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灣書評|瑪麗·比爾德 《古羅馬史》中的富人與窮人_風聞

《港灣商業觀察》喬鋭

英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古典學家之一、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瑪麗-比爾德的這部《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部古羅馬史》對這個經歷了王制、共和制、帝制並持續存在超過千年的國家，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而對於今日的讀者們來説，書中那些“羅馬的軍事擴張、移民、宗教衝突、社會流動和剝削等問題，我們時時都會看到今日世界的影子。”

包括《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書評》、《華爾街週刊》等眾多國際媒體把這本書評為2015年最佳圖書，它還被全球超過20種語言所翻譯出版。

身份性

羅馬的締造者羅慕路斯和他的雙胞胎兄弟雷慕斯的形象，直到今日依舊被認為是羅馬起源的標誌。但對於雙胞胎的出身，從古至今的作家們從未停止過討論。瑪麗-比爾德教授認為，“維繫於這個故事之上的，並不僅僅是該城最初如何形成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身為羅馬人意味着什麼，哪些具體的特點定義了羅馬民族--同樣不容忽視的還有，他們從祖先那裏繼承了什麼缺陷和缺點。”

廣為流傳的版本是，雙胞胎是“戰神馬爾斯”（神話人物）強暴貞女祭司所生。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對此存有懷疑，他認為戰神可能只是用來掩蓋純粹人類情事的便利藉口。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若説羅馬的“開國太祖”是貞女祭司的孩子，難免在合法性及合理性上有待考究。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下，不夠名正言順的出身也不好指揮古羅馬的暴徒們--畢竟羅馬的第一批“公民”都是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賤民、逃亡奴隸、被宣判的罪犯、流亡者和難民等。

要想做“開國大帝”，光是戰神的私生子似乎還不夠。在貞女祭司剛生下雙胞胎後，就命人將雙胞胎扔到附近的台伯河淹死。而就在盛有雙胞胎的籃子被大水沖走前，一頭母狼營救了他們，並哺育了這對雙胞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對於今日的我們來説，當然可一笑置之。

李維當然也對這則故事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在拉丁語中，“母狼”（lupa）一詞在口語中也被用來表示“妓女”。那麼羅馬的締造者是否是由當地的妓女撫養長大的，也未可知。當然，對所有人來説，被妓女養大的領袖和被狼養大的領袖，一定是後者更為人所青睞。

這些“君權神授”我們一定不陌生。從劉邦之母夢到神龍後懷孕，到趙匡胤出生滿屋金光四溢，就連“織蓆販履之徒”劉備，都靠着有一個“劉皇叔”的身份增加博弈籌碼。

説回羅馬，被認為殺死自己親生父親凱撒的布魯圖斯，似乎也正印證了瑪麗-比爾德教授所説的“他們從祖先那裏繼承了什麼缺陷和缺點”。在羅馬城選址的問題上，雙胞胎兄弟羅慕路斯及雷慕斯發生分歧，經過了一系列的爭執及對立行為，羅慕路斯殺死了自己的雙胞胎兄弟，從而成為以他名字命名（羅馬）的地方的唯一統治者。“當他揮出殺害兄弟的可怕一擊時，他呼喊道：‘其他任何跳過我的城界之人也會死去。’”

在現代史學家試圖解釋明顯多餘的雙胞胎設計時，提出這指向了羅馬文化中的基本二元性，或許這可能反映羅馬後來總是有兩位執政官的事實。比爾德教授認為，這些故事的背後，“隱藏着某些後來的羅馬歷史中最重要的主題，以及某些處於羅馬人內心最深處的文化焦慮。”

除了家庭間的內戰，還有一個較為典型的，是羅馬婚姻的性質。

由於羅慕路斯建羅馬城時，跟隨他的都是賤民、逃亡奴隸、被宣判的罪犯、流亡者和難民，一眼可知，最初的羅馬人都是男性為主。為了延續“王國”，羅慕路斯邀請了周圍的拉丁姆地區的薩賓人和拉丁人全家來羅馬參加宗教節日和娛樂活動。“活動進行到一半時，她指示手下綁架了來客中的年輕女性，把她們搶回家做妻子。”對於被劫年輕女性的數量，不同的估計數字是從“30人到683人不等”

