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33：台灣人在深圳_風聞

在改革開放之後，有三個以華人為主導的亞洲經濟體充當了深圳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引路人”之角色。我在過去的評論中，曾戲稱之為：香港是深圳的大師父，台灣是深圳的二師父，新加坡是深圳的三師父。前面我探討過了香港的角色，本篇我將探討深圳的“二師父”台灣，為深圳科技創新中心所作出的貢獻。

這三個華人經濟體、社會體的存在，實在是中國大陸之幸。她們皆可説是亞洲現代化過程中表現特別優異的領先者，為華人社會的現代化趟出了成功之路，足可以為中國大陸所借鑑與啓示。

僅就經濟方面來説，港台新皆屬亞洲四小龍之一，是亞洲繼日本之後被嵌入到全球價值鏈最早的細小經濟體，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港台是最先試水進入中國大陸投資者，是她們把中國大陸與全球價值鏈鏈接在了一起。

其中，香港主要是傳統輕工製造業投資，而台灣則主要是IT產業。所以，可以説台商為大陸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

1950年代後半期，台灣採取“進口替代”模式推動內生型工業化，效果不彰。1960年代初起，改為推行出口擴張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之後迅速開始經濟騰飛，1965-1973年間，台灣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11%。

實在是，剛好對接上了世界大勢。其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私人企業和跨國公司鑑於本國通貨膨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逐漸放棄依靠進口廉價原材料在本國組織生產的方式，轉而通過直接投資，到低工資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創辦新企業，或者合資企業，將產品生產流程的各個環節分散到低成本的世界各地，然後通過國際貿易進行產業鏈接，從中獲取更大的利潤。於是就初步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美國實施有附加值關税制度，促進了就地僱傭海外廉價勞動力的生產貿易方式的普及。

1960年代初的台灣，農村剩餘勞動力超過100萬人，而且接受過普及教育，素質較高，工資水平又比較低，僅相當於日本的1/5和美國的1/10，其時台灣勞資關係中，勞方極其弱勢，被動服從。這在投資者看來都是優點，於是吸引大量美資在台投資設廠。但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基本上都是輕紡工業。

此外，美國為了幫助台灣擴大出口，有意對台實行特殊關照政策，從而增加出口競爭的優勢。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台灣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輸美貿易總額中享有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6-28%。

197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在石油危機打擊上進入衰退期，台灣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巨大影響。台灣實行“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以政府財力推動重化工業發展，1973-1979年推出“十大建設”計劃。此外，日、美等資本也大規模投資台灣石化和電子電器工業，使台保持了外向型經濟的特點。1980年代，台在與美、日的三角貿易中，扮演中轉加工出口基地角色，即主要從日本進口電機、電器的中間材料和零部件，在台裝配後，成品出口美國。不過到1980年代末，對香港的出口迅猛上升，顯示在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後，台灣產品開始大規模進入大陸市場。

1990年代，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進入爆發式增長。由於電子信息產業特別是集成電路產業技術更新速度快的特點，國際上的核心企業必須通過跨國生產體系來應對市場競爭，需要選擇代工企業來為自己提供代工服務，避免自己不斷地大規模興建工廠所帶來的重資產成本。於是代工模式迅速發展，由低技術產業擴展到高科技產業。

由於台灣企業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為美國公司代工，使得台灣企業在向電子信息產業轉型時再次選擇了為美國企業代工的方式。這種方式與美國企業有很強的互補性。台灣為承接國際製造業新一輪的產業轉移，設立了科技園區來大力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台灣的製造業由資本密集型逐步走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

到1990年代中期，台灣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電子信息產品生產基地。2000年台灣電子信息產業OEM和ODM的產值比重高達三分之二左右。台灣電腦生產能力的四分之三用於為日本和美國品牌廠家生產電腦。台灣地區的計算機主板製造商為全球的計算機供應商提供了70%的OEM主板。而在集成電路產業，台灣代工生產模式最終做大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一個關鍵環節。

