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舊酒不是原創，朽木難支？想和中國下圍棋？起底拜登“印太戰略”總設計師_風聞

鳳凰網原創 拜登亞洲行啓動，中國最應該警惕的幕後“棋手”是誰？作為白等四任總統才等到拜登的“老炮兒”，他到底有何過人之處？從拜登的權力安排看，他的“周郎妙計”能奏效嗎？《鳳凰大參考》獨家解讀。

核心提要：

1. 拜登亞洲行標誌着美國印太戰略進入全面運作階段。當前最春風得意的要數印太戰略幕後設計者之一、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政策協調人庫爾特·坎貝爾。其個性好學、思維敏捷、口才流利，是曾擔任過政策、經貿、情報、軍事等不同職位的工作的“多面手”官員，坎貝爾習慣將政治、經濟、軍事、國內政治等多領域議題聯合起來進行思考，這為他構建複雜的美國印太戰略打下基礎。

2. 坎貝爾的職業生涯頗不順利，但都在為推動美國重視印太、塑造印太、掌控印太和限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而努力。克林頓時期，他從事亞太研究工作。小布什執政期間，坎貝爾苦苦建議“跳出中東看印太”無果，轉入學界商界，並利用亞太人脈遊説掙錢。其後他在奧巴馬時期提出“重返亞太”，一時轟轟烈烈，但終因自己並非嫡系，加之為奧巴馬認為亞太“重要但不緊急”而虎頭蛇尾。2016年大選中，坎貝爾再次押寶希拉里失敗，又一次黯然淡出政界。直到拜登參選，才以年過60的老將之姿捲土重來。

3. 2016年，坎貝爾在《轉向：美國亞洲國策的未來》一書中明確闡釋了他的“印太戰略”——與傳統的“中國優先”觀點不同，他強調通過調動其他“棋子”，來限制中國這顆“棋子”在印太“棋盤”的路徑選擇與活動範圍。這一時期他對華尚且相對温和。而經過特朗普時期，坎貝爾不再承認中美關係相互依賴狀態、不再提氣候領域合作、只説要在印太團結盟友進行競爭。拜登時代，坎貝爾成為影響力極大的“亞洲沙皇”，他的思想被寫進美國新印太戰略文本，他的建議可以暢通無阻地被送到拜登案頭，諸如所謂民主峯會、四邊機制擴大等動作，都能看到坎貝爾的影子。

4. 坎貝爾設計的印太戰略雖然美好，但執行是一大問題。比如近期頗受關注的“印太經濟框架”執行中，他很可能無法插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琪的政策落實；而且美國保護主義力量影響巨大的政治背景導致“框架”失去對印太國家吸引力；此外拜登政府內部強硬反華的拉特納、對華温和的克里以及希望撤銷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税的財政部長耶倫等人意見不統一，都將嚴重掣肘坎貝爾的影響力，因此，這一印太戰略註定失意。

作者｜孫冰岩

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北大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研究員 

2022年5月20日開始，美國總統拜登訪問韓國和日本，正式啓動美國去年10月份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在拜登本次訪問韓日前一週，美國邀請東盟國家領導人在華盛頓召開特別峯會，提出東盟國家參與其“印太經濟框架”的初步合作方案。至此，受俄烏衝突影響而推遲啓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終於掀開其神秘面紗。

▎5月12日，美國-東盟特別峯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圖為拜登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合影

事實上，拜登政府整個5月份的外交重心也都是圍繞“印太經濟框架”展開的。如果説5月12日的美國-東盟特別峯會是拜登政府對“印太經濟框架”的啓動預熱，那麼5月20-24日拜登訪問韓日就是“印太經濟框架” 啓動的正式 “官宣”，而隨後的美日澳印首腦峯會，則意味着拜登政府已經將主要印太國家納入“印太經濟框架”範疇。可以説，今年5月是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之月，也是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之月。

