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外的“中國”_風聞

撰文| 王維嘉博士

硅谷風險投資家、暢銷書《暗知識：機器認知如何顛覆商業和社會》作者

5月12號，東南亞十國領袖齊聚美國華盛頓，和美國總統拜登一起開了兩天的美國-東盟峯會。據報道，峯會的主旨是進一步強化美國和東盟的關係，重組亞洲供應鏈，打造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按規則辦事的區域共同體，並以此平衡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

峯會結束後，參會各國都在美國接連舉行相關活動。我參加了其中兩場：一場是越南總理範明政率各部部長和駐美大使在舊金山與硅谷企業家、投資人的交流活動， 另一場是印度，菲律賓，印尼和澳大利亞四國駐舊金山總領事作為主講嘉賓的一次小範圍討論會。 在兩個活動中有機會和越南總理及各總領事進行了面對面的直接交流，頗有感受，聊做梳理，分享給大家：

東盟和印度近年來邁入高速發展軌道，印度（14億人口）和東盟的幾個人口大國如越南（1億人口）、菲律賓（1億人口）、印尼（3億人口）的人均GDP在2000-4000美元之間，相當於中國2006-2010年的水平。 這個區間正是GDP增長最快的區間，過去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在這個區間都是兩位數的增長。

從這些官員們的言談舉止中，我似乎看到了中國大陸各地官員十幾年前的沖天幹勁和滿滿信心。越南總理率內閣來硅谷是為了吸引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和風險投資。我問他越南政府有什麼優惠政策，他沒有説“三減兩免半”之類優惠政策，而是説了三點：

1. 建好基礎設施， 包括IT基礎設施和數據庫； 

2. 讓法治更透明，減少政府腐敗；

3. 大力培養人才。

越南總理對硅谷的發展趨勢似乎也很瞭解。

四國的總領事則主要談各自國家的高科技發展。印度已經有了100家高科技獨角獸公司（估值超10億美元），印尼、菲律賓也不遑多讓。 我上個月參加硅谷著名孵化器Y-Combinator的春季畢業路演，一共400多家創業公司，有大量來自印度和印尼的公司，反而來自中國的幾乎沒有了。會後挑選了20多家公司專門開會，一家印度班加羅爾的創業公司用AI教英文。我問創始人他在哪裏學的AI知識，他説他們有一個自學小組，每天早上五點起牀，幾十個工程師聚集到一起，從六點學習到八點半然後正常上班，已經堅持了一年多。 這種拼命精神即便在中國都少見。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1年南亞GDP總量4.8萬億美元，東南亞3.3萬億，其中南亞+東南亞整體規模為8.1萬億美元， 總人口約20億。人均GDP達4000美元。也就是説整個南亞+東南亞如果是一個國家，人均GDP相當於中國2010年水平。 如果考慮通脹，大約是中國2007年的水平。

總之差不多是中國15年前左右水平。該地區的人口非常年輕，菲律賓中位年齡只有25歲，印度28歲，印尼29歲，相比中國大陸的年齡中位數38歲，非常有優勢。以該地區過去十年的平均GDP增長速度測算，未來15-20年GDP總量就可以達到今天中國的水平。

顯然，南亞+東南亞將是未來10-20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地區，而且很難找到第二個規模如此之大增長又如此之快的經濟體。我認為該地區的股市和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其實也都反映了這個趨勢。有眼光的企業家和投資人，不能忽視這個機會，就像當年不能忽視中國一樣。

南亞和東南亞的人均GDP水平，決定了這個地區和中國是在同一生態位進行競爭。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近年來快速提高 （土地，工資，能源，環保等），很多製造業，包括中國本土製造業都在向南亞和東南亞轉移。最近幾年的中美貿易戰更加速了這一趨勢。最近幾個月的疫情防控措施將進一步加速企業外流。同一生態位的競爭其實也有好處——中國本土企業去這些地區發展業務將非常有優勢，就像當年港台企業來大陸一樣，可以佔據先機。

不包含中國，東亞地區GDP總量為7.3萬億美元；這樣東亞，南亞，東南亞三者相加，GDP總量為15.4萬億，略低於中國的17.7萬億美元。在這個集羣裏有日韓和中國台灣地區的高端製造業和信息產業；有日本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有泰國和馬來西亞當年的製造業底子，以及方便的海運條件；有印度和印尼的廣大人口。該地區除了CPTPP之外，還有種類繁多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和國與國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將是一個層次豐富，多元動態的大規模經濟體。如果美歐的市場對該地區完全敞開，在中國之外的亞洲完全可能出現一個規模和增長都與中國可比的大規模經濟體。

這個大規模經濟體既和中國競爭，同時也是中國的市場，對中國到底是壞事還是好事，端看中國如何處理自己和該地區的關係，很多事就在一念之間。

當然，這個地區並非沒有挑戰，和中國相比，最大的劣勢就是各國間的貿易壁壘。雖然有各種區域貿易協定，但各國的法律制度，發展水平，文化風俗都差別很大。有些國家內部還有很多坎要過，如越南的社會主義制度未來是否能容的下資本的“無序擴張”，印度，印尼等不同宗教羣體間的衝突等。

中國要想有效地競爭，我建議首先要讓企業家感到安全，有長期穩定的預期。而且這種安全感不應該只靠講話或文件，而是要實實在在地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去解決問題。很多時候，企業家並不需要被優惠對待，對他們來説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就是限制政府的隨意處置權。其實就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