二

1980年代中期，港資輕工製造工廠鋪天蓋地北遷之時，台灣同類產業也開始跟隨着進入深、莞及珠三角地區。在香港人締造的“前店後廠”模式成熟之後——我所謂的成熟，包括：1，珠三角地區迅速地建立起大量的工業區，既有政府主導的，也有原住民興建的，具備各種標準廠房和相關服務配套的工業區；地方政府建立起了水、電、油、運等配套基礎設施；2，中國內地的農民工大規模進入珠三角地區打工，提供充沛的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3，建立了從東莞、寶安到香港葵涌港和深圳港高效的供應鏈網絡，包括每天數萬輛貨櫃車經過港商捐建的皇崗口岸；4，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所提供的高效服務——台灣輕工製造業很快看到了其價值，並跟進利用了這個由香港人開拓的供應鏈網絡。

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到深圳、東莞地區的主要是傳統製造業，如傢俱、電器、紡織服裝、鞋類等產業。199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越來越多的電腦等IT及周邊產業開始西進珠三角。雖然台資相對於深圳更青睞集聚於東莞——台灣人投資大陸喜歡抱團集聚，除了產業鏈配套的因素外，也有與地方政府談判能力的考量，相對於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抱團的台資羣體在與東莞、台山這樣的中小城市作優惠政策的談判時，更具有議價能力——但仍有不少台資企業投資於深圳。

根據2006年的一項研究，自1982年第一家台商企業落户深圳以來，截止到2005年，在深圳的台資企業已達4017家，協議台資63億多美元，實際利用台資51億多美元，佔深圳引進外資的17%左右，在深圳外商投資中僅次於港資居第二位。其中，在台灣排名100名以內的大企業有11家落户於深圳，500名以內的大企業中有25家落户深圳，在台灣的上市公司中有50家已到深圳投資。

台灣傳統制造產業在深圳集聚，最具典型性的就是自行車產業。

1971-1973年，全球發生能源危機，美國一時間對自行車需求激增，造就台灣自行車產業成長的契機。1980年代台灣自行車OEM代工產生出口蓬勃發展就已有一兩家成車廠（如巨大）在大型OEM採購者扶持下成長較快，1990年代，台灣大多數自行車廠商已擁有自主品牌，如巨大、美利達、水輪等公司，市場上的自行車品牌分兩類：一類如阿波羅、路安騎、三千里等所謂的“非工業品牌”，多是在大型量販店出售低價位車種；另一類是捷安特、美利達、ＫＨＳ、ＪＯＫＥＲ等所謂的“工業品牌”，以中高檔價位車種為銷售主力，並積極建立海外據點。種種努力助台灣自行車業者向國際知名品牌邁進，當時巨大與美利達已分別位居全球第７及第19大自行車品牌。在歐盟、北美、日本等全球主要高價車市場，多由台灣供應，在海外採購商心中已經形成“高級品在台灣、低價位產品在中國大陸”的明顯印象。

1980年代末開始，為降低成本，台灣自行車品牌諸如捷安特、保安、華慶、美麗達、喜德盛等紛紛在深圳及珠三角地區建立工廠。通過將中低端生產轉移到大陸，台灣自行車業者在中低價位產品鏈條中，通過建立國際分工生產體系（如兩岸分工模式），升級為全球價值鏈中的採購者（即扮演領導企業的角色）；在高價位產品鏈條中，通過組建Ａ－Ｔｅａｍ，台灣業者間形成關係型治理模式，相互合作，共同創新和投資，推動集羣升級為全球價值鏈中的高等層級。

台灣自行車業者在珠三角的投資使得深圳及周邊地區成為全國三大自行車產業基地之一（另外兩個，天津與上海，主要賣國內市場）。在2003年，深圳地區已經擁有近200家的整車與配套企業，產能超過1000萬輛、就業人數達十萬人，產值超過100億元，且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產業生態鏈。當時中國大陸出口自行車的70%由深圳製造。

當然這個產業鏈並非僅由台資構成，當時已經崛起的深圳中華自行業集團，其背景就是香港大環自行車公司與深圳萊英達集團於1984年合資1500萬元設立的，該公司並於1991年在深交所上市，1993年該公司營收達到17.44億元，在當時已是深圳著名的大企業之一。不過1993年10月當時的歐共體作出裁決，對來自中國的自行車整車統一徵收高達30.6%的反傾銷税，給中華自行車帶來了滅頂之災。

