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美國十年槍支管制失敗路_風聞

2013年4月17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白宮玫瑰園發表講話，副總統喬·拜登在旁邊。與他們一起的還有前國會女議員加布裏埃爾·吉福茲以及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受害者的親屬。被稱為曼欽-圖米的槍支管制法案在那天被否決。

在數千起大規模槍擊事件中，包括本週發生在德克薩斯州一所小學的槍擊事件，拜登在制定重要槍支立法的失敗努力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2013年4月的一個週三，加布裏埃爾·吉福茲（Gabrielle Giffords）和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參議院大樓外的私人辦公室裏擠在一起，看着擴大槍支購買背景調查範圍的法案以令人震驚的失敗告終。

吉福茲曾是一位民主黨議員，2011年在亞利桑那州的一次活動中頭部中彈後出現了語言障礙，當她看着包括五位民主黨參議員在內的46位前同事投票反對被非正式稱為曼欽-圖米的槍支管制措施時，她既憤怒又悲痛。

這個槍支法案是在4個月前康涅狄格州紐頓市桑迪胡克小學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後出台的，事件導致20名兒童和6名成年人死亡。現在很明顯，即使是20名一年級學生被屠殺，也無法促使這個國家改變其槍支法。

彼得·安布勒（Peter Ambler）在吉福茲被槍擊前五天剛剛成為了她的國會工作人員，之後為她的反對槍支暴力組織Giffords工作。他説，拜登同情吉福茲，他告訴她，看到由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喬·曼欽三世（Joe Manchin III）和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參議員帕特里克·圖米（Patrick J. Toomey）共同提出的背景調查法案失敗，他理解這是多麼痛苦。

但拜登也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他告訴吉福茲，投票失敗將激怒美國人民，促使他們採取行動防止槍支暴力。安布勒回憶拜登説：“這實際上將幫助你發起一場運動。”

拜登的樂觀是錯誤的。據追蹤槍支暴力的非營利組織槍支暴力檔案（Gun Violence Archive）的數據，自桑迪胡克事件以來，美國已經發生了3500多起大規模槍擊事件（該組織將大規模槍擊事件定義為造成4人或4人以上傷亡的事件）。

槍擊案几乎觸及了美國生活每一個可以想象到的部分：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座黑人教堂（2015年）；加州聖貝納迪諾的一個政府資助的非盈利中心（2015年）；奧蘭多的同性戀夜總會（2016年）；拉斯維加斯鄉村音樂節（2017年）；佛羅里達州帕克蘭的一所高中（2018年）；匹茲堡的猶太教堂（2018年）；德州埃爾帕索的一家沃爾瑪超市，幾小時後，在俄亥俄州代頓一個受歡迎的夜生活走廊（2019年）；亞特蘭大的亞裔按摩院（2021年）。

5月14日，布法羅黑人社區的一家超市發生種族主義襲擊，造成10人死亡，大規模槍擊事件再次成為新聞。

週二，德州烏瓦爾德市羅布小學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至少19名學生和兩名教師死亡。槍手是18歲的薩爾瓦多·拉莫斯（Salvador Ramos），他在現場被警察擊斃。

從桑迪胡克到布法羅再到烏瓦爾德的近十年時間裏，**儘管議員們偶爾會在發生特別慘痛的槍支悲劇後重新啓動槍支管制的討論，但國會試圖大幅改變槍支政策的努力屢遭失敗。拜登在許多失敗的努力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先是在奧巴馬手下擔任副總統，而後是作為總統時。

拜登經常吹噓他在通過1994年的攻擊性武器禁令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該法案包括一個10年的“日落”條款，這意味着該法案在國會沒有續期後自動失效。

