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俄羅斯外交官，你會因反對戰爭而辭職嗎？_風聞

作者丨楓葉君

來源丨楓葉君評（fengyejunping)

過了很多年，我才終於弄明白，很多人小時候之所以喜歡看打仗的電影，就因為他們總覺得死的會是敵人，至少是別人。事實上，就像電影《拯救大兵瑞恩》開場還沒衝上海灘就陣亡的士兵一樣，第一個被打死的極可能就是我們，因為，我們只是芸芸眾生，俗稱小人物，又名人民羣眾。

小人物就得有小人物的樣子。當然，因為沒有級別，你不需要以身作則，但當遇到大事兒時，就顯出你的分量來了：要麼無所適從，內心糾結，要麼身不由己，跟頭把式。

外交官在一般人眼裏挺是個人物，若再常駐紐約，那就等於在一線城市擁有一套價格不菲的學區房。可是，要是跟總統比，而且這個總統還很霸氣，很大帝，又頗受龍的傳人喜愛，那這外交官也就是個一般基層幹部，有尾巴你得夾着，有脾氣你得忍着，跟隨總統的指揮棒轉是你的光榮使命，就像古代在外的武將，騎着馬打着幡兒，但上面斗大的字不是你的姓，而是普遍的“普”——因為，大家普遍要聽他一個人的。

在別人都認為工作不好找的近日，俄羅斯駐聯合國外交官鮑里斯·邦達列夫宣佈辭職，以抗議總統普京發動的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他在個人社交網站賬户上發表公開信説，這場針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是一場“血腥、愚蠢的”戰爭，它對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都意味着“罪行”。

他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他知道自己的行為將被俄羅斯政府視為叛徒，但是，他堅決不會收回自己的聲明。

邦達列夫同志有自知之明。別説莫斯科當局，就是我也認為此舉一定會被蓋上“叛徒”的戳兒。是組織派你到紐約工作，拿着政府的薪水，可是你卻沒有忠實執行上級在2月24日大軍越境之前就敲定的外交路線。不説在對敵鬥爭第一線輔佐自家大使跟美國人，以及簇擁在美國身邊的一幫兄弟國家，作有理有節的鬥爭，反而拆自己國家的台，這不是叛徒行為又是什麼？

擱在歌劇《江姐》裏，這位邦達列夫就是妥妥的為人不齒的甫志高，等着吃雙槍老太婆的黑棗兒吧。

組織是我們的主心骨兒。“到了這兒得聽組織的。”北京人在洛杉磯的劉元就是這麼告誡剛下飛機的某商務考察團，同時要他們上繳護照——人都是組織的，更別説作為旅行證件的護照了。

可是，聽組織的也得分時候，時候不合適，那後果也相當嚴重。不是扣發獎金，甚至不是降級開除，而是被押上法庭接受刑事審判，並且是交戰國的人民法庭。

5月23日，21歲的俄軍中士瓦迪姆·希希馬林被烏克蘭一家法庭判處終身監禁，因為他無故射殺了一名烏克蘭平民。這是自俄羅斯展開對烏“特別軍事行動”以來烏克蘭法庭宣判的第一起戰爭罪案件。美聯社報道説，在法官宣讀判決時，被告席上的希希馬林面無表情。

可是，誰比誰傻？人們完全能猜到，這位年輕中士心裏肯定比竇娥都冤，因為他很清楚，自己是因為“組織”才在今日面對判決。

法庭指控和希希馬林承認的事實經過如下：2月28日，即俄軍攻入烏克蘭的第4天，在基輔以東大約320公里的一個村莊，希希馬林將自動步槍伸出車窗外，打死一名在路邊邊騎車邊打電話的烏克蘭男子。這名62歲的男子因頭部中彈而當場死亡。根據希希馬林供述，當時他的長官向他下達射殺命令，理由是，這名烏克蘭男子可能在向烏軍提供俄軍所在位置，擊斃這名男子是為了部隊的安全。

很多戰爭本身就是罪，可偏偏罪中有罪，好像包子裏又有餃子或餛飩。希希馬林就是很不幸被包進去的那個。一個62歲的男子，在戰爭中可以有一百個死法，就像鎮領導有一百種方法刑事某刺兒頭羣眾的兒子，可是就讓這位21歲的中士趕上了，死在了他的槍口下，還偏偏被烏克蘭人看見了，自己後來又非常及時地被烏軍俘虜了。