“印太經濟框架”的啓動，意味着拜登政府印太戰略體系中的最後一環——經濟戰略正式進入政策落實階段，意味着圍繞對華戰略競爭所設計的美國印太戰略進入全面運作階段。“印太經濟框架”啓動後，拜登政府很可能在印太地區不會再提出新的大框架倡議，對現有印太倡議的推進與落實，將成為拜登政府未來印太與對華政策的主旋律。

▎美國國安委亞洲政策協調人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

此時此刻，作為拜登政府整個印太戰略的幕後設計者之一，看到自己參與構建的整個美國印太戰略體系全面付諸運行，美國國安委亞洲政策協調人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許是拜登政府中最“得意”的那個人了。畢竟，他的整個的職業生涯都在為推動美國重視印太、塑造印太、掌控印太和限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而努力。

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多面手”

坎貝爾於1957年生於美國加州，本科畢業於加州聖迭戈分校，後來在牛津大學拿到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坎貝爾年輕時好學的個性、敏捷的思維與流利的口才曾給與他共事過的朋友們留下深刻印象。拿到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後，作為民主黨人的坎貝爾在他的民主黨朋友介紹下，進入克林頓政府從事與國際問題相關的專業工作。

▎圖為2010年美越建交15週年紀念活動，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左一）與坎貝爾（左三）

在克林頓政府工作期間，坎貝爾成為熟悉多種國際問題並在多個政府職位“混”過的“多面手”官員。

坎貝爾先是在國安委擔任負責亞洲事務的國際問題專家，隨後又以總統貿易顧問的身份，協助克林頓進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隨後又進入國防部擔任副助理國防部長，隨後又被調往財政部擔任白宮駐財政部專員，隨後又被調往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辦公室擔任助手，最後還在海軍部情報部門工作過一段時間。可以説，坎貝爾是美國國安委歷史上崗位背景最豐富的“多面手”。

**複雜的早期工作履歷為坎貝爾未來在美國政策界與政府界的廣大影響力打下基礎。**如果沒有在外交、經濟、軍事等政府部門的工作經歷，坎貝爾不可能在2007年創立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這個後來影響力很大的智庫時，可以在美國政策界拉攏如此多的政府人員進入智庫，坎貝爾也不可能在未來構建複雜的美國印太戰略時，將政治、經濟、軍事、國內政治等多領域議題聯合起來進行思考。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重返亞太”設計者

**小布什上台後，作為民主黨人的坎貝爾不得不離開政府，按照“旋轉門”傳統進入學術界。**由於其豐富的政府履歷與優秀的研究能力，坎貝爾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謀得教職。

▎2001年“9·11”後，坎貝爾也發表了相關的反恐研究，但他的研究在中東之外，也強調了南亞、中亞、東亞等區域等關鍵地位

在此期間，美國正將戰略重心放在全球反恐與對中東國家的民主改造方面，而密切關注中國和印太局勢的坎貝爾，則開始呼籲美國要對中國崛起給予更多的關注，對中國崛起對美國印太優勢的挑戰表現出擔憂。然而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坎貝爾只是呼籲美國**“跳出中東看印太”**的諸多政策學者之一，他們的呼籲對當時執迷於中東地區的小布什政府沒有任何影響。

**隨着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的頹勢越來越明顯，坎貝爾敏鋭意識到美國民眾對小布什政府中東戰略的厭倦，意識到聚焦中東的戰略失敗將使民主黨人2008年重掌白宮。**在判定他的好友希拉里極有可能衝擊總統寶座的情況下，精於政治運作的坎貝爾拉攏曾在國防部、國務院的好友如弗洛努瓦（Michèle Flournoy）、紐蘭（Victoria Nuland）等人，建立注重軍事安全研究的智庫——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NAS）。

