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美洲的不可能性和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神話_風聞

歐洲中心論者將哥倫布的發現作為歐洲現代智慧的象徵為慶祝，依其陳述，這種智慧表現在歐洲先進的航運，高超的航海技術，以及與所謂的西方文藝復興相聯繫的現代科學和理性意識的興起中。在最後一章裏，我討論 “達·伽馬神話”。我認為，事實上促成他抵達印度的所有的一切——他的船舶、航海技術及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於中國或伊斯蘭中東地區。同樣的結論也適用於哥倫布，因為沒有這麼多的東方智慧，哥倫布根本不可能在第一次航行中就穿越了大西洋。

準確地説，將哥倫布作為一系列現代理性主義思想代表的假設只是一個神話，因為從根本上看，他的航行（和達·伽馬的航行一樣）和最初興起於11世紀的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動機緊密相關。由於我將在最後一章詳細陳述這些，故而在此不再贅述。必須説明的是，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和達·伽馬以及西班牙王室一樣，都對反伊斯蘭教的聖戰理念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儘管他確實要尋找黃金，但這對資助收復聖地卻是必要的（相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説，歐洲更落後。哥倫布在1492年12月26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他“希望找到大量 金子，讓西班牙國王能夠在三年內做好準備，實現對聖地的征服”。）「征服中國是從始至終的目標。」更重要的是，他在1503年引用了馬可·波羅的話，“中國皇帝曾請求智者教他學習基督教教義”。哥倫布會不會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一個“智慧的國王”回到東方去傳揚福音？無疑，他將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去履行一種神聖的使命”。哥倫布出航那年，西班牙建立宗教裁判所，同時從穆斯林手中奪回了格拉納達，這些事件並不是巧合。因為哥倫布本人在他的初航中，記錄 格拉納達的收復和他的航行之間的直接聯繫。此外，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各個教皇通過一系列的敕令來規定航程。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對美洲、葡萄牙對亞洲的征服都是經過政府批准的，因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對1494年託德西利亞斯條約的裁決，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當然，後來歐洲新教國家還是拒絕了這種合法性）。

        從某種程度説，伴隨大航海的是一種正在興起的歐洲身份，這種身份明顯刻上了西方優越於“非歐世界 ”的印記。自相矛盾的是，這與基督教是相伴而存的（種族主義出現的更晚，我將在第10章闡述）。不過，歐洲人顯然認為印第安土著（以及後來的非洲黑人 ）是劣等的，以至於他們被公然地認為“適於剝削”和“適於改造”。貼上“印第安”標籤具有深刻的意義，因為它表明哥倫布“發現美洲的不可能性”。他在臨死前仍然固執地堅持認為他發現了中國及東印度（這也是美洲土著被叫做印第安人的原因）。事實上，他所提出的各種證明發現了亞洲的地理證據都是假的（這些證全都在正統基督教的世界地理概念之內）。在眾多例子當中，有兩個是值得注意的：他認為古巴是日本（Cipangu）（馬可·波羅所説的日本），儘管一踏上那片土地，他就及時地改變了想法，但後來還是斷定那就是他夢寐以求的中國大陸；當那些土著的“印度人”説到“加勒比”（Cariba）（加勒比居民）時，哥倫布聽成是“Cariba”（亞洲可汗的臣民），再一次“證明”了其不可能性！因此，埃德蒙多·奧戈爾曼（Edmundo O’Gorman）頗有見地地指出，哥倫布不是發現了美洲，而是發明了美洲。哥倫布的思想模式在巴託洛梅·德·拉斯 卡薩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的話中很容易看出：“一件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呵！一個多麼堅強並理想堅定的人呵！他幻想他每一步中的所見所聞都能得到贊同。”毫不奇怪，把美洲大陸命名為“哥倫比亞”（Columbia）被證明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哥倫布的意識中，“美洲的不可能性”一點也不比他對那裏遇到的人們的認知更明確。

哥倫布一踏上美洲大陸，就信奉兩種對待土著人的觀點，這兩種觀點都是在他自己已有的基督教世界觀基礎上形成的。那些對他友好款待的人們，被視為純真的“大自然之子”，是基督教的根基；那些敵對的人們——包括那些拒絕“皈依”的人們，他認為必須借武力、奴役或消滅為使其臣服。這樣一來，能夠接受同化的“高貴的野蠻人”就和那些註定要被奴役和滅絕的“低等的野蠻人”形成了對照。這便是著名的“1550年巴利阿多里德論戰”（Valladolid Controversy of 1550）的背景。當時，胡安·德·塞普爾維達（Juan Gines de Sepulveda）用“低等的野蠻人”的概念來反駁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高貴的野蠻人”的概念，由於天主教會的支持，拉斯·卡薩斯最後獲勝。天主教會必須選擇支持，因為如果承認土著居民無法被基督教教化，則違背了聖經中的人類同源論。教皇在1573年斷定，土著居民不僅有能力接受基督教，而且“他們很樂意基督教”。不過，哥倫布——以及他的西班牙同伴——並沒有“發現”美洲，而是通過自己已有的有選擇性的世界觀，來解釋（或“發明”）了美洲。或者正如託多洛夫（Todorov）所言：“他預先就清楚自己所要尋找的東西，真實的經歷就在眼前，展示出一個已經擁有的事實。”美洲並不是以自身的真實而被“發現”，而是僅靠計劃或強加的外在基督教 感知理解出來的。因而對哥倫布來説，發現美洲具有雙重的不可能性。

