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從學軍與二中的互掐看名校的底藴_風聞

從學軍與二中的互掐看名校的底藴

金新

    5月適值杭州學校招生季，為了生源，學軍與二中互掐不已。有人説：“這是一場教育暴發户與破落户的生死搏鬥！”

    竊以為：這兩個喻體不理性、不文明，與教育格格不入；即便比喻成立，暴發户與破落户也分別有低端與高端之分。

    記得前幾年某央媒曾報道一則趣聞：“某小學文化底子的暴發户有錢後吃喝嫖賭抽，唯獨不讀書，腹中空空然也。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暴發户到印刷廠重金訂購了一大批裝潢精美的中外名著，把它們存放在一長溜書櫥裏顯擺，一次有個採訪記者見之愛不釋手，可打開廚門才發現，原來都是一個個硬紙板做成的輕飄飄的書殼。”

     記得在《心靈雞湯》這一全美連續蟬聯一百零八週的冠軍書裏看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家出售布丁的商店每到聖誕節，就會允許顧客把各色布丁都嘗完後再決定是否購買。有一位老紳士，每年都要光顧，各樣的布丁他都要嘗一下，儘管他從來什麼也不買。這位老先生衣冠破舊，卻十分整潔。他狼吞虎嚥地品嚐各色各樣的布丁之際還會偶爾停下來，從他那件破舊的外套的前胸口袋裏，文明地掏出一條破爛可摺疊整齊的大手巾，擦擦他那紅紅的眼睛。‘這一種味道很好。’他宣稱。當他嘗另一種時又説：‘這種也不錯，只是稍欠鬆軟。’自始至終都很明顯，他真心誠意地相信自己最終會從中挑選一種的。他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在欺騙商店。可憐的老紳士，他已經家道破落，從前他也能夠來選購他最喜愛的布丁，然後夾在腋下拿回家去。自打家境衰敗以來，就只能到商店裏來‘吃白食’了。出售聖誕節物品的商店裏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老頭兒矮小黑色的身影顯得非常不相稱。有個暴發户見了突然動了惻隱之心，走上前去説道：‘先生，我願意為您買一個品種的布丁。’他驀地往後一退，彷彿被什麼東西刺痛了似的，那滿是皺紋的臉孔一下變得通紅。‘對不起，’他説，其神態之高傲，遠非根據其外表所能想象得出，‘我想我與你並不相識。無疑你是認錯人了。’他於是當機立斷，轉向售貨員，大聲説道：‘勞駕把這一個替我包裝一下，我要帶走的。’他指了指最貴的一種布丁。為了顧全‘體面’，他不得不掏盡了他那破舊的名牌皮夾裏下個星期所有的生活費，買了一小塊最貴的布丁。”

     在全國應試一片紅的教育環境下，學軍與二中的“競爭”，實在讓明智者悲哀。

   “競爭”在教育領域有其特殊性。教育的特徵就是慢，是一門慢的藝術。教育要慢，寧慢勿錯。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法國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盧梭指出：“最重要的教育原則不是愛惜時間而是浪費時間，誤用光陰比虛擲光陰損失更大，教育錯了的兒童比未受教育的兒童離智慧更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競爭必須以“慢工出細活”為前提，避免產出高分低能的次品。

     同一種教材，同一張試卷，所不同的只是所謂的“地獄”與“天堂”的“高壓”與“低壓”的管理自嘲抑或自滿，“半斤八兩，黃魚水鯗而已！

     看了《新讀者選刊》一篇名為《北大001號天才至死評不上職稱，左手殘廢癌症晚期，卻玩命為中國拿下五個世界第一》，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北大數學達摩院，被稱為‘北大四大瘋人院’之首，孕育出了‘韋神’韋東奕，也孕育出一位，博士編號001的數學天才。他是中國數學競賽史上，最玩命的‘賭徒’，左手殘廢，癌症晚期，拖着這樣的軀體，他為中國拿下了五個世界第一！拼了命換來這世所未有的至高榮譽，卻至死評不上一個職稱，留給全中國一個泣血之問。他，就是張築生。”

     數學天才為什麼在北大評不上職稱？

     1995年，他受命擔任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一身肝膽，滿腔熱血，左手殘廢，半身癌細胞，拖着這樣病軀的張築生，領着中國一幫數學尖子，從加拿大轉戰到阿根廷，在70多個參賽國中，他帶着中國隊連拿五屆總分第一，三次所有參賽選手都獲得了金牌。然而，這在北大根本算不上學術成果，在數學界屁也不是！

     想想真替張築生憤憤不平，他要是在學軍與二中，估計要被捧上天啦！不要説特級教師、正教授，你就是想要“天鵝肉”都應該沒問題！

     不過，北大的這種規定不無道理——

     我國曾組隊參加一個世界性的數學競賽，在參賽的21個國家中，解題正確率名列第一，而創新能力竟位居倒數第五，被國外有關專家戲稱作“計算機”。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計算機恰恰是被具備創新能力的人所發明創造的。