桑迪胡克事件之後，奧巴馬任命拜登為他在槍支問題上的負責人。拜登領導了一個團隊，提出了近24項奧巴馬簽署的槍支行政措施，但曼欽-圖米的失敗他同樣有份參與。

現在，作為總統，拜登還沒有從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推動任何旨在防止大規模槍擊事件的重大立法。大多數共和黨人仍然反對任何擬議中的改變，認為新的限制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頻率幾乎沒有影響，而且會侵犯美國人攜帶武器的憲法權利。

2012年12月，人們聚集在白宮外守夜，紀念桑迪胡克小學的遇難者。

拜登在最近一次大屠殺發生後從布法羅返回時説，他在槍支管制方面可以實施的“行政手段不多”，並在提到1994年的攻擊性武器禁令時説，“我必須説服國會，我們應該回到我多年前通過的內容。”

他還承認，在桑迪胡克事件發生近10年後，他仍然面臨着政治阻力。

拜登在登上空軍一號飛回華盛頓之前補充説：“答案將非常困難。將非常困難。但我不會放棄嘗試。”

“這並不容易”

2012年，在桑迪胡克事件發生5天后，聖誕節前6天，奧巴馬向記者發表講話，承諾“使用這個政府的所有權力”來幫助防止更多的槍支悲劇。

拜登站在他的右肩後，奧巴馬宣佈，他已經要求副總統領導一項努力，在明年1月之前提出一套具體的提案，以遏制槍支暴力。

奧巴馬説：“這並不容易，但這不能成為不去嘗試的藉口。”

拜登也投身其中。拜登當時的一名高級政策顧問説，他和他的團隊舉行了大約200次會議。由於涉及私人談話，這名顧問要求匿名。拜登和他的團隊聚集了內閣官員、政策專家、現役軍人、退伍軍人、户外運動愛好者、槍支暴力預防組織、警察，當然還有桑迪胡克的家庭。

拜登當時的副幕僚長沙伊拉·穆雷（Shailagh Murray）説：“我們在盡一切努力減少有人獲得武器並殺人的可能性。這可能是我在那裏的整個時間裏，我們在辦公室進行的最具實質性的活動，來自政府的所有人都參與了。”

馬特·貝內特（Matt Bennett）是民主黨智庫Third Way的聯合創始人，他幫助桑迪胡克小學的一些家庭在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尋找出路。他説，拜登和他的團隊“定期召開會議，搜索聯邦法規的每一個角落和縫隙，以找出他們可以用這支筆做什麼，他們做了他們能想到的一切，但還是不夠多。”

到1月中旬，拜登制定了打擊槍支暴力的全面路線圖，奧巴馬宣佈了23項行政措施，包括指導美國疾控中心研究槍支暴力的原因；在全美範圍內發起負責任的槍支擁有運動；為執法人員、急救人員和學校官員提供針對活躍槍擊情況的適當培訓；發起一場關於心理健康的全國性討論。

在國會山，曼欽——一個在西弗吉尼亞州槍支環境下長大的驕傲的擁槍者——被槍擊事件深深打動，正在尋找一個共和黨夥伴來幫助起草一份兩黨支持的槍支法案。

2013年情人節，曼欽和圖米一起飛往匹茲堡參加能源會議，兩位來自鄰近州的參議員在飛機上聊天后，關係親近了起來。

一個月後，曼欽在華盛頓的聯合車站遇到了圖米，他提出了合作達成槍支法案的想法，並滿懷熱情地回到了國會山。“他走進辦公室説，‘圖米願意加入，’”時任曼欽公關總監的喬納森·科特（Jonathan Kott）説。

在很多方面，圖米都是一個自然的選擇。和曼欽一樣，他也擁有槍支，並且在全國步槍協會（NRA）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但兩黨協議也承諾了潛在的政治回報。

“以前，人們認為賓夕法尼亞州比現在更藍一些，我認為圖米考慮的是郊區選民，他希望與這些選民達成協議，成為賓州長期的政治角色，所以我認為這是他在政治上看到的好處，”布賴恩·法倫（Brian Fallon）説，他當時是參議員查爾斯·舒默（紐約州民主黨）的通訊主管。

