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實在太可惜了_風聞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5月25日是左權犧牲80週年，

　　我們來聊一下左權吧，

　　封面圖是《百團大戰》劇照。

　　1

　　林彪曾説過：**“左權從黃埔畢業後，要是不去蘇聯就好了。”**他説的沒錯，左權的坎坷命運和半生抑鬱，都來自於留學蘇聯。

　　1925年，左權從黃埔一期畢業，經陳賡和周逸羣介紹入了黨，隨後又參加了黃埔軍校的兩次東征，因戰功升為連長。

　　對於21歲的左權來説，這份履歷含金量極高。

　　也正是因為左權的出類拔萃，他才被黨組織選中，派到新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望他將來回國能做出更大的貢獻。

　　左權服從組織的安排，不遠萬里奔赴莫斯科，努力學習俄語、理論、革命史等學科，兩年後從中山大學畢業，又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學習。

　　一手革命理論一手軍事技術，這種文武雙全的人才，國共兩黨加起來都沒幾個。

　　但就在左權努力學習的時候，不經意間捲入了留蘇學生的鬥爭。

　　早在20年代初期，中山大學的學生之間，就有旅歐支部和國內直接赴蘇的派別矛盾，數年來，兩派的鬥爭從未停止。

　　隨着蔣介石清黨、斯大林排擠托洛茨基等事件接連爆發，中山大學的學生又經過分化重組，形成支持校長拉古爾的教務派，支持黨委書記西德尼科夫的黨委派。

　　米夫出任中山大學校長以後，王明也跟着水漲船高，倆人一起支持黨委派對抗教務派，開始批發帽子打擊政敵。

　　而在這個過程中，米夫“發現”了所謂的江浙同鄉會，説江浙同鄉會是破壞中國黨的危險物，必須徹底剷除。

　　王明也向米夫建議，應該由蘇聯國家政治保衞局調查江浙同鄉會，並且和向忠發彙報。

　　這些事原本和左權沒什麼關係，但是好巧不巧的是，1928年初的一天，已經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左權，因為回中山大學訪友，被拉去和董亦湘、俞秀松等人聚餐，結果被王明抓住把柄：

　　“好啊，你們私下聚餐，是不是在密謀什麼事？”

　　這下左權跳進伏爾加河都洗不清了，自此被扣上“江浙同鄉會、有託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嚴格審查。

　　按照米夫和王明的説法，“江浙同鄉會”要奪取蘇聯境內的中國學生的領導權，幫助國內的陳獨秀重整旗鼓，所以“江浙同鄉會”的成員必須從重處罰，誰懷疑這個決定誰就是反革命。

　　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處理，左權可能出師未捷，就要折戟蘇聯了。

　　不過好在“六大”召開以後，周恩來和瞿秋白組成調查委員會，詳細調查了“江浙同鄉會”事件，徹底否定了“江浙同鄉會”的存在。

　　左權重獲新生，但經過這件事，和王明的樑子是結下了。

　　2

　　1930年6月，文武雙全的左權學成歸國，分配到閩西工作，短短半年後便做到紅12軍的軍長，論做軍長的資歷，只比林彪晚半年。

　　黨組織對左權可謂是重用。

　　1931年12月，國軍第26路軍的1.7萬人在寧都起義，改編成紅五軍團，已經調任紅一方面軍工作的左權，被任命為紅五軍團第十五軍政委，五個月後又兼任軍長。

　　此時的左權軍政一把抓，獨立指揮一個軍，基本進入日後的元帥大將序列，可謂是平步青雲。

　　但也就在這個時候，軍事上無可挑剔的左權，在政治上出事了。

　　1932年，中央蘇區發生肅反運動，閩西的團政委劉夢槐，舉報左權在東征福建的時候，偷偷收藏了“託陳取消派”的文件，違反臨時中央的路線，必須嚴懲。

　　所謂“託陳取消派”，是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組織，屬於國際共運中託派的組成部分，如果不想深究的話，稱為“託派”就可以了。