應當説，在那種情況下，對於一個糊里糊塗就被拉到戰場上的俄羅斯00後愛國青年來説，希希馬林沒有更多選擇。假裝打不準吧，回頭被記個業務不合格，工資不説，前途也堪憂。不打就更不行，那等於戰場上不服從命令，後果可想而知。讓長官自己打，又明擺着沒這個權力。説長官考慮不周，一拍腦袋就做決定？也懸，搞不好會落個妄議上級的罪名。所以還是打吧。結果，人打死了，自己也悲劇了。

在法庭上，希希馬林態度很好，他請求出席宣判的死者遺孀的寬恕。遺孀也不是不講理的人，她很清楚，不是孩子的錯，要怨就怨萬惡的舊社會——可是，中士明明生在新時代，一個很陽光的00後，有必要去鄰國打一場冠以“特別軍事行動”的戰爭嗎？遙想當年，當克里米亞被俄羅斯拿走時，被告人才剛剛小學畢業。可是命運就這麼詭譎，這麼寸，也許從那時起，他就註定要遇到那位命喪路邊的不幸男子。

這時候，“組織”已經不見了。俄軍當然在，克里姆林宮依然部署，總參謀部照舊奉命指揮，那位下令射殺烏克蘭男子的軍官或許已經陣亡，如果沒有，他一定又在某處帶隊作戰。除了下令開槍那一瞬間，他和現在的希希馬林已經沒有關係，他在繼續為普京和俄聯邦作戰，是軍人，而希希馬林中士則戰爭罪成立，將在烏克蘭牢房中服刑。

這讓人聯想到很多消失的“組織”。動盪時被錯劃了成分，號召少生時又被生拉硬拽流了產，還有許多，其共同點是，覺着委屈的時候你才突然發現，“組織”不見了，朗朗乾坤之下，只有自己才是那個頂天立地頂雷的。應了那句話：平時見不到什麼好人，一出事兒，好人全出來了。可要遇到壞事兒，別説組織，你連劉元都找不着了。

草民，只有在亂世或亂事兒中，才能測出自己有多渺小。鬼子在棗莊安排了一些保長，要他們協助維持地方秩序，報告動向。鬼子前腳剛走，鐵道游擊隊後腳就來了，説，誰給鬼子做事兒，做一次記一個黑點，等記到三個，你們自己掂量着辦。這一來，沒人不嚇傻，有點民望又十分膽小的各位長連聲嘆息：日本人惹不起，飛虎隊也不敢得罪，咋辦呢。

辦法當然有，看電視劇的我們會説，咋辦？抗日去啊。這話説比做容易，我們也同樣可以設想：面對長官下令射殺時，凜然拒絕。可是誰都知道，能這樣做的人，就因為他們不是希希馬林，凡是當時身處希希馬林位置的，十個當中有九個半都開槍了。

將邦達列夫和希希馬林對比，可以看出，後者更多是無奈，而前者則令人欽佩。這不是政治判斷，而是邏輯分析，因為邦達列夫不是軍人，內心糾結不代表一定要跟組織決裂，進攻命令不是你下的，炮也不是你打的，在紐約和華盛頓當外交官的又不止你一個人，就算內心再糾結，過意不去，也還有那句至理名言護着：良心多少錢一斤？照常上班，例行辦事，工資照拿，待遇不變，沒人會逼一個俄羅斯外交官在俄烏戰爭這件事上必須站到莫斯科的對立面。

相對希希馬林的無可選擇，邦達列夫同志則是在可以不選擇中，做出了在很多人看來對自己不利的選擇。他還能返回祖國嗎？難説。希希馬林肯定是回不去了，除非發生全局性改變，否則他只能委屈自己，在烏克蘭的大獄中吃牢飯了。

我們沒人希望處在中士那樣的兩難中，但是卻能從外交官的選擇中看到一絲人性的光芒，那就是從善。

多年後，當面對兒孫回憶時，你或許有本錢對他們説，當初某某年份，在某某非常時期，當不得不做某些拿不出手的事情時，你爺爺我對別人，那些在非常時期過得挺艱難的人們，下手算是輕的。如果孩子足夠成熟，已明白事理，你會從他們的目光中看到晚輩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