對於許多槍支管制的倡導者來説，曼欽和圖米提出的妥協方案非常温和，温和到了幾乎沒有任何鋒芒的程度。該法案將背景調查擴大到大多數槍支銷售，但也放寬了一些現有的槍支限制——當時國會山的一名資深共和黨工作人員稱之為“第二修正案甜味劑”——以努力安撫全國步槍協會，防止其積極遊説反對該法案。

但在其他支持槍支的團體，如美國槍支擁有者（Gun Owners of America），站出來反對這項措施後，全國步槍協會也站出來了。

“從政策的角度來看，為了讓曼欽和圖米支持它，這個法案的濃度被不斷稀釋，但好處是它總歸是一件事，而且在槍支問題上已經很久沒有做任何事情了，所以如果能做任何事情，將是對NRA的一個勝利，”法倫説。“它將具有象徵意義，因為它將為推動槍支問題的發展打開大門。”

當時參與討論的幾位人士説，在國會大廈蜿蜒通過的曼欽-圖米提案中，拜登被完全排除了。

“我不記得他參與了，”法倫説。他説，與移民問題類似，奧巴馬-拜登政府的做法是，“讓議員們做自己的事，看看他們能拿出什麼來。”

盟友們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為之，因為白宮擔心奧巴馬或拜登過多地參與國會事務會嚇到共和黨人。

不過，一些人對拜登的不作為感到失望。

“拜登的角色是一個笑話，”一名前民主黨參議員助理説，他要求匿名，以坦誠地分享意見。“拜登沒有爭取到一票。曼欽爭取到了圖米，而曼欽是真正把事情聯繫在一起的人。”

不過，曼欽和拜登在整個過程中都在保持聯繫，拜登分享了他在幫助通過1993年的《布雷迪手槍暴力預防法案》和1994年的攻擊性武器禁令時學到的經驗教訓。

一名曾在副總統時期為拜登工作，目前仍在白宮任政策顧問的資深人士説，“他肯定一直在打電話，給參議員打電話，直到最後一刻。”他要求不具名。

事情很快變得明朗起來，對於曼欽-圖米來説，要想通過60票的阻撓議事門檻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一些共和黨人指出，他們已經在其他熱點文化問題，比如同性戀權利和移民上表達了支持，他們擔心如果再在控槍議題上投出支持票，自己的基本盤會受到政治打擊。

安布勒説：“當時，很多共和黨人肯定覺得‘文化變革’太多太快了。他們覺得自己的政治中沒有任何空間來佔領任何額外的領土。”

最終，這項法案在2013年4月以54票對46票被否決，只有包括圖米在內的四名共和黨人最終支持這項法案。

四名民主黨參議員——蒙大拿州的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阿拉斯加州的馬克·貝吉奇（Mark Begich）、北達科他州的海蒂·海特坎普（Heidi Heitkamp）和阿肯色州的馬克·普萊爾（Mark Pryor）——也投了反對票。這樣的抉擇似乎並沒有對他們的仕途帶來好處，後來當中三人在競選連任中落敗，鮑卡斯成為了大使。當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里·裏德（內華達州民主黨）支持該法案，但由於程序上的原因投了反對票。

鮑卡斯和拜登是親密的朋友，他們自上世紀70年代末就在參議院共事。在一些人看來，鮑卡斯的反對票突顯出拜登在這個問題上缺乏影響力。“鮑卡斯沒有為他的夥伴拜登挺身而出，這相當令人吃驚，”這位前民主黨參議員助理説。

貝吉奇的幕僚長戴維·拉姆瑟（David Ramseur）説，貝吉奇是“阿拉斯加的產物，是全國步槍協會的終身會員，是第一個在阿拉斯加獲得隱蔽持槍許可證的人。”但貝吉奇當時也有一個年幼的兒子，和全國幾乎所有人一樣，他深受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的影響。

