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鄧大姐_風聞

作者：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義市司馬村人，抗日女戰士，黃鎮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紀委副書記，新中國第一代大使夫人。

在國內工作期間，我作為外交部夫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和鄧大姐接觸較多，得到她很多指導、關懷和幫助。

鄧穎超在辦公

鄧大姐經常教育我們，要做好國外的夫人工作，也要做好國內的家屬工作。大使夫人們回國休假時，常常要求鄧大姐接見，她總是欣然同意，熱情接待，問寒問暖，關心備至。

接見時，她很注意聽取從駐外使館回來的同志彙報情況，非常重視她們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經驗。對彙報中反映出來的一些女同志的思想問題、某些使館存在不團結現象，以及女同志在使館的困難處境等等，鄧大姐總是採取啓發引導而不是批評指責的方式，現身説法，從正面講道理，提高大家的覺悟和認識水平。聽她講話後，我們都覺得很深刻，很親切，也很愉快。有的同志還主動檢討自己的缺點説：“大姐，我還有哪點做得不夠。”這比大姐直接指出來還好。鄧大姐真會做思想政治工作，從她的言行中，我學到很多東西，比在印尼時成熟一些了。

鄧大姐還讓我協助她召開過一次民主人士夫人座談會，有張治中夫人、傅作義夫人等幾十人參加，主要是動員她們參加外事活動。鄧大姐説：“你們應該出來，不要躲着，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你們夫婦一起參加，有代表性，可起很大作用。”

在座談會上，聽到她問候張治中夫人，叫她張大嫂；問候傅作義夫人，叫她劉小妹……她與她們非常熟悉，談到她們家中的情況，瞭如指掌。她幫助總理做了很多深入的家屬工作，真是總理的好助手。有的人，丈夫去世了，大姐特別注意多給她們安慰、體貼，問人家有什麼困難，給予幫助、鼓勵，有許多時候是她自己拿出錢來辦事的。座談會結束後，大姐對我講了一段話，我至今不能忘記。她説：“我們應該動員一切力量，把對外夫人工作和國內家屬工作做好。”

1960年2月，鄧穎超和基層婦女幹部親切交談

（圖源：冀來馬）

1956年公私合營時，就是家屬工作做得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資本家敲鑼打鼓歡迎公私合營，如果夫人在家中阻止，情況就不會是這樣。她説，在戰爭中，家屬工作也很重要，根據地也好，大後方也好，前方在打仗，把家屬工作做好，她們積極支援前線，不拖後腿，事實證明，不是起了很大作用嗎？她還説：“現在，對那些丈夫去世的孤寡、父母出國的孩子要多加關心，他們一定有許多困難，我們應盡力給予鼓勵和幫助。”她特別對我説：“你要把這項工作做好，這對下一代也是很有影響的。”

大姐的這些話，使我深刻體會到，我們共產黨人，應多注意雪中送炭，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使前線的同志無後顧之憂，使奮鬥一生過早離開我們的同志安息，使年輕人受到教育。

如果説，當時我們黨委辦公室在這方面確實做了一些工作，那是這些領導同志教育的結果。如，第一任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同志1958年患肺癌去世前，海軍司令肖勁光同志去看他，他們是湖南老鄉，很早一起參加革命，所以説了些知心話。他説：“在革命戰爭中出生入死，能活到現在，想都沒有想到，只是感到孩子們還很小，怎麼辦？”肖勁光同志説：“你放心吧！同志們和組織上會很好照顧的。”這是袁大使夫人徐桂梅同志後來告訴我的。我聽後，就想到鄧大姐説的那些話。袁大使逝世時，徐桂梅同志才30多歲，又是工農出身的幹部，帶着六個孩子，的確很困難。外交部雖把這些孩子都養起來了，但還需要同志們在精神上給她以安慰和鼓勵。

又如，我們在匈牙利工作時的一秘李樹政同志，1955年心臟病發作突然去世，留下四個孩子，他夫人唐壯華同志30來歲，忠厚老實，困難也不小。還有太行山129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同志1958年飛機失事遇難，愛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把鄧大姐的話和上述情況向黃鎮同志談及，他説：“好，我們多去看看這些同志吧！”之後，不管哪次從國外回來，我們都會去看看她們。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們分別請幾家孩子到烤鴨店或晉陽飯店吃了一頓，看到這些孩子的高興勁兒，真能使人掉淚。

我們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不一定時刻想到這些困難的孤寡，但是我們的婦女領袖想到了。總的來説，外交部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還很不夠，還需繼續努力。

1963年4月，身穿旗袍的王光美隨同劉少奇出訪印度尼西亞。

還有一件事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王光美同志要隨少奇同志出訪東南亞，有人提出，是否到故宮給她借點首飾；還有人提出，最好到上海去制裝，説北京做的旗袍不好看。鄧大姐不同意，她説：“五四運動後，中國婦女反對當花瓶，走出廚房，要求自由解放，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今天，全國解放了，男女平等，生活也逐漸好了。我們的女同志可以穿戴得好一點，打扮一下，我也不反對。但是，我們國家還很窮，我們又是國家領導人的夫人，有代表性，全國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們，我們一定要注意樸素大方，不能脱離羣眾。對外，我們只要具有社會主義新中國婦女的風格，也會受到人家的敬重。我們做衣服，北京也有好裁縫嘛，為什麼非要到上海去做？説到借首飾，我們怎麼能夠比得過資產階級和皇親貴族呢？”

這時，我插了幾句話，我説：“大姐，我在印尼看到沙特阿拉伯大使夫人兩隻手上帶着六個鑽石戒指，蘇聯大使夫人告訴我，那些‘戒指’至少可以買六輛高級小轎車。沙特大使夫人的兒媳戴的兩個鑽石耳環、一條項鍊也很大，據説可買三四輛高級車。”

有同志問：“我們沒有真首飾，戴假的行嗎？”

大姐説：“我們不能那樣做，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們如去故宮借高級首飾戴上去和人家比，我們是革命者，把自己放到什麼位置上去了？對內對外影響也不會好。”

鄧大姐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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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大使夫人回憶錄》（1991出版）

作者 | 朱霖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