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教材失守的真相, 美劇三大變化的門道真是耐人尋味 | 文化縱橫_風聞

常江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導讀】**近期，小學教材插畫醜化事件引發公眾強烈關注，文化教育、文化政治再次成為關鍵議題。與此同時，過去數十年流行全球的美劇，也引起越來越多的文化政治討論。2022年3月，由楊紫瓊主演的好萊塢電影《瞬息全宇宙》引起社交媒體熱議。相比傳統好萊塢電影，該劇風格獨特，頗顯非主流。而近期上映的“未來反烏托邦”題材《愛，死亡，與機器人》第三季，受眾觀感更是兩極分化。人們發現，以往致力於傳播美國主流價值理念的美劇，近來正出現全面“個人化”的趨勢。如何理解這一變化？這一趨勢將產生何種影響？

本文基於全球電視業技術轉型的歷史進程，深入剖析當下美劇文化的三個發展趨勢——數字化、私人化和激進化，進而探討從美劇透視美國社會變遷的認知路徑。作者認為，數字化的播出和接受環境，削弱了美劇文化的大眾性，強化了其與個體文化覺醒與文化抗爭之間的關係，並使美劇價值體系與真實的宏觀社會變革建立緊密聯繫、實現同構。由此，以付費忠實用户而非大眾注意力為生存基礎的美劇，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掙脱其作為文化商品的保守屬性，而在審美和政治的維度上呈現出激進化的傾向。

作者指出，美劇仍以文化保守性為價值內核，這種保守性會因行業條件和大眾心理的變化而動搖，**但只要美劇的工業基礎——科技和資本相結合的媒體公司——不發生本質變化，其維護既有利益分配體系的文化傾向就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對美劇文化的解讀，也有助於理解數字時代中國流行文化的生態。中國當下已出現與美國相似的、隨着互聯網和數字媒體普及而生的新文化潮流，比如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複雜互動，以及文化生產與消費中的女性主義思潮，等等。這些都有待跟蹤研究和深入剖析。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原題為《數字化、私人化與激進化：技術變遷視野中的美劇文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數字化、私人化與激進化：**技術變遷視野中的美劇文化

藉助強大的電視產業和主要沿襲自經典好萊塢美學的電視藝術體系，美國電視節目，尤其是電視劇，半個多世紀以來經久不衰，不但牢牢佔據着美國人的休閒生活，還在美國之外“遍地開花”，成為20世紀最具全球流通性的文化商品之一。考察美劇及其文化流變過程，對於我們理解歷史上和當下的美國文化，有着重要的經驗價值。

本文關注美劇在過去十年的文化特徵，並據此闡釋美國社會文化和主流價值觀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的演進規律。對“劇”的內涵進行辨析並非本文主題，故**對“美劇”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以大眾認知作為依據。本文的邏輯路線如下：美劇播放和接受的數字化****（digitization）帶來了美劇作為一種流行文化形式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並最終令美劇演變為一種文化激進化（cultural radicalization）****的想象性介質。**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融合時代的美國社會文化的變遷規律做出探索性的闡釋。

▍數字化：播出機制與類型體系的變遷

數字化進程不但重塑了全球電視行業的生態，而且幾乎重新界定了“電視節目”的內涵。對美劇而言，其影響主要體現為劇集播出和接受的流媒體化，這意味着以互聯網為信號傳輸通道，以電腦、智能手機或智能電視為接收終端的數字傳播網絡全面取代傳統電訊網絡成為劇集流通的“基礎設施”。然而，數字化並不僅僅意味着一種新的播出形式，更改寫了傳統電視播出的諸多“規則”。

首先，是播出機制的更迭。**終端的變化提供了直接為內容付費的渠道，也培育了習慣為內容直接付費的觀眾羣體，從而令廣告在盈利模式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使得建基於傳統電視廣告模式的一系列劇集播出機制，如季播制（即電視劇在每年9月至次年5月的播出季中以每週一集的頻率播出）、單集故事容量限定（為確保插播廣告播出時長而將單集喜劇限定為22分鐘左右、單集戲劇限定為45分鐘左右）等，也漸漸失去效力。**如早期網絡劇的代表、奈飛公司（Netflix）播出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 2013~2018），儘管仍然延續了“季”（season）的概念，但每一季所有“集”（episode）卻是一次性上線推出的，並未採取傳統的每週一集的播出頻率，這使得“播出季”作為一種機制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盈利模式的不同是上述播出機制差異存在的根本原因：電視網的傳統廣告模式針對的是具體的“作品”，需要長期、持續地攫取受眾對某部劇的注意力方可帶來累計收益；而流媒體網站的內容付費（會員制）模式則針對整個“平台”，因此更傾向於通過令觀眾“沉溺觀看”的方式使其迅速沉迷，進而維繫持續付費的意願，“一次性上線整季”“單集容量變大”的策略顯然更加有利。