為了使“羅馬人”得以繁衍，為了使羅馬城千秋萬代，羅慕路斯下令搶女做妻。

此後的羅馬史學家，對早期羅馬人的這種行為做了辯護的努力。李維認為，羅馬人有權迎娶對方的女兒，也就是“通婚權”，而此後的行為是對領邦“不理智行為做出的回應”。也就是説，只因這個請求被無理拒絕，羅馬才訴諸暴力。這又是一場“正義之戰”。

富人與窮人

社會層面，該書也提出了：“無論貧富，所有人都認同富有是令人渴望的狀態、要儘量避免陷入貧窮；窮人對未來的憧憬也不是重塑社會秩序，而是讓自己能在更接近財富頂峯的地方擁有一席之地。”

在該書第十一章，瑪麗-比爾德教授的筆下是這樣描寫富人和窮人。富人：

在帝國各地，富人們通過為自己建造龐大而昂貴的宅邸來炫耀財富，衡量標準不是建築面積，而是屋頂上的瓦片數量（有法律規定，想要成為地方市議員，你需要擁有一座屋頂有1500塊瓦片的房子）。從絲綢到東方香料，從能幹的奴隸到昂貴的古玩，這些人沉迷於許多能用錢買到的帶來快樂的東西。他們還通過資助當地社羣的設施建設來炫富。

我們非常瞭解作為羅馬世界的特權階層的有產者。留存至今的幾乎所有古代文學作品都是他們創作的。甚至像尤維納爾之類有時自稱社會地位低下的作家事實上也生活優渥，儘管他們對當頭澆下的夜壺頗有怨言。此外，從宏大房屋到新建劇場，在考古記錄中留下絕大部分印記的也是富人。在帝國各地，富人總數粗略估計可達30萬人，包括相對富裕的當地大亨和大城市的財閥如果算上他們的其他家庭成員，總人數還要大得多。假設公元后前兩個世紀裏的帝國人口為5000萬到6000萬人之間，那麼作為絕大多數的那99%的羅馬人的生存狀況、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是怎樣的呢？

窮人：許多羅馬城鎮的周邊地區可能與現代的“第三世界”城市的郊區相差不大，遍佈違章定居點或棚户區，那裏的居民處於飢餓邊緣，乞討差不多是和工作一樣的維生手段。羅馬道德學家們經常提到乞丐（大意是最好無視他們），而在一組反映當地廣場生活的龐貝壁畫中，有個畫面描繪了一名帶着女僕的時髦貴婦正向一位牽着狗的駝背乞丐施捨小錢，她沒有遵從道德學家的建議。

對一幅描繪廣場生活場景的壁畫（現在已經嚴重褪色）的臨摹，來自龐貝城的尤利婭·菲利克斯之屋（House of Julia Felix，公元1世紀）。這是罕見的關於羅馬世界中富人和窮人互動的畫面。長鬍子的乞丐無疑“窮困潦倒”，襤褸的衣衫無法完全遮蓋他的身體，並與一條狗為伴。

或許，我們可以説，“貧富”可能是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永遠無法消滅的現象，不同時代的貧富差距，或關於人的尊嚴，亦有所不同，古羅馬時期與今天全球所面臨的貧富差距，形式表現雖然不同，但依然嚴峻。

國際頂尖資產管理機構橋水創始人達利歐提出的“大週期模型”也直指貧富難題：一個週期有100到150年。在這一時期裏，由於生產力帶來的好處和機會沒有得到平均分配，貧富差距將因此產生，富人能夠為其子女提供很多好處，但窮人卻無法做到，導致制度變得不公正。

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最近也提出，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平均每30小時新增一名身家超10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幾乎每33小時就有近1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港灣財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