治理事務的節奏；而處置一個時段的國家治理事務，譬如選舉民主國家的一個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的四五年任期內的事務、計劃經濟國度的一個五年規劃週期，也都會出現從承諾、實施、兑現、落空與再次循環往復的節律性；至於在國家發展戰略的部署與實施上，時限相對更長，範圍相對更大、首尾相對疏離、起伏更為明顯，治理節奏的變化更引人矚目；而就一個國家的建立、發展、興盛、衰變、消亡來看它的變化節奏與治理得失，就更是在一個相當長的週期裏觀察國家治理節奏的宏大問題了。

張弛有度的國家治理，既可以是從苛政到寬政的轉變，也可以是從寬政向苛政的迴流，還可以是苛政與寬政之間的庸常政治。這是對國家治理節奏中呈現的治理類型的三種基本歸納。**究竟一個國家的治理節奏會落定在哪種形態上，會如何在三種治理類型之間轉換，關鍵就在於這個國家的治理如何與前述的社會、經濟、政策與政治週期相呼應。**只有這種呼應關係在積極面相上達到相當精巧的程度時，國家治理者才能準確把握張馳的分寸與尺度：該張則張、該馳則馳，張弛轉換有度，張弛不亂方寸。

倘若國家治理節奏是在消極面相上與各種社會要素的運作週期相呼應，那麼，不單國家治理節奏會顯得混亂，國家治理顯出不得章法，而且會讓國家治理陷入危機狀態，以至於從根本上為害國家前途與命運。試圖讓國家治理節奏與社會、經濟、政策與政治週期積極共振、相互呼應，從而讓國家治理節奏浮現出令人賞心悦目的美感、讓人稱心如意的效用。

國家治理節奏怎麼才可能是與社會週期積極呼應而呈現出來呢？這需要從兩個角度來分析：

一是在要領上需要重視的注意事項。無疑，四種社會週期並不會按照國家權力掌控者的意願出現、演變與結束，因此，只能讓權力掌控者主動積極地去適應各種週期自身的節律性，從而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掌握好治理的節奏與分寸。

這就要求國家掌權者必須具備敏鋭的社會感知與高超的政治技藝，能夠隨時根據社會態勢調整其施政的方針、政策與手段、舉措。同時，需要國家治理者清楚明白的一點是，把握住國家治理的節奏，既是對其勇氣的考驗，也是對其智慧的檢視：考驗其勇氣，是指在社會亟需大黃猛劑以醫治經年沉痾之時，敢於採取相應的強力政策與斷然舉措；而在社會需要修生養息之際，敢於對亢奮的社會情緒降温，敢於承認治理者能力的侷限，敢於在政策上回調亢奮的做派。

就此而言，國家治理者的遠見、洞察力與決斷力，是國家能否浮現合於人意的節奏感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二是在與四個類型的週期互動上，需要做到國家治理節奏與相應的週期嚴絲合縫、相互激盪。一般而言，在社會公眾萬眾期盼、翹首以待之際，在社會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之下，在政策工具箱可動用工具充分的情況下，在政治上處於順風順水的權力高度認同情景中，國家治理可以加快節奏。

換言之，拉滿弓弦地緊張施政，在這種處境中是完全可行的。而在社會公眾心理疲弱、行為渙散的光景下，在社會經濟發展不盡如人意的處境中，在政策工具箱可用工具匱乏的狀態下，在政治週期處在易守不易攻的特殊態勢中，國家治理節奏就必須放緩。也就是説，以寬鬆的施政，來重聚積極治理的資源。

這是社會總體週期總是會出現前一種上行線與後一種下行線相伴相隨，必然引發的國家治理節奏改變。更為重要的是，四種社會週期的上行線與下行線呈現的狀態並不是線性狀態的，即上升不是從低點一直到高點的規則行進，反過來下降也不是從高點一直到低點的漸次下行，而且上升與下降的結構狀態也大不一樣。

如社會週期在上升時可以展現出遞進的美好景象讓國家治理順利順暢，但下降時可能瞬間出現的羣情洶湧，讓社會公眾與國家權力都可能措手不及。經濟週期在上升渠道中可以“一俊遮百醜”，但下降時社會公眾的悲觀情緒會一時氾濫得不可收拾；政策週期在上升階段簡直讓人覺得有用不完的政策實施工具，而下降時則會讓人覺得處處受到掣肘，不知如何處置是好；政治週期在上升階段時處處鶯歌燕舞、普遍認同，下降時顯得四處悲歌、國將不國。

**如果在國家治理中採取的舉措恰好與四種週期、尤其是四種週期的節律高度疊加的節奏相反，那不僅難有什麼國家治理節奏，而且給人完全亂套的負面感覺。**僅就現代社會諸要素中對國家治理節奏影響最大、也最直接的經濟週期來看，恰如凱恩斯所説的，經濟週期“下降的傾向代替上升傾向的過程總是以突然和劇烈的形式出現；而另一方面，當上升的傾向代替下降的傾向時，一般説來，總是沒有一個類似的急劇的轉折點”。以此類推，狹義的社會週期、政策週期與政治週期，又何嘗不是如此。

換言之，在國家繁榮階段，國家治理的節奏感，可能既是美的、也是有效的；當國家陷入危機狀態時，國家治理的節奏，可能既是亂的，也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適時轉換節奏，就成為考驗治理者智慧與能力的基本標尺。如果國家治理不當，就會出現國家治理陷入節奏混亂、甚或失去節奏的局面。其影響，是可大可小的。

對中國而言，國家治理節奏問題，既是人們言説經濟總量增長的“中國奇蹟”的切入點，也是論及中國當下解決國家治理難題的聚焦點，當然還是展望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觀測點。在長達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長波”中，中國一直藉助強大的政府力量，維持了超乎人們想象的經濟增長奇蹟。在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史上，戰略週期的穩定性與策略調整的靈活性，相形而在。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富有獨特性的治理節奏的體現。但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是在宏觀避險的前提條件下推進的，中觀制度（諸如有限產權改革、城鄉管理體制改革、價格機制改革、政府與市場關係改革等等）與微觀舉措的騰挪餘地逐漸縮小。在此情景中，中國尤應關注國家治理節奏問題。

事實上，中國的國家治理高層，已經注意到國家治理節奏處在一個結構性改變的關鍵時期，所謂“三期疊加”的表述，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對中國而言，全面深入地借鑑先進經驗，控制好發展節律，調整好發展節奏，俾使國家治理走上規範軌道，就是關係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大事。在以“以人民中心”的規範引導下，實行張弛有度的國家治理，相應成為國家治理的首要原則。據此可以説，中國更有必要充分重視國家治理的節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