其次，是傳統類型體系的瓦解。傳統意義上的喜劇和戲劇兩大主流類型，因播出渠道的數字化和融合化而體現出“喜劇的戲劇化”的總體趨勢。傳統的喜劇類美劇以情景喜劇為代表性形式，主要通過對幽默語言的錘鍊為觀眾帶來陪伴式的放鬆。在過去十年間，越來越多的劇集，尤其是流媒體網站的自制劇，日漸傾向於在喜劇題材中融入更多的衝突性元素，並不失尖鋭地揭示社會矛盾。這種容納大量戲劇元素的新型喜劇，正成為極受歡迎的新類型。有研究者認為，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的“千禧一代”往往有着更加個人化的文化消費需求，這種需求在總體上更傾向於個性解放，且較為排斥傳統的“大團圓”“閤家歡”議程。這為傳統美劇類型體系的瓦解奠定了牢固的社會心理基礎。

總之，數字化為美劇的生產、流通和接受提供了一種新的環境或生態，令支配行業發展的各種內部結構性關係發生重組，塑造了以製播主體多元化、廣告商力量削弱與觀眾話語權提升為主要特徵的新的行業結構，進而使得一種新的美劇文化，以及一種新的“美劇-美國社會”連接方式的出現成為可能。而這種新趨勢在美劇的文本或美學上的體現，就是從敍事題材到文化議程的全面“私人化”。

▍私人化：小眾的勃興與個體的覺醒

播出機制的數字化和流媒體化帶來接受情境的私人化。過去主要由電視網（台）所主導的劇集接受的時間（嚴格按照節目時間表周播）和空間（主要在家庭起居室使用固定的電視機觀看）體系，目前已完全由每一個閲聽人個體掌握，看電視作為“起居室戰爭”的傳統微觀權力結構已在理論上終結。在正常情況下，觀眾可以以個體（而非家庭成員）身份使用任意終端、在任意時間和空間環境下觀看劇集。這對於幾乎所有類型的電視節目的文化氣質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對於有着強大的羣眾基礎和文化慣性的美劇而言，私人化的接受方式的深度影響或需持續而深入的觀察，但其當下的表層影響顯而易見，即導致了主流題材的轉型，其總體趨勢可大致概括為“小眾化”。

**美劇作為一種典型的大眾文化產品，其題材天然地被認為“理應”是大眾化的；而傳統電視觀看的家庭場景，也使得一些題材類型較其他類型更容易成為主流。若暫不考慮“喜劇”和“戲劇”的類型差異，則大致可認為家庭、犯罪、法政是傳統美劇的三大主流題材。**這固然反映了大眾對“閤家歡”和“衝突性”兩種敍事特徵的偏愛，但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社會結構的“文本反映”和美國各種社會問題的“文本解決方案”，上述題材直接承載着普通美國人對一般性的社會生活的關切——它們如同萬能的“框架”，基於“系列劇”（serial）的基本敍事模式，通過形形色色內容各異但結構相近的故事，呼應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的傳統價值觀，呈現種族、性別等維度的社會衝突，並嘗試在“社會正義”和“法治”的名義下想象一種美國式的文化和諧。**如風靡20年的警匪劇《法律與秩序》（Law & Order, 1990~2010），累計播出20季、456集，產生了大量衍生劇（spin-offs）。該劇廣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大量的故事源於真實的犯罪新聞報道，而對這些犯罪問題的解決，則基本遵循着符合基督教新教倫理的正義法則。被普遍視為美國電視史上最傑出的法政劇之一的《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 1999~2006）則迎合了兩黨制選舉體系下，美國社會對於黨爭和政府運作的“內部故事”的獵奇心理。這些劇集固然立足於對不同範疇的社會衝突的描摹，但其本質仍在於以諷刺和戲劇化等傳統文本手段，解構上述衝突真正的嚴肅性，在為觀眾提供娛樂、疏導情緒的同時，也逃避了對更為深刻的、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的關注。對此，對美國電視文化持尖鋭批判態度的Kevin Glynn有深刻的分析，他將流行的美劇題材視為當代美國“幻想民粹主義”的載體，指出其為觀眾帶來的現實參與感是以迴避真正的“現實”為前提的。