新美國安全中心成立後，坎貝爾一方面拉攏了很多他的前國務院、國安委、國防部同事加入智庫，希望提前為08年當選的民主黨總統，甚至就是為希拉里總統，建立下屆政府外交和防務方面的人才儲備。與此同時，精於算計的坎貝爾也打算利用該智庫與國防部、國務院的人脈關係，為美國軍工企業的防務合同進行“影子游説”（shadow lobbying）並分得遊説紅利。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然而，2008年大選最終以奧巴馬“斜刺裏殺出”暫時打斷希拉里總統夢的方式結束。作為奧巴馬與希拉里在選擇中達成政治交易的結果，希拉里被奧巴馬總統任命為國務卿。基於對坎貝爾的信任與賞識，希拉里上任後立刻任命他擔任國務院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欣然接受了，因為對於40歲剛出頭的坎貝爾來説，在國務院擔任具有重大政策影響力的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局（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領導，可以説在印太政策領域屬於權力很大的“技術官僚”了。

▎2009年11月18日，坎貝爾與希拉里正在北京同中方官員共進工作早餐。此行中奧巴馬總統訪問東亞四國，包括中國

**擔任東亞事務助卿的坎貝爾從上任第一天起，就積極通過他的直系上司希拉里推動美國儘快提出“轉向印太”（“Pivot”）戰略。**在坎貝爾看來，美國對中東的戰略執念已經使美國耗費太多戰略資源，同時也給予中國在印太地區迅速擴展影響力的機會。

美國需要高調喊出“轉向印太”，一方面是為了向美國國內民眾明確，美國未來的戰略重心不再是中東，另一方面是為了在中國的印太影響力快速擴展的背景下，繼續鞏固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基於此，坎貝爾和希拉里共同設計出一整套美國轉向印太的政策體系。為喚起國內外社會對美國“轉向印太”的關注，希拉里於2011年專門在《外交政策》網站發表闡述美國正式迴歸印太的著名文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坎貝爾實際上是這篇文章主要觀點的提出者。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參與設計和執行“轉向印太”戰略的坎貝爾可以説是得意的，也可以説是失意的。

**讓坎貝爾得意的地方在於，奧巴馬政府至少在戰略層面接受了“轉向印太”的提法。**在政策推進方面，奧巴馬政府也部分執行了坎貝爾的一些構想。奧巴馬政府加強在印太地區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通過頻繁外交出訪加強美日、美韓聯盟關係，提升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級別，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談判成功。

在具體議題的政策影響力方面，**坎貝爾在2010年半島危機以及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過程中引起國際關係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在朝韓2010年炮戰後，坎貝爾堅定支持其上司希拉里的主張，要求“喬治·華盛頓”航母開進中國黃海進行軍事演習，以向中國“支持”朝鮮發出明確的施壓信號。在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發生後，坎貝爾參與制定了美國“承認日本管轄權、不對主權歸屬站立場”的原則，明確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偏袒日本的基本態度。可以看出，東亞事務方面，奧巴馬政府大量採納了坎貝爾的政策建議。

▎美國海軍“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美國海軍資料圖

**讓坎貝爾失意的地方在於，奧巴馬政府在宣佈“重返亞太”後，並沒有徹底貫徹“印太優先”的戰略原則，而是繼續將外交重心放在中東這個“爛攤子”上面。**在奧巴馬的國安委中，中東問題專家依然佔據大多數。“阿拉伯之春”、阿富汗戰爭、巴以問題、伊核問題依然是奧巴馬政府關注的外交重點。對於奧巴馬政府來説，印太地區確實最重要，但似乎沒有坎貝爾所想的那樣緊急。

而且，無論是坎貝爾還是他的領導希拉里，他們都不是像蘇珊·賴斯、本·羅茲或薩曼薩·鮑爾那樣的“奧巴馬黨人”（Obamians），**他們不是奧巴馬最親近或最信任的人。**在這樣的白宮決策環境下，奧巴馬所執行的“轉向”距離坎貝爾心中的“轉向印太”依然有差距，但坎貝爾對此卻無能為力。

▎坎貝爾並非“奧巴馬黨人”

在奧巴馬政府幹了4年後，希拉里為準備2016年的總統選舉而提前離開奧巴馬政府。希拉里走後，“識趣”的坎貝爾也在2013年2月提交辭呈，為自己出走政府後如何經商賺錢想好門路，也為希拉里當選總統後自己未來的仕途想好門路。