拉姆瑟説，他清楚地記得桑迪胡克小學的父母來他們的辦公室遊説。“我現在還保留着一個上面寫着他兒子名字的橡膠手環，我每天在車裏都會看着它，”他説，他指的是其中一位父母送給他的紀念品。“這是一次艱難的投票。”

民主黨的憤怒主要集中在海特坎普身上，他當時剛剛當選，而且直到2018年才需要再次參選，原本並不需要擔心投票帶來的直接影響。

據兩名直接瞭解那次會議的人士透露，吉福茲一直在遊説她的前同事投票支持曼欽-圖米，在一次會議上，她敦促海特坎普支持這項立法。由於披露了一段私人談話，這兩名人士要求匿名。他們説，海特坎普含淚表示，她相信投票支持該法案是正確的。但知情人士説，海特坎普最終告訴吉福茲，她不能支持該法案，暗示政治對她來説太難了。

2013年4月16日，前國會女議員加布裏埃爾·吉福茲和她的丈夫馬克·凱利在國會山會見參議員喬·曼欽三世（左）和帕特里克·圖米（右）。

海特坎普的發言人泰莎·古爾德（Tessa Gould）當時是她的幕僚長，她對這種説法提出了異議：“這次會面不僅沒有發生，而且這種描述完全不符合海蒂的想法，也不符合我們當時對法案的內部討論。”

投票結束後，奧巴馬稱這是“華盛頓非常可恥的一天”。

曼欽當時的助手科特説，他的結論是，重要的聯邦槍支管制立法幾乎註定要失敗。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眼睜睜地看着20個那麼小的小孩子被謀殺，而我們什麼都沒做，”他説。然後一個月又一個月，每當新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時，人們都會問，“你會重新把法案拿出來嗎？”回答是：“還能怎麼推？我們現在的票更少了。”

“我們必須停止這種無稽之談”

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相信，是前總統唐納德·川普與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電話阻礙了國會近年來通過槍支管制立法的最佳時機。

墨菲是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初級參議員，他認為槍支管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項目。他説，在桑迪胡克事件發生後的十年裏，每當出現一起特別嚴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後，聯邦政府就會發生採取行動防止槍支暴力的言論。

但在他看來，最有希望的機會出現在2019年8月，在埃爾帕索和代頓連續發生槍擊事件後，這兩起事件總共導致3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墨菲説，在那之後，他和其他幾名參議員開始與當時的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P. Barr）就一項協議進行談判，將背景調查擴大到所有商業銷售。他説，他們還與川普進行了45分鐘的交談，之後川普指示他的工作人員起草背景調查法案。

但在9月，有消息透露，川普曾向澤倫斯基施壓，要求他調查拜登——當時是他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的對手——以換取軍事援助，有關槍支的討論就此停止。

墨菲説：“澤倫斯基的電話被公開了，一旦我們走上了彈劾的快車道，那些談判就再也沒有開始。”

川普執政的年代還出現了其他幾個潛在機會。2017年10月，一名槍手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的一個鄉村音樂節上開槍，造成50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槍手使用了一種名為撞火槍托的裝置，這種裝置可以讓半自動步槍更容易更快地射擊，次年12月，川普的司法部禁止使用撞火槍托。

川普政府後來還試圖發佈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可能會將有助於穩定射擊目標的撐臂穩定器定為非法，但最終在白宮內部、共和黨人和槍支權利組織的強烈抗議中撤銷了指導意見。

2018年初，帕克蘭的馬喬裏·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發生槍擊案，造成17人死亡。槍擊事件發生一週後，川普會見了帕克蘭的一些倖存者和家屬，手裏拿着一張便條卡，上面用記號筆潦草地寫着一些提示，比如“我們能做些什麼讓你感到安全？”和“我聽到了。”

2018年2月，在白宮，唐納德·川普總統拿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他與佛羅里達州帕克蘭校園槍擊案倖存者會面的提示詞。