　　自從列寧去世以後，蘇聯因為怎樣建設無產階級政權，爆發了激烈的路線鬥爭。

　　資歷深厚的托洛茨基認為，蘇聯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獨立建設社會主義政權，需要輸出革命改善國際環境，讓蘇聯生存下來，然後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起努力，多國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政權。

　　這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覺得，把蘇聯的命運寄託在其他國家身上，太不靠譜了，蘇聯的最優解是一國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等有餘力的時候，再支援世界革命。

　　他們説的都有道理，那麼到底走什麼路線，就看誰能贏得鬥爭，掌握蘇聯的話語權了。於是在20年代後期，蘇聯因為路線鬥爭，爆發了激烈的權力鬥爭。

　　結果我們都知道，搶銀行出身的斯大林，鬥倒了寫文章出身的托洛茨基，贏得最終的勝利，主導了蘇聯的工業化進程。

　　做為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自然要面臨斯大林的清洗。由於蘇聯是國際共運的老大哥，這場政治大清洗，也延申到世界各國的革命隊伍裏。

　　而1932年的臨時中央，是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組建的班底。他們這些人是依仗蘇聯支持才上台的，不可能違背蘇聯的意志，更不可能違背斯大林的路線。

　　所以在那個年代，凡是和“託派”沾上關係，便是斯大林的敵人，是蘇聯的敵人，是革命的敵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左權私藏“託陳取消派”的文件，就是一個極其嚴重的行為。

　　於是劉夢槐的舉報尚未核實，左權便被解除兵權，調回後方接受審查，準備走過場之後，以反革命罪執行槍斃。

　　幸虧彭德懷和王稼祥仗義執言，臨時中央才免除左權的反革命罪，改為留黨察看八個月，以“帶罪之身”繼續工作。

　　左權的政治生命保住了，肉體生命也保住了，但留黨察看八個月的處分，卻遲遲沒有取消，直到左權犧牲的時候，政治身份還是留黨察看。

　　為什麼？

　　因為到1942年左權犧牲，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中國的王明路線還沒徹底清算，左權也就不能正式平反。

　　那左權為什麼要私藏文件呢，他不知道和托洛茨基有關係很危險嗎？

　　主要是兩個原因。

　　一方面是左權留學蘇聯的時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進行鬥爭，托洛茨基還沒有倒台呢，那麼左權做為20歲左右的中國留學生，崇拜蘇聯元老托洛茨基，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自己説的，對托洛茨基有過一些英雄主義崇拜。

　　可能在學習生活的時候，他和同學們也聊過托洛茨基，這種事做的多了，便給有心人留下把柄。

　　另一方面，左權是好學之人，清洗托洛茨基的事爆發以後，左權可能也想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是什麼，中國託派的想法是什麼，於是發現“託陳取消派”的文件，便留下來批判的閲讀。

　　在我們看來，這算什麼事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左權做的沒毛病。但在那個蘇聯深度影響中國的年代，這就是犯罪的證據。

　　左權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躺槍，被坑了一輩子。

　　托洛茨基

　　3

　　如果是其他人被定為“託派”，基本等同於仕途止步，但左權不僅沒有止步，反而越來越進步了。

　　原因無他，能力強。

　　紅軍學校缺教材，他便翻譯了《蘇聯國內戰爭之紅軍》、《蘇聯紅軍中黨的工作原則》等文章，給紅軍學校的學生們閲讀。

　　紅軍幹部犧牲慘烈，各個崗位都需要人，他就做了紅一軍團的參謀長，輔佐林彪和聶榮臻指揮作戰，長征的時候，一旦林彪和聶榮臻出去開會，軍團的日常事務便由左權負責。

　　到了陝北，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左權便代理紅一軍團的軍團長。

　　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軍團，經常獨當一面，雖然和其他軍團的編制等級一樣，但實際地位遠比後來成立的新軍團要高。