2016年的得意與失意

**坎貝爾離開國務院後，利用自己工作時積攢的政府人脈資源，成立遊説公司“亞洲集團”（Asia Group）。**成為“商人”後，坎貝爾充分利用自己擔任助理國務卿期間跟隨奧巴馬出訪東南亞國家所積累的政府關係，為美國博彩、軍工和基建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進行遊説並從中分紅。

例如，坎貝爾利用2012年美國與緬甸改善關係時他與緬甸領導人建立的工作關係，成功遊説緬甸政府將仰光國際機場的建設合同給予美國企業。就此而言，坎貝爾和他的公司“亞洲集團”確實從他積極推動的“轉向印太”戰略中獲得實在的經濟利益。

▎美國媒體調查發現，坎貝爾在最新就任公職後仍然保留着亞洲集團眾多有風險的政商利益關係。圖自https://www.pogo.org/investigation/2021/04/the-troubling-business-connections-of-bidens-asia-advisor-kurt-campbell

2015年希拉里宣佈參選總統後，坎貝爾加入希拉里團隊並全面投入競選活動中。在特朗普普遍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以坎貝爾為代表的民主黨人政策專家自信地認為希拉里的勝利已是定局。美國媒體從2016年6月起就開始競相預測希拉里總統的國務卿會是誰，坎貝爾則被看成是幾乎已經確定了的國務卿人選。

2016年的坎貝爾似乎也相信，他就是下一屆掌管美國國務院的領導人。**坎貝爾四處參加外交政策活動，宣揚希拉里政府的外交戰略將非常明確，那就是繼續執行“轉向印太”戰略。**也許是因為擔心希拉里當總統以後無法全面徹底地執行他的“轉向印太”構想，坎貝爾乾脆在2016年寫出一本書，詳細闡述他當國務卿以後會如何執行亞太政策——《轉向：美國亞洲國策的未來》。

▎圖為坎貝爾著作《轉向：美國亞洲國策的未來》（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在《轉向》這本書中，坎貝爾首次以體系化的方式詳細闡述“轉向印太”的原因、戰略目標與政策建議。其中，在涉及中國的論述中，坎貝爾的語言表述是相對****温和的。

坎貝爾説，中美關係不是美蘇關係，中美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中美關係像全綵電影《綠野仙蹤》，是多樣和複雜的，不能一語貫之。

坎貝爾説，中美“合作是必要的，因為中美經濟根本上是相互聯繫的，實質上是相互依賴的”。

坎貝爾説，中美應在氣候、核擴散、全球經濟治理等方面建立合作關係。

坎貝爾説，必須避免讓中國感覺“轉向印太”就是遏制中國。因此，美國在佈局印太戰略時必須增加與中國的交流對話，以增信釋疑。

▎亞洲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坎貝爾在2019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講話

坎貝爾説，對華政策必須改變往屆政府那樣的“中國優先”（“China First”）思路，對華政策必須被放在美國的印太政策框架中考慮，要通過執行印太戰略來塑造中國的行為和發展環境。（以上觀點來自坎貝爾《轉向》一書英文版第231頁、245頁——作者注）

形象地來講，坎貝爾主張美國不應把中國看成是棋盤對面的“對弈者”，中國只是美國印太“棋盤”中影響力很大的“棋子”，美國這個唯一的“弈棋者”，可以通過調動其他“棋子”，來限制中國這顆“棋子”在印太“棋盤”的路徑選擇與活動範圍，這就是坎貝爾的“印太戰略”。

然而，坎貝爾在《轉向》一書中提出的印太戰略並未能付諸實施。特朗普以出乎意料的結果擊敗希拉里贏得2016年大選。沒有當上國務卿的坎貝爾只能在《轉向》賣了幾個月後黯然淡出政界。

拜登政府時期的“亞洲沙皇”

拜登於2019年宣佈參選後，年過60的坎貝爾迅速拉攏其在政策界的專家朋友加入拜登團隊，協助拜登制定競選期間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攻擊點。