而數字時代高度私人化的接受方式，則讓傳統意義上的“小眾題材”迎來了春天。**以Netflix、Hulu和Amazon Prime為代表的流媒體平台普遍採取與HBO等付費有線電視頻道相似的訂閲模式，因此不再需要取悦一般意義上的“大眾”，以及塑造和維繫着“大眾品位”的廣告商。****在這種播出模式下，一部劇的生存取決於穩定的觀眾羣體的持續付費和深度欣賞，而非以收視率為外在數據特徵的“普遍注意力”。在這樣的技術和機制條件下，小眾題材獲得了廣闊的文化空間。**有兩類題材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巨大的文化政治效應，一是“未來（反）烏托邦”題材，二是“女性主義”題材。前者以《西部世界》（Westworld，2016~2020)、《愛、死亡和機器人》（Love, Death & Robots, 2019~）等為代表；後者以《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2017~2019）、《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 2019~）等為代表；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2017~）則融合了上述兩類題材，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這些作品不但社會批判力度更大，在形式和美學上也帶有顯著的實驗色彩，不斷通過製造疏離和冒犯迫使觀眾走出接受的舒適區，跳出固有的思維程式去反思“真正的”社會問題。流媒體網站的這種反傳統題材實驗受到了美國主流電視評價體系的高度認可，《使女的故事》僅播出4季便已獲得8項艾美獎，其中包括“最佳劇情片”；而播出了3季的《西部世界》則累計獲得過54項艾美獎提名，並最終贏得了9項。

當然，我們不能過於放大“小眾題材繁榮”這一轉型趨勢的行業意義。上文的分析更多是象徵意義上的：當傳統意義上的“邊緣”不再是“邊緣”，而在產業和美學等維度上擁有了與“中心”等量齊觀的效應，便不能不讓我們感慨技術發展中孕育的革命性力量。正是新的傳播技術及其塑造的媒介生態，令電視場域長期被“大眾”話語遮蔽的小眾審美與文化訴求得到滿足，並以推動小眾題材主流化的方式，使（廣義上的）電視文化成為數字時代個體覺醒歷程——以“AI覺醒”和“女性覺醒”為隱喻和表徵——的重要推動力。

▍激進化：與社會變革的連接

**在傳統的產業和製播體系下，電視文化長期體現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性，這是電視研究與批評學界的普遍觀點；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美劇，更是被視為“美國式商業資本主義的鼓吹者”。**儘管這樣的觀點過於絕對，但美劇的確在發展演變過程中體現出鮮明的“消弭革命”的訴求，在掩飾性別差異、對種族秩序進行浪漫化處理、固化社會階層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美國電視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考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 1984~1992），是20世紀80年代最受觀眾歡迎的劇集，連續五季佔據尼爾森收視率排名第一位，這一收視成績迄今未被突破。這部劇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劇中的主要角色均為黑人，全劇也以一個黑人家庭的成長為劇情主線。然而，在巨大的收視成功背後，該劇卻面臨着（自由派）評論家尖鋭的質疑：劇中的考斯比一家被塑造為一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其日常生活方式與同階層的白人家庭沒有任何不同，而80年代美國社會中尖鋭的種族衝突和黑人族裔貧困的現象，在劇中則完全沒有體現。這種用經濟上的成功來掩蓋更為根深蒂固的種族權力結構的文化策略，被兩位電視研究學者稱為“開明種族主義”，並且他們認為，美國電視文化長期通過這種包裝過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來掩蓋“美國夢”的虛幻本質。美劇的這種文化保守性（甚至反動性）有複雜的、多維度的成因，但在本文所採用的技術分析的視角下，則主要可以解釋為傳統電視播出和接受機制對大眾趣味及其背後的保守主義價值體系的高度依賴——既然美劇及其文化的生存取決於創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錨定大眾審美的“最大公約數”，那麼在對現狀進行合理化的前提下展開有限的、帶有犬儒色彩的“社會批評”，就成為最安全的策略。