接下來的一週，在與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的會議上，川普反對全國步槍協會，呼籲“全面”槍支立法。他警告共和黨同僚，他們不能被強大的槍支組織“嚇到”，並一度建議，“先繳槍，然後再通過正當程序。”

“是時候了，”川普對這些人説。“我們必須停止這種胡鬧。”

但第二天，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接待了全國步槍協會的頂級説客——兩人後來在推特上都稱這次會面“很棒”——政府層面所有被帕克蘭槍擊事件帶動的勢頭似乎都結束了。

槍支暴力預防組織Brady的主席克里斯·布朗（Kris Brown）記得當時與民主黨參議員交談時，認為川普和他的團隊可能會在聯邦立法方面提供幫助。

布朗説，他們認為**“也許這對我們來説是一個機會——這個機會總共持續了24小時。”**

“發生前和發生後的時刻”

布法羅槍擊事件後，曼欽再次呼籲國會接受他近10年前達成的兩黨背景調查協議。“如果你連曼欽-圖米提案都不能通過，那你怎麼能為其他議案爭取到足夠多的選票呢？”曼欽告訴記者。

但這似乎也不太可能。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圖米表示，拜登和他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就槍支立法事宜聯繫過他。不過，圖米補充説，他“並不感到震驚”。他説，他曾試圖與白宮就其他問題進行接觸，但一直未能讓拜登接聽他的電話。

他還表示，他懷疑布法羅的悲劇是否會推動一項有意義的聯邦槍支法案。

圖米説：“**我從不説不，但我不認為拜登總統能做什麼或説什麼。**政治動態就是這樣的，一個受歡迎的共和黨總統在推動槍支法案時將有更多的機會。民主黨總統在這方面的立場並不合適，尤其是像拜登這樣不受歡迎的總統。”

不過，拜登的盟友和顧問表示，他認為槍支管制是一個關鍵問題。

政府官員説，拜登帶着一項應對槍支暴力的激進計劃入主白宮，自上任以來，他已經宣佈了有關這個問題的四套行政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打擊“幽靈槍”，促進安全儲存槍支，為加強警察力量和擴大社區暴力干預項目提供聯邦資金。

2021年6月，拜登發佈了一項減少槍支犯罪的議程，在一定程度上呼籲各城市和各州使用美國救援計劃（American Rescue Plan）的資金來保障公共安全。白宮官員表示，該法案中的100億美元已經用於預防犯罪。

布法羅市Tops超市外，這裏是5月14日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現場。

拜登還試圖説服參議院確認美國煙酒槍械及爆炸物管理局的負責人。自2015年以來，該職位一直沒有得到參議院確認的領導人。他的第一位提名人大衞·奇普曼（David Chipman）在遭到兩黨反對後退出，但白宮還在積極推動總統的第二位提名人、前聯邦檢察官史蒂夫·德特爾巴赫（Steve Dettelbach）。

“雖然人們對這屆政府有很多不滿，但在我看來，拜登是我們在解決槍支暴力問題歷史上最偉大的倡導者，因為他採取了一種更全面、更完整的方法。”社區司法行動基金的執行董事格雷格·傑克遜（Greg Jackson）説；該基金致力於結束有色人種社區的槍支暴力。“這不僅僅是對一個時刻、一次槍擊或一個媒體報道的反應。這是一個整體。”

對墨菲來説，美國尋求結束槍支暴力的故事仍然充滿希望。他説，反槍支運動真正開始於2013年，他認為，“你需要建立政治權力，才能實施重要的社會變革，而且不用擔心爭議。”

墨菲説：“我認為我們在過去九年裏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我在某種程度上把桑迪胡克事件看作是發生前和發生後的時刻。”

然而，之前和之後看起來驚人的相似。例如，布法羅槍手和桑迪胡克槍手使用的是同一種武器——一把Bushmaster XM-15半自動步槍。據稱，嫌疑人在一份網上文件中寫道，他對彈匣進行了修改，以容納更多彈藥。

《紐約時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