對於特朗普時期的印太戰略，坎貝爾並不是完全反對的。坎貝爾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意識是非常明顯的，從中東收縮、加速轉向印太的戰略方向是對的，以“戰略競爭”定位對華政策是正確的。

▎拜登和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取向有很大差別。圖自外媒

但是，坎貝爾認為特朗普的政策終歸還是“以中國為導向”的，即美國在印太地區只專注於和中國“對弈”，而不是通過塑造印太格局來規制中國。更何況，特朗普在與中國“對弈”的過程中，不僅沒有拉上美國的印太盟友，而且還惡化了聯盟關係，這是最讓坎貝爾“痛心疾首”的。

**在特朗普時期，坎貝爾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對華政策觀點也發生微妙變化。**與2016年《轉向》一書中的對華政策不同，坎貝爾不再提中美既有競爭又有合作，不承認中美經濟的相互依賴狀態，不提中美在氣候領域的合作，而只是説要在印太團結盟友與中國進行徹底競爭。

▎圖為2021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高層戰略對話現場，右一為坎貝爾。

**拜登贏得大選後，在上任第一天就宣佈任命坎貝爾擔任國安委負責印太事務的“政策協調人”（Coordinator）。**坎貝爾的這個職位在美國國安委歷史中首次出現，這個職位雖然比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要低，**但主管着國安委所有負責中國事務、台灣事務和其他印太事務的“主任”（director）們，在整個印太以及涉華議題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真正的技術領導作用。**可以説，坎貝爾還是沒有在拜登政府中謀到地位最高的外交職位，但在拜登政府篤定將印太作為美國戰略重心的背景下，坎貝爾實際上是謀到了他最擅長、最感興趣以及影響力最大的崗位。

▎圖為2009年時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美國駐日本使館召開記者會。

**拜登政府時期的坎貝爾終於可以大展身手，將他多年來已經體系化的印太戰略全面徹底地付諸實施了。**此時的拜登政府中到處都有他曾經共事過的朋友，他的好友兼同事沙利文、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紐蘭以及勞拉·羅森博格（Laura Rosenberg）都在國務院、國防部或國安委擔任負責印太政策的要職。

▎圖為2019年一次研討會上，坎貝爾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右一）相談甚歡

拜登在決策方面也願意聽取他們這幫“學院派”專家的建議。坎貝爾的印太戰略方案可以暢通無阻地被送到拜登那裏並且得到總統的認可。在如此舒適的決策環境下，掌握決策實權的坎貝爾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向拜登提出他的整套印太戰略構想。從拜登政府啓動印太戰略的具體情況來看，坎貝爾參與設計的整套印太戰略體系正在被有條不紊地啓動着。

2021年5月，坎貝爾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首次明確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已經結束了。坎貝爾説：“曾經被廣泛描述為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

坎貝爾提出基於美式民主價值觀建立孤立中國的D10高科技聯盟設想，正在被拜登政府付諸實踐。2021年12月，美國拉攏全球“民主”國家，召開“全球民主峯會”，以“民主峯會”為平台組建孤立中國的產業技術陣營。

▎美國主持的“全球民主峯會”邀請了約110個國家及地區領袖、公民社會組織等，但中國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外。

在坎貝爾等人的建議下，拜登政府繼續擴展美日澳印四邊機制的合作範圍，將供應鏈、軍事安全與新興產業佈局納入四邊機制的合作範疇。

在坎貝爾等人的建議下，美國正利用技術擴散提速中國周邊國家的軍備發展，試圖通過低成本的投入方式最大限度地實現周邊對中國的安全牽制。

拜登政府2022年3月公佈的新印太戰略文本明顯體現出坎貝爾本人的影響。在説明拜登政府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對華政策時，文本強調：“我們的目標並非改變中國，而是塑造（“shape”）中國在印太的戰略環境，營造各國影響力平衡狀態下最有利於美國和盟友夥伴共同利益與價值觀的世界。”