然而，正如前文所論述的，**在數字技術的催動下，美劇體現出了接受私人化和題材小眾化的趨勢，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地帶來美劇在文化及價值體系上的突破：以付費忠實用户而非大眾注意力為生存基礎的美劇，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掙脱其作為文化商品的保守屬性，而在審美和政治的維度上呈現出激進化的傾向。**不難看到，在過去十年間湧現出的大量美劇作品對美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的揭示和批判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其劇情和人物的構成維度也遠較以往復雜。如HBO播出的、全部7季均獲得艾美獎最佳喜劇提名的《副總統》（Veep, 2012~2019），雖然在形式上大致保持着老牌法政劇的樣態，但其對美國政客和兩黨政治虛偽性的諷刺卻幾乎帶有顛覆性的色彩，幾乎不再保有對這一體制的基本温情。Netflix的《親愛的白人》（Dear White People, 2017~）則直面美國常春藤大學中的種族緊張關係與種族歧視現象，無情地嘲諷美國精英集團的偽善。當然，數字時代的美劇在總體上的激進化色彩並不必然以社會批判為外在形式，但即使是有着建設性意圖的作品，其對家庭、政治和社會中結構性問題的挖掘也較以往更加深入。如CBS的《極品老媽》（Mom, 2013~2021），即在傳統的親情框架下廣泛觸及美國社會嚴重的酗酒和藥品濫用問題，劇中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掙扎在與貧困、成癮、精神疾病和死亡的“戰爭”之中，全劇的文化氣質與上世紀90年代情景喜劇的“黃金時期”形成巨大的反差。美劇在過去十年間的全面激進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技術對傳統媒介文化的某種“激活”。原有的傳播模式的迅速瓦解，使舊的敍事和美學難以長期依靠觀眾的接受和心理慣性得以維繫。對於美劇行業來説，能否通過一整套新的文化政治圖式來重構生產體系，令美劇的價值系統與“個體覺醒”背景下的宏大社會變革議程更加緊密地關聯，也就成了一件生死攸關的事。

在具體的敍事層面，大量美劇作品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表達激進的文化政治訴求。一是“去浪漫化”，即在故事中有意識地反思、摒除傳統美劇敍事以個人奮鬥“想象性解決”社會矛盾的策略，而更多直白、悲憫地表現結構的強大和個體的無力。《老友記》（Friends, 1994~2004）的主人公菲比（Phoebe Buffay）從一個幾乎沒有讀過書的流浪兒“不露聲色”地成長為中產階級獨立女性的都市神話已經很難在當下的美劇中看到，我們看到的是《極品老媽》中的克里斯蒂（Christy Plunkett）為實現階層突破所經歷的痛苦掙扎和反覆失敗。**第二種方式是“增強可見性”，即將社會現實中被種種權力結構所掩飾的身份差異和羣體矛盾公開化，以打破白人中產階級編織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和諧圖景。**哪怕是《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 2009~2020）這樣在價值內核上仍相當保守的電視網劇集，對移民、同性戀、種族、勞工等社會問題的處理也十分坦誠，相較之下，在20世紀90年代以“觀念開放”著稱的知名情景喜劇《宋飛正傳》（Seinfeld, 1989~1998），卻從頭至尾以十分隱晦的方式表現主人公的猶太身份以避免“刺激”社會上的反猶情緒。在這個意義上，數字時代美劇文化的激進化是通過創作上更加接近文學現實主義原則實現的——這種原則堅信“藝術不應以任何理由迴避人類存在中最骯髒、最尖鋭的一面”。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在技術的發展和歷史的演進中，“主流”和“小眾”、“保守”和“激進”之間的邊界也在不斷髮生着變化，劃定這一邊界的標準則取決於特定技術和歷史條件下社會意識與文化觀念的總體“風貌”。比如前文提到過的《考斯比一家》，以及比它更早的《一家大小》（All in the Family, 1971~1979），在當時均被視為具有先鋒色彩的作品，儘管有着維護美國WASP羣體及福音派基督教正統的文化底色，但在敍事或符號的層面還是對固有的刻板印象體系構成了挑戰，為後來者開拓了更廣闊的表達空間。於是，進入新世紀後，以《老友記》、《皇后區之王》（King of Queens, 1998~2007）為代表的表現紐約大都會生活及其多元價值觀的劇集儘管廣受歡迎，卻均因少數族裔主要角色缺失、對女性和LGBT羣體的處理不當而受到批評。而在距離我們更近的作品如《摩登家庭》、《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2015~2020）**中，真正多元的、“非主流”的羣體的生活方式“反客為主”，成為“政治正確”的主流，因為它們所面對的主流收視羣體的文化觀念已經在《一家大小》《考斯比一家》《老友記》等作品的“培育”下有了相當的變化。**這實際上表明，即使美劇文化保守的“基本盤”在可預見的將來仍難以被動搖，但技術發展催生的種種激進表達策略仍在“量”的層面上緩慢改變着美劇意識形態的光譜，至少是令固有的保守主義不那麼理直氣壯。