      缺乏創新抑或沒有創新的教育，是令人窒息的教育。多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劉堅副教授便痛心疾首地説：“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獲獎的不少人不願繼續從事數學研究，個別人甚至表示一輩子不願意接觸任何數學符號。”賽前殘酷無情的強化訓練，依賴的僅僅是機械煩瑣的題海戰術。這不僅泯滅了孩子們探究科學的慾望，還深深傷害了他們幼小的心靈，致使產生了強烈的厭學心理。在學校中，孩子處於極端被動的地位，一旦由自發而自覺，勢必頑強地反抗教育專制，走向成人願望的反面。於是，一個應試教育的怪胎便降臨在一片急功近利的土地上：參加國際數學“奧賽”，我國的金牌總數常常高居榜首，在我們為之歡呼雀躍的時候，國家卻正在為屢現數學人才斷層而苦惱。

     舉的是數學個例，實在具有普遍意義。時下大凡與競賽或中考、高考密切相關的學科，幾乎全在相當程度上與創新分道揚鑣，語文尤其快速：一門以創新意識為生命的學科，正在ABCD的選擇中，橫遭中國古代最嚴厲的酷刑：駟馬分屍！

     中國曾是個出教育“瘋子”的國度，國學大師章太炎、劉師培、黃侃都是不可一世的教育狂人。於是乎，某個時期便出了一批貨真價實的教學起點與師資力量各具鮮明特色的名校——

      中國文字、音韻、訓詁、文獻學家周祖謨1930年進入北京師大附中高中男部，1932年畢業。燕孫先生在《往事自述》裏回憶道：理科班有微積分，高等數學，他選的文科班，“除學習先秦諸子以外，還兼授文學史，如董藩先生（魯安）講《楚辭》，夏宇眾先生講《中國詩史》（陸侃如、馮沅君編，上海大江書店出版），選課中孫雲生先生講社會學，吳三立先生講文字學，劉祝三先生講歐美名家小説選，高博彥先生講中國近代史。在外文方面，除英語外，還設有德文和日文作為第二外語。”

     甲骨學家、史學家胡厚宣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學，張世林《家學與師承》(第一卷)透露説：“這所中學特別注重國文，設有必修國學一課。一年級讀《曾文正公家書》和《論語》，二年級讀國學概論，三年級讀中國文學史，四年級讀《説文》部首和諸子百家之書。”

     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季羨林1926年初中畢業，在正誼中學讀過半年高中後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希逋先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鏡子》中介紹説：“學校教國文的兩位教師，有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的是《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

  ……

     讀一讀民國史學者傅國湧的《過去的中學》，分享一下胡適的《我在澄衷學堂》、茅盾的《辛亥前夕的湖州中學》、錢穆的《常州府中學堂》、周有光的《常州中學的預科》、冰心的《我入了貝滿中齋》、阮毅成的《“五四”時代的杭一中》、于光遠的《古老而自由的北京三中》、汪曾祺的《我的初中》、趙儷生的《我在青島膠濟鐵路中學》、資中筠的《何謂素質教育——憶母校天津耀華中學》、何兆武的《雜憶北京師大附中》、何炳棣的《追憶南開中學》、周汝昌的《南開歲月》、鄭家駿的《南開，在沙坪壩》、聶華苓的《嘉陵江上的國立十二中》、藍英年的《滹沱河之歌》等，晚清以降新學興起而名校紛呈之百年曆史就會在我們的腦海裏形成一幅令人肅然起敬的畫面，以至於今日之所謂名校在眼前“作鳥獸散”。

      傅先生曾經在温州某中學做過語文教師，充當教育屠夫；他的孩子曾經在杭州某名校受過應試“洗禮”，其《過去的中學》一書實在是“救救孩子”的由衷吶喊。

      近現代史上，中國教育家輩出，僅僅一所小小的上虞春暉中學就彙集了一大羣——

    “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潛、豐子愷、劉質平、劉薰宇、葉天底、張孟聞、範壽康等先後在此執教，實行教育革新，推行‘人格教育’、‘愛的教育’、‘感化教育’和‘個性教育’等；蔡元培、黃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亞子、陳望道、張聞天、黃賓虹、張大千、葉聖陶等來此講學、考察，推行新教育，傳播新文化。春暉由此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藴，奠定了堅實的名校基礎。學校一時聲譽鵲起，有‘北南開，南春暉’之説，成為中國教育的一顆璀璨明珠。”

      半個多世紀以前,魯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有着嚴重的“闊祖宗情結”,一次次宣稱“我們祖先也闊過”, 遺憾的是歷史與今日之春暉中學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致使其亦染上了這一精神陋習，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教育的縮影。

      行文至此，聊以北大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不久前面試中國名牌重高一些所謂學霸們後的一句感嘆話，來作“豹尾”而振文末以醒某些所謂的名校吧——

   “他們看上去太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點；他們看起來也太像了，就像是一個模具打造出來的一組傢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