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學？ ——簡評劉瑜的新書《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_風聞

我一直認為，劉瑜不太適合去做政治學這樣的學問，而應該是寫寫充滿小資情調和俏皮語言小文章的文藝青年（中年），最近看了她的新書《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愈發肯定了我的判斷。

這本書簡單説就是中國版的福山“政治學”的最新修訂版，福山這位著名的傳教士的心路歷程，尤其是近些年為了解釋所謂的“民主制度”現實的困境而加入了“國家能力”的概念、亨廷頓的“復活”，也基本反映在這本書裏，但從頭到尾貫穿的“民主”必勝的信念，在字裏行間裏也體現的很清楚。

當然，福山理論的時空混亂、政治制度的比較標準“為我所用”的靈活，以及急於為“民主燈塔”辯護而造成論據淺薄，論點矛盾，等等槽點，此書也完全繼承。（這也可以看出中國有些所謂的“學者”的學術創新能力實在是……）

一、“張飛打岳飛式”對比

例如，劉瑜在書中稱自己是“準文化決定論者”，強調“民主制度”的文化約束，並且寫到：

“當我們談論文化差異的時候，我們是在談論‘特定的歷史時刻’的差異，也就是在同一個時間的橫切面裏，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價值差異。畢竟，文化的衝突是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時刻，400年前的英國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們不會相遇，會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國人，所以特定歷史時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這個原則是沒問題，但若只針對文化差異，就大有貓膩了。假如談論政體和制度的比較，卻又不考慮“特定的歷史時刻”和“同一時間的橫切面”，就難以説服人了。劉瑜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造成的生命損失，“反正就是每隔一段時間重打一次，如此循環往復。”顯然她是將中國傳統王朝歸為“威權”，而以“威權”改朝換代造成的動盪和生命損失此來説明現代“民主制度”政權和平輪替的優越。

然而我們以“同一時間的橫切面”來看就不是這麼回事了，若以領土來比較，漢朝該對比的是羅馬帝國，唐宋對比的是中世紀歐洲，明清對比的是民族國家形成後的歐洲，順便説一下，歐洲三十年戰爭與明清鼎革幾乎在同一時期，它們的混亂和人口損失也不遑多讓。而且在此之後歐洲民族國家形成“戰國”的趨勢可以説一直延續到20世紀，拿清代“大一統”穩固上百年的狀況對比，假如將人命代價多少和社會（相對）平靜或動盪作為政體好壞的標準（當然，歐洲資本主義和科技的革命式發展是另一回事），完全否定中國的王朝政體客觀麼？以王朝來對比20世紀後半期歐美的政體，合理麼？這是把比較政治學當作正經學問來研究的態度麼？

二、數據為我所用

在談論印度時，畢竟“印吹死挺”這些年在網上洋相已出盡，劉瑜很聰明地改變策略：“但是，我們都知道，其實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不是中國，而是巴基斯坦，因為它們同時從英屬印度獨立出來，地理、歷史因素都更接近，而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社會結構和印度相差非常遠。”

但是，且不説巴基斯坦也是議會選舉制，就説軍管（威權）時期是24年不到，更非劉瑜所説的70年曆史“有一半的時間是處於威權統治之下”，而且她所對比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經濟數據是2018年的，難道嚴肅的研究不該是對比軍管時期的巴基斯坦經濟發展數據與同時期印度的數據才能説明問題麼，但她又急忙感嘆：“我們的問題可能不再是‘為什麼民主不管用’，反而變成‘為什麼威權不管用’了”。我手上沒有巴基斯坦軍管時期的經濟數據，也不能確定印巴那個時期的發展對比，但如此隨意（？）選用數據來作為論據，真不愧為福山的徒子徒孫。