2003-2005年，由於深圳生產及生活成本迅速提升，包括自行車產業在內的深圳十大優勢傳統製造業遇到了徹底的生存危機。當時深圳市政府試圖以建立“產業集聚基地”的方式，在專業園區內降低企業成本、配套公共研發、提供補貼，以此延續產業生命，其時規劃投資33億元的自行業產業集聚基地即在龍崗區坑梓街道辦。然而深圳自行車產業的90%是台資，它們當初本主是奔着低成本而來，而不是奔着發展深圳自行車產業而來，這就是我2003年所説的“逐水草而居”，**當成本不再低廉，水草不再豐美，那麼遊牧產業就會離去，尋找另一片水草豐美的草原。**所以當年紅火之極的整個自行車製造產業，今天在深圳已基本不存在。它們要麼去了中國內地，要麼轉戰東南亞去了。

自行車產業是台資傳統製造業在深圳甚至珠三角甚至中國大陸“遊牧”生涯的一個縮影。

三

如果説台資傳統製造業如它的香港同行一樣，曾經在深圳及珠三角創造輝煌，為本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做了鋪路石，那麼台灣的IT製造業進入深圳、東莞地區，則為珠江口東岸地區打造出全球最大規模的IT製造業集羣作出了貢獻。這是台灣不同於香港的地方。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台資電腦產業在珠三角最大的集聚地，是在東莞而不是深圳。

1989年10月，台灣致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投石問路，在東莞石碣鎮辦起第一家台資電腦產品企業，生產電腦保護插座。1992年～1996年，越來越多的台灣企業開始注意東莞，特別是受1992年南巡談話鼓舞和各種利好政策出台的影響，台灣PC及相關企業掀起投資東莞的第一波高潮。東莞以“三來一補”——“台灣接單、東莞生產、香港出貨”的生產模式吸引了各大中小型PC及相關企業投資設廠，如台達、誠洲、聲寶等陸續進駐東莞。之後到1996年～2002年，台資電腦產業在東莞的集聚達到高潮，各大中小型PC及相關企業以蜂擁般勢頭到東莞投資設廠，如大眾、微星、美格、技嘉等企業。光寶、漢陽等企業把東南亞或台灣的生產線全部搬到東莞。其時台灣的十大電腦廠商在東莞都有投資。東莞由此形成大、中、小型企業分工合作、上下游聯動、配套完善的PC企業集羣，當時號稱電腦裝配所需零部件95％以上可以在東莞配齊。

當然不能僅就東莞論東莞，事實上當時的深莞惠地區共同形成了一個IT產業集羣。其時國內主要的電腦生產企業，如長城電腦的生產基地在深圳，而聯想則在惠陽設立其主要的生產基地。IBM委託深圳“開發科技”為其生產電腦核心部件磁頭。而美資電腦品牌康柏、戴爾都在深圳設立其生產基地。

台資電腦廠家也並非皆在東莞設廠，如宏基在珠三角的主要生產基地位於中山，而當時台資重要的PC代工巨頭鑫茂科技，則於1998年在深圳沙頭角保税區建立其生產基地，2002年時年營收已超過100億元人民幣，成為當時深圳的出口大户，並引起時任深圳市長的特別關注。此外富士康也主要做電腦代工生產，當時已列入深圳政府重點培育的、2005年總營收有望達到300-500億人民幣的大型企業集團。

深圳政府當時公佈的數據顯示，2000年深圳計算機產量202萬台，年產值345億元，佔全國的27%，配套廠家達1600多家，年配套能力在3000萬台左右，計算機零部件的90%可以深圳配套採購。

可以説，深莞地區作為全球IT製造基地的形象，在1998-2000年已經樹立起來。“東莞到深圳的公路如果塞車，全球電腦產品都要大漲價”，是當時這一地位的真實寫照。

但這種輝煌並沒有持續多久。2001-2002年，台灣人就開始北上長三角，在蘇州崑山打造其另一個根據地。

媒體曾關鍵性地描述過這樣一個場景：“2001年12月5日下午5時，蘇州喜來登酒店。明基全新品牌Benq閃現的一剎那，李焜耀與施振榮抱在了一起，施振榮豎起了拇指，李焜耀跟着也豎起了拇指。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來自全球的200多名記者目睹了李焜耀斬斷與Acer的名份聯繫，品牌由Acer換成Benq，徹底單飛的全過程。”