　　左權能接替林彪代理軍團長，依然是爭元帥保大將的牌面，“託派”做到這份上，也足以説明左權的軍事能力了。

　　這是誰都離不開的左參座。

　　但升官不代表左權心滿意足，託派和留黨察看，始終是左權腦袋上的緊箍咒，心裏的一根刺。

　　不取消“託派”的罪名，他就不可能鬆一口氣，這頂大帽子實在太沉了。

　　1940年4月，朱德從抗日前線回延安，臨行前，彭德懷請他回延安以後幫左權做做工作。

　　畢竟左權是八路軍的副參謀長，參謀長葉劍英在南京搞統戰，其實左權是實際上的參謀長。這麼重要的崗位，不應該給左權太大的政治壓力，最好取消他的"託派"罪名。

　　朱德回延安做了一番工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1941年，左權親自寫信向中央申訴，説自己不是託派，沒有違背黨的路線原則，屬於可以信任的好同志。

　　這封信由彭德懷親自發到中央書記處，但是也沒有結果。

　　朱德和彭德懷親自出馬，都沒有解決左權的託派問題，説明這件事根本不是軍人能干預的，對於這一點，左權看的很明白。

　　他曾哭着和彭德懷説，王明在中央，我永遠也翻不了身。

　　就這樣，**政治上翻不了身、軍事上肩負重任的左權，整整十年都沒資格參加黨的會議，**政治待遇和新四軍的葉挺差不多了。

　　不過在革命信仰方面，左權更像陳毅。

　　南昌起義的時候，周恩來派陳毅做團指導員，讓他不要嫌官小，陳毅卻説，什麼小不小的，只要能拿武裝，連指導員我也幹。

　　而抗戰爆發的時候，左權給母親寫了一封家書：

　　“母親，亡國奴的確不好當，在被日寇佔領的區域內，日本人大肆屠殺，姦淫擄搶，實在痛心。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箇中國人民的頭上。”

　　“現全國抗日戰爭，已進到一個嚴重的關頭，華北、淞滬抗戰均遭挫敗，但我們共產黨主張的救國良策，仍不能實現。我們不管怎樣，我們都要堅持到底，我們不斷督促政府逐漸改變其政策，接受我們的辦法，改善軍隊改善指揮，改善作戰方法。”

　　“我們決心與華北人民共艱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

　　“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準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意思就是，只要能革命抗日，託派的大帽子，戴就戴吧，無所謂了。

　　4

　　整個革命生涯，左權其實都挺苦的，生活苦、戰場苦、心情更苦，要説有什麼甜蜜的話，可能就是結交了一羣朋友、娶了一個老婆。

　　朱德和彭德懷就不必説了，能冒着風險替左權申訴，足以説明和他感情深厚，就連沉默寡言到沒朋友的林彪，都和左權感情特別好。

　　林彪和左權共事只有兩年半，時間不算太長，但在1942年5月，林彪親筆寫下《悼左權同志》：

　　“多少次險惡的戰鬥，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我們曾各親自拔出手槍向敵人連放，阻攔潰亂的隊伍向敵人反撲。子彈炮彈炸彈在我們前後左右縱橫亂落，殺聲震徹着山谷和原野，炮彈的塵土時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們屢次從塵土濃煙裏滾了出來。”

　　林彪很少傷春悲秋，黨內軍內的朋友也沒幾個，能對左權流露真感情，説明林彪真的把左權當朋友兄弟。

　　而左權能和林彪做朋友，也説明左權的情商高，能在為人處事方面拿捏分寸、知進退，這樣的人誰不喜歡？

　　所以據現在的資料來看，除了王明以外，就沒聽説左權和誰交惡。

　　左權和劉志蘭結婚，是朱德介紹的。

　　劉志蘭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奔赴延安以後和浦安修、葉羣玩的比較好，延安稱為三大美女。

　　1939年2月，劉志蘭跟隨中央巡視團到太行山，有次還代表婦女做了演講，她站在台上落落大方，朱德邊看邊想啊：

　　“左權都35歲，還是單身漢，不如把劉志蘭介紹給左權吧。”