                                                                 （伊斯蘭堡）

而且網上的所謂“中印之爭”，完全是“印吹死挺”搞出來的。但以人口數量、建國時間，可耕種面積來説，中印的發展對比難道不應該麼？但是當所有數據和現實都難以自圓其説後，要麼換比較對象，要麼怪印度採用了計劃經濟制度，這樣做學問不會太雞賊了嗎？嘿，這兩條劉瑜倒是一條不落。

多説一句，關於中印計劃經濟的區別，我在觀網發過一篇《聊聊印度的計劃經濟》，個人認為依然具有解釋力，在此就不多説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來看看。

三、多不勝數的自相矛盾：伊拉克和國家建構理論

讀此書第13講“伊拉克：鐵腕強人是救星？”彷彿又讓我回到了逛天涯國觀的歲月。劉瑜承認伊拉克轉型失敗，但又如網上抬槓般地將薩達姆統治時期的排除異己、戰爭、鎮壓、毒氣罪證一一例舉，經濟數據選用的時間點也很有問題，“1979年薩達姆上台時，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薩達姆倒台時，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順便説一句，伊拉克現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然後反問“薩達姆時代令人懷念？”，她的結論是：“自薩達姆正式上台以來，伊拉克人從一場戰爭走向另一場戰爭、一個衝突走向另一個衝突，生活在一場無法醒來的噩夢中。”

有趣的是，就在下一章，劉瑜展開了“國家建構”的主題，這也是福山近年修正“民主制度”所添加的主要理論。她在第16講“國家的能力從何而來？戰爭”中這樣説：

“國家建構就像是買房，殘酷的暴力衝突則像是付款，你可以選擇大額首付，也可以選擇大額尾款，或者漫長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卻無法逃避付款。”

我們再來簡單回顧一下現代伊拉克的歷史：

1958年，以卡塞姆為首的自由軍官集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費薩爾王朝，宣佈成立伊拉克共和國。

1963年2月8日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該黨為主的政權，但由黨外人士阿里夫任總統。

1968年7月17日，以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為首的復興黨軍官集團聯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納伊夫青年軍官集團推翻了阿里夫，復興黨再度掌權，推行阿拉伯“統一、自由、社會主義”的綱領，貝克爾出任總統。

1979年7月貝克爾因病辭職，復興黨人薩達姆·侯賽因接任總統。

                                                         （費薩爾二世）

可知，在薩達姆掌權之前，伊拉克共和國政治主線多以軍人政變為主，如果説戰爭是國家建構不可避免的“付款”，那麼薩達姆統治時期伊拉克發動的戰爭，難道不是建構現代伊拉克國家必不可少的過程？如果類比美國曆史，鎮壓庫爾德和什葉派，就是南北戰爭；對伊朗、科威特發動戰爭，就是美墨戰爭、美西戰爭。那説到底，劉瑜這就不是“成王敗寇”式的歷史觀嗎？

多説一句，將薩達姆統治時期的戰爭看作國家建構的過程，也不單純是抬槓。薩達姆雖然經常穿軍裝，但他其實是復興黨文官一派，1970年的卡扎爾起義事件就是伊拉克復興黨內部薩達姆為首的文官與哈爾丹為首的軍方之間鬥爭的最高潮，鬥爭結果是文官一方取得優勢，軍隊力量被文官控制。換句話説，薩達姆掌權就是伊拉克政治進入到文官制約軍人的階段，這也是此書第17講“國家能力從何而來？文官制與國家”中所述的：“通過抑制武人、財閥、宗教力量等……文官制大大強化了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這可是形成現代政治制度關鍵的一步啊。

                                                                    薩達姆

這樣的論點前後矛盾還有好多處，例如在談到全球化時，“當初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是全球化的犧牲品，發達國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居然180度轉彎，發達國家變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而發展中國家成了受益者。”後面不久又談到：“超級全球化雖然給西方的藍領工人帶來一些挑戰，但也給西方的廣大消費者帶來巨大而真實的好處。沒有大量的“中國製造”，哪有沃爾瑪裏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國的崛起，反過來也給西方國家帶來巨大的市場，給他們帶去了很多新的就業。”