這個場景後來也被媒體描述為“李焜耀發現蘇州”的經典過程。

事實是，當全球電腦產業從台式轉向筆記本電腦時，當明基創立“筆電”品牌時，李焜耀帶起了一股台資IT製造業從珠三角轉戰長三角的風潮。當時的媒體熱衷於就此分析長三角比珠三角所具有的各種優勢——諸如，1，區位優勢，長三角居海岸線中點且與長江相交，輻射全國，珠三角偏居華南一隅；2，文化優勢，長三角有文化，廣東沒文化；3，人才優勢，長三角大學名校眾多，科研實力雄厚，珠三角大學很少——而吾友咼中校就在那時寫出了《深圳，你將被誰拋棄？》。

在2003年7月我所撰寫的長篇網文《珠三角失掉競爭力了嗎？》一文中，我認為與其説台灣人發現蘇州，不如説台灣人趕集上海。

“筆者願意相信，台灣人的‘到上海去’更多地是出於文化意義上的‘上海崇拜’。台灣人是暴發户，暴發户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對於貴族遺老遺少特別仰視而對平民少年特別俯視。上海是貴族文化，而廣東是平民文化，因此，在台灣人的心目中，全中國只有一個城市——上海可以令他們仰視，所以他們特別崇拜上海，覺得在上海生活就象土財主進了城一樣。這種心態是三四十年代上海舊夢對台灣文化留下的烙印，當然，也有上海服務業發達的原因。所以才有20萬台灣人移居上海。他們要住在上海，又要賺錢，所以把廠設在離上海最近的蘇州轄區——崑山市。”

在最高峯時，居住在上海的據説有100萬人。而居住在深圳、東莞的台灣人最多時也不過10萬人——最新的數字，2019年據説有5萬台灣人居住在深圳。其實不僅是台灣人，歐洲人和美國人也對1930年代遠東第一大都會、“東方巴黎”的大上海有着很深的懷舊情結。

當然在該文中我還剖析了其它因素：1，台灣人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三免五減”優惠政策吃完之後，去下一片草原吃另一輪“三免五減”，李焜耀造個勢而已；2，廣東當時嚴厲的打私，導致核心零部件的灰色供應鏈斷掉，而長三角相對安全；3，政策上當時將改開的先行先試特許權優先給滬，因而長三角吃到中國加入WTO紅利的最大部分。

無論如何，台資的IT製造業，主要是筆記本電腦，以及面板和芯片三大產業，最終在上海及蘇州地區形成集聚。

特別是芯片產業。我之前在《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一文中已記述過，當時深圳努力想要吸引台灣僅次於台積電的聯電在深圳設芯片前工序工廠，但最終無功而返，聯電之後在蘇州工業園區砸下10億美元，設立“和艦芯片”，2014年聯電又在廈門設立“聯芯”，建設一座12英寸晶圓廠。

當然，風水輪流轉。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在筆電之後的手機產業，尤其是智能手機產業，珠三角又再現輝煌。那種分析長珠三角優劣勢的人何在呢？文化呢？

總結起來就是：雖然香港人為深圳的工業化打下了最初和傳統製造業的基礎，但深圳的電子信息產業最終崛起，除了中央和深圳特區政府最初下定決心發展電子工業、改開先行一步導致的民營科技企業崛起之外，台灣IT製造業入深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包括：1，豐富了深圳電子工業的產業門類，做大了產業規模，並培訓了技術工人，沉澱了產業資本；2，將深圳電子工業與全球ICT產業鏈粘連在了一起，形成北美-台灣-深圳的全球價值鏈雙向嵌套。台灣之所以一直是深圳這個中國最大外貿城市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就是因為深圳的電子工業要吃進大量的台灣電子元器件。而產業技術則沿着GVC形成擴散；3，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富士康，它事實上是帶有港台深三地基因的一間公司，由於其將蘋果產業鏈引入到深圳及周邊地區，從而奠定了珠江口東岸創新產業集羣的一個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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