**在美劇的文化變遷中，技術發揮作用的具體方式或許複雜而微妙，但我們仍可從總體上歸納出一個基本結論：文化產品分發渠道的分眾化，為個體對文化文本的解讀實踐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並有助於動搖曾經一體化的、大眾的，因而也就是保守的社會文化精神的觀念基礎。**信息技術的發展令文化進入了總體性視角與碎片化視角並存的時代，在這一語境下，個體的文化身份與審美經驗就算不能完全替代傳統的國家和羣體維度，也至少擁有了與後者共存的社會基礎，這就為文化突破既有認知框架、實現某種意義上的“進化”創造了條件。

當然，如果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隨着流媒體平台的日趨體制化，其文化生產也將日趨傾向於維繫（支撐其穩定盈利模式的）社會現狀，因此即使在今天看來相當激進的文化表達，也難以避免被商品化的命運。**但本文更傾向於將這一判斷視為一個“終極的”規律，它不能完全覆蓋整個過程中的每一個具體的階段和細節。在當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語境中看，美劇通過激進化表達策略所實現的與美國社會變革的更加緊密的連接，顯然有着不容忽視的政治意義，這一點不應被“終極命運”遮蔽。例如，在弗洛伊德事件及其引發的新一輪“黑命貴”（BLM）運動爆發前後，Netflix曾上線播出大量關注美國種族主義歷史和與現狀的劇集，包括《誰殺了馬爾科姆·X？》（Who Killed Malcolm X ?, 2020~）、《家庭團聚》（Family Reunion, 2019~）等，這些作品的播出至少與BLM運動有着觀念上的聯繫。美劇在文化政治上的重要性，因其適切的激進化策略而得到提升；這也為我們透過美劇去觀察、解讀美國當下的社會變遷提供了新的啓發。

▍結語

前文以全球電視業的技術革新為邏輯起點，系統探討了美劇及其文化在過去10年間經歷的數字化、私人化和激進化的演進趨勢。**在數字時代，我們透過美劇所看到的，不再僅僅是美國社會最穩固和最保守的意識形態如何藉由電視工業體系實現對自身賴以生存的大眾觀念進行再生產，更有美國社會那些最基礎的結構性矛盾如何利用“數字化”的歷史契機通過新的“劇”的形態和敍事來實現更大程度的“文化可見”。**這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理解媒體文化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有着重要的經驗價值。

社會變遷的過程是複雜的，這種複雜性要求我們在分析中盡力避免簡化論的思路。我們要看到，相比電影和其他視聽文化形式，美劇仍然是以文化保守性為價值內核的；這種保守性會因行業條件和大眾心理的“驟變”而出現動搖，但只要美劇的工業基礎——科技和資本相結合的媒體公司——不發生本質的變化，其維護既有利益分配體系的文化傾向就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劇”的敍事形態決定了其不可能如電影一樣，在技術的“賦權”下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化”面向，因此美劇文化在當下體現出的激進化色彩必然伴隨着與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大量協商與妥協。忽視傳統價值觀的強大力量，將美劇文化的“突破”置於歷史的真空加以“光榮化”，是偏頗的，也是非辯證的。

而本文對美劇文化的解讀，對於我們理解數字時代中國流行文化的生態也有啓發意義。一方面，我們在中國當下的文化場域中看到了與美國相似的、由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的普及而生髮的新的文化潮流，比如青年亞文化與主流國家文化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以及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在文化生產與消費機制中能見度的提升，等等；**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基督教福音派截然不同的保守面向，也給本文所秉持的“技術-文化”分析路徑製造了新的狀況，並呼籲更具中國本土文化意識的理論和方法的出現。**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對於“美劇之於美國文化”的分析，還是對於“美劇之於中國文化”“國劇之於中國文化”的分析，都是手段而非目標。如何在激越而富有流動性和多面性的技術語境下，立足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視野，“深描”式地對媒體文化與社會變遷的一般關係做出準確的解釋，是需要學界共同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