　　沒過多久，朱德便找左權聊天，問他對劉志蘭的感覺怎麼樣？左權有些害羞，笑笑沒有説話，那意思就是，別問我了，趕緊辦。

　　左權的心意明白了，朱德又親自和劉志蘭談，問他對左權的感覺怎麼樣？那時候劉志蘭是23歲的小姑娘，哪經得住這種問題啊，頭一低臉一紅：“那好吧。”

　　經過朱德的牽線搭橋，4月份，左權和劉志蘭就辦了婚禮，一年後生下女兒左太北，這個名字還是彭德懷給起的，説咱們在太行山抗日，劉伯承的兒子叫劉太行，你左權的女兒就叫左太北吧。

　　妻女，應該是政治上不得志的左權，最後的心靈避難所。

　　所以左權和妻女在一起的時候，基本是膩膩歪歪的，不在一起的時候就經常寫信，而且寫的特別膩。

　　“你們走後，確感寂寞。幸不久即開始了北方局高幹會議，開會人員極多，熱鬧了十多天，寂寞的生活也就少感覺了。”

　　“前託郭述申同志帶給你一包東西，有幾件衣服、幾張花布、一封信，聽説過封鎖線時都丟了。想看你替小北做成衣服後，給小傢伙漂亮一下，結果都丟掉了，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傢伙的運氣太不好了。”

　　“半年沒接到你的信，時刻擔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親愛的，時刻牽掛着你，你當同感。”

　　看看這些文字，膩不膩……

　　**左權把政治上的苦悶，工作上不能流露的感情，都寄託到妻女的身上，寫在信裏，**尤其是1942年5月20日的信，讀起來很暖：

　　“在閒遊與獨坐中，有時總彷彿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起玩着、談着，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裏，又由媽媽懷裏轉到爸爸懷裏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可惜三個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塊的話，真痛快極了。”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然而，他們已經沒有相聚的時候了。

　　左權寫完這封信的三天後，日軍在太行山發動大掃蕩，用兩萬人包圍八路軍前線總指揮部。

　　5月25日凌晨，八路軍前總開始分別突圍，左權帶着隊伍走到十字嶺，遇到日軍的炮彈襲擊，為了指揮大家卧倒避炮，左權的動作慢了一步，被彈片削了半個腦袋，壯烈犧牲。

　　5

　　前些年流行一種觀點，迷惑了不少人。

　　説的是左權犧牲前，明明可以用軍事動作躲開日軍炮彈，但他什麼都沒有做，一直站在那裏，指揮隊伍裏的非戰鬥人員卧倒，説明左權認為翻身無望，自己主動求死。

　　仔細想想就知道，這種觀點是歷史虛無主義。

　　抗戰爆發時，左權能給母親寫那樣的家書，結婚後又眷戀妻女熱愛生活，怎麼可能因為自己的所謂前途，就主動放棄生命。

　　如果左權真是那麼脆弱的人，怎麼可能堅持革命十餘年，又怎麼可能得到朱彭林等豪傑的欣賞。

　　説左權主動求死其實是抹黑左權，目的和抹黑教員一樣，通過否定英雄來否定革命史。

　　但好在歷史是人民書寫的，好在英雄都是惺惺相惜的。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在湖南追擊白崇禧的時候，中央軍委直接給40軍軍長羅舜初、13軍軍長周希漢下令，讓他們帶部隊繞道醴陵黃茅嶺，向左權的母親致敬。

　　於是數萬解放軍高唱着《左權將軍之歌》，繞道幾十公里，途徑黃茅嶺。

　　左權的母親聽説解放軍來了，激動的問：“滿崽呢？”

　　聞着落淚，説道：“您的兒子帶領我們打過來了，我們都是您的兒子。”

　　老人家這才知道，原來日思夜想的兒子，已經在7年前犧牲在太行山了。雖然傷心欲絕，但老人家還是請人代筆撰文：

　　“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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