例如談“文明衝突”時寫道：“發展型國家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特色，諸多東亞國家在經濟的起飛階段，都有過這種政府強勢干預的傾向。所以，相當程度上，經濟水平競爭的背後是經濟模式競爭，經濟模式競爭的背後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競爭。”後面談中美矛盾時，又否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利益的衝突、權力的衝突”。並天真地暢想：“老實説，華為當年努力學習IBM的管理模式、TikTok體現的娛樂主義，這裏面借鑑的，恰恰是當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為利益競爭，美國應該為西方文明的傳播而高興才對。”

她一方面批判把“優勝者偏見”，即聚焦於最成功的案例，然後從中得出普遍性結論用於評判“威權”的新加坡。但另一方面又對拉美“唯一的政治轉型成功加經濟發展順利”的智利青眼有加。

……

笑笑，只能説世界的現實對於“傳教士”們的衝擊實在太大，顧頭顧不腚已成常態了。

                                                           傳教士

四、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學？

其實以上的槽點在我看來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作為一門“嚴肅”的學問，劉瑜們的政治學最大的問題在於經過對經過百年革命的現代中國的故意忽視。

沒錯，中國在這本書裏似乎處處都在，但要麼帶着“中央集權”、“王朝交替”、要麼就是“百代秦政”、“文官制度”。可是正如前面所説的，對比政治學要在“同一時間橫切面”進行才有意義。假如以1960年代美國黑人投票權落實算美國民主制度“成熟”的時間，同時期的中國還是“文官制度”統治嗎？

這裏我有必要先打個岔，跳到後薩達姆時代伊拉克的政治轉型失敗。這個題目假如讓我來寫，我就會以復興黨執政的經驗教訓來展開，比如薩達姆倒台以前，復興黨如何學習共產黨式的組織方式來領導伊拉克，薩達姆個人在黨的組織、發展和運作中的正負面影響；美佔領伊拉克以後，原本可以繼續借用的復興黨體制來恢復和發展的，但因為“民主轉型”的教條，不僅把原復興黨的官員軍人排除在政治參選之外，甚至還以干預司法來追殺，使得伊拉克原軍人IS化，政府文官劣質化，諸如此類云云。

可是，劉瑜們不會這樣研究，正如他們忽略清朝之後中國的政治、政體轉型，忽略社會主義革命史，忽略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性質的政黨。他們的理論分析一是直接將中國王朝歷史套用於現實（皇權簡單替換為黨），二是暗地裏將我們歸類為蘇聯式的政黨，遲早要被淘汰的。根本不值得研究的。這也不止劉瑜一人，比如那位周雪光以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為視角再套用點西方政治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就驚豔了美國政治學界，並在美混上一定的學術地位。其實簡單瞭解中國政治的人都聽説過“十大關係”，而且他的所謂研究中，黨組織依然缺位。

他們不瞭解也不想了解，是因為我們的黨和他們的理論體系嚴重衝突，而現實又不如他們所預想的那樣。但我們自己的“政治學”如果缺少這一塊，而一昧的鸚鵡學舌搞些名為“比較政治學”實為“傳教學”的，那就是坐在寶山要飯。

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政治學，首先應該明確反對傳教士的政治學，並且能對這些問題進行回答：

1. 為什麼中國的民主自由是要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才能實現；

2. 為什麼中國能避免和有手段處理宗教、民族等引起其他國家社會危機的矛盾；

3. 為什麼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有的國家失敗，有的國家成功，這些國家的命運與國際權力體系、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地位有什麼關係，與國際霸權的關係又有什麼聯繫。

4. 現代金融資本主義是如何藉助所謂“民主化”操縱其他國家的經濟命脈的，票選政治如何異化成為顛覆工具的。

先拋磚引玉幾條，總而言之，我們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解釋體系需要更有力地發聲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