從文本用語可以推斷，坎貝爾在該文本的起草過程中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因為該文本的核心意思與坎貝爾2016年《轉向》一書高度相似：中國現在還是印太“棋盤”中的“棋子”，美國是唯一的“弈棋”者，美國要通過擺弄其他“棋子”（印太國家），限制中國這顆“棋子”的路徑選擇活動範圍。

▎坎貝爾。資料圖

現在的坎貝爾，無論是從決策地位還是從政策影響力來看，都是處於“春風得意”時期的。美國媒體現在稱他為“亞洲沙皇”（Asia Tsar），是名符其實的。

未來：坎貝爾會繼續“得意”下去嗎？

美國高調啓動“印太經濟框架”後，坎貝爾參與設計的整個印太戰略框架已基本落地：聯盟體系、軍事部署、四邊機制、民主峯會、疫苗外交以及與之交叉融合的印太經濟框架。

拜登政府接下來要做的，不是設計或啓動新的印太倡議或機制，而是對這些已啓動的倡議機制進行政策落實。對於坎貝爾來説，與擔任幕後的戰略設計師相比，政策落實才是決定他是否會繼續“得意”下去的關鍵。

以美國剛剛啓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為例，坎貝爾想要完美推進“印太經濟框架”，需要克服許多他本人難以改變的阻力。

▎2022年以來，坎貝爾在印太區域推廣印太經濟框架頗為努力

首先，儘管坎貝爾參與了“印太經濟框架”的設計，但**該框架的政策執行是由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琪負責的。**在勞工標準和電子貿易規則的談判中，坎貝爾大概率只能成為旁觀者，畢竟國際貿易層面的議題還得由戴琪主導；而在芯片聯盟、跨國基建合作與供應鏈安全領域，權力慾極強的雷蒙多自然也不會允許這個來自國安委的政策“協調人”插手商務部的事兒。

在這種情況下，坎貝爾如果看到戴琪和雷蒙多在執行“印太經濟框架”時出現違背“印太戰略”原則的偏差，是否體會到自己無法直接干預二者政策落實的焦慮與無奈？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右一）和貿易代表戴琪（右二）

其次，坎貝爾參與設計的“印太經濟框架”在落實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不符合印太戰略預期的結果。在坎貝爾構想的印太戰略中，加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南亞地區的經濟關係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美國保護主義力量影響巨大的政治背景下，拜登的“印太經濟框架”已經不敢像2016年奧巴馬的TPP那樣奢談降低關税與市場開放。這意味着美國無法將降低關税與市場開放納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執行議程中。而對於產業水平相對落後、希望尋找出口市場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來説，不包含關税與市場開放的“經濟框架”對它們沒有多大吸引力。因此，“印太經濟框架”對於拉近美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經貿關係的實質意義不大。**對於美國與東南亞、南亞的經濟關係來説，“印太經濟框架”執行下去很可能會讓坎貝爾失望。

“亞洲沙皇”坎貝爾的影響力也許只侷限於印太戰略的政策設計環節，而在印太戰略的政策執行方面，國務院、國防部、商務部、財政部和白宮其他官員則未必與坎貝爾真正“同心同德”。

比他小19歲的拉特納在國防部領導**“中國工作小組”（China Task Force）**擬定反華戰略時，在立場上比坎貝爾激進強硬很多，遠沒有坎貝爾那種略帶紳士式的優雅競爭範兒；

▎左起：梅拉尼·哈特、伊利·拉特納、伊麗莎白·羅森博格。圖自《參考消息》

同樣在拜登政府中領導氣候問題的克里，則主張美國在其他對華政策領域採取更加温和的態度，以換取中國在氣候治理方面更加積極的合作；

財政部長耶倫則對拜登政府不撤銷特朗普時期對華關税的政策表示質疑。這些都反映出，在全面推進印太戰略與確定對華戰略競爭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內部在印太戰略與對華政策的具體權衡方面存在微妙的分歧與隱秘的雜音。這些分歧與雜音，絕非身為國安委印太政策“協調人”的坎貝爾所能把控和協調的。

就此而言，坎貝爾的“得意”也許只是暫時的。隨着拜登政府全面開展對新印太戰略的落實推進，他的失意也許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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