儘管拉斯·卡薩斯在思想方面戰勝了塞普爾維達，但要是認為教會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可以防止部分人受到不平等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對待印第安人的兩種觀點導致產生了帝國理論的早期版本，這個理論主要在18和19世紀的英國發展成熟起來。拉斯·卡薩斯 “仁慈”的觀點還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一種帝國使命——在這一使命中，土著人將會被“文化改造”，他們的身份和文化針會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進行改造。更關鍵的是，拉斯·卡薩斯從未挑戰西班牙對土著人進行統治的特權，也不認為他們應該獲得自決權。這樣，用託多洛夫的話來説，辯論總是預先假設土著人是低等的，並以一種與殖民主義或社會同化主義相反的奴役意識形態為基礎。這樣，這些表面上相對立的土著意識形態觀念，儘管很棘手，但也一樣合乎邏輯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那些北方清教徒相比,這些觀點看起來還"相對寬容"。清教徒偏執地憎惡那裏的土著人。導致了沒有對印第安人進行“文化改造”，就把滅絕作為“首選方案”並進行社會隔離。而當史詩般的影片《西部開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講述了個關於富有開拓精神和熱愛自由的人們在地球上建立最偉大文明的故事時，卻總有一種令人痛苦的沉寂來打斷這種稱頌。那種關於印第安人只不過是“野蠻的動物”或必須從其“窩”內剷除的“純種狗”的觀念，”到18世紀7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如此被普遍接受的公理，以至於被放大而鐫刻在美國人的出生證上。”

但是，回到敍述之中：天主教會的説教，帶有18世紀及之後出現的英國帝國理論的一些特徵（儘管並不明顯）。毫無疑問，18世紀歐洲關於“文明”是由西方壟斷的觀念，實際上是一個“庸俗化了的原始的西方基督教命題”：“除非在教堂，無人得以拯救”（或者説“教會之外無救贖”）。在西方天主教會，就無法得到超度。這一點，西班牙頒發的一本宗教讀物開宗明義地認為，這是“對印第安人的最後通牒，要麼承認基督教的神聖，要麼接受戰爭”。讀物正文的主要內容引述如下：

  作為上帝的僕從，我代表上帝……盡最大可能要求你們承認教會就是普世的君主和尊者……（如果你們這樣做了）我將以上帝的名義和上帝一起接受你們……如果你們不這樣做，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將對你們施以武力，我將隨處宣戰……我將迫使你們屈服並順從教會……我將擄走你們的婦孺，使他們變為奴隸……我會將所有的罪惡和災難施加給你們，就像君主會把罪責和災難降罰於桀驁不訓或不順從他的臣僕一樣。”

正是這種思想，致使基督教會毫無疑問地認為經能夠簡單地分裂或者瓜分歐洲以外的世界，並將戰利品贈給兩個主要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通過《託德西利亞斯條約》）。總之，歐洲人的理解意味着，既不可能設身處地地為美洲土著着想，也不能可考慮他們的尊嚴、平等和自由。所有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使美洲土著的歷史成為空白或者盲點，有待西方基督教去記錄、填補和利用。

非洲也被引入和貶低到歐洲的“美洲經驗”之內。不過，在此尋找一種現成的、完整的思想方式是棘手的，因為對非洲人的貶低是建立在一整套特定的基督教思想之上。無論如何，歐洲人開始相信非洲的奴隸身份是與生俱來的，因為這是神的裁罰。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聖經中對哈姆的詛咒（或者更準確的説是迦南的詛咒）。《創世紀》故事中，在第9章的18-26節有這些內容——哈姆見其父諾亞裸身酗酒，便嘲笑了他。為此，上帝不是詛咒哈姆，而是詛咒了其子迦南（因而這被稱作“哈姆的詛咒”。好像是中世紀時的阿拉伯人最先把這個詛咒從迦南轉到哈姆身上）。然而，這個咒語卻將迦南（及其所有後代）判罰為“給其弟兄們做奴僕的奴僕”）。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宗教信仰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觀點。正如喬治`弗雷德裏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指出的，詛咒的作用：

  在於民間信仰和神話學的層面上，而不是規範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它遭到了博學的權威人士的反駁，他們只是注意到詛咒是明確地降罰於迦南的，而不是給他的兄弟古實的，根據16及17世紀標準的聖經註解，古實才是非洲人種的真正祖先。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人種作為一個獨特的概念，已不再用於貶低非洲人了。但正如喬治·弗雷德裏克森所説，大約在1440年後，葡萄牙人一直在從事黑奴貿易。因此，他認為，“即使在美洲發現之前，一些伊比利亞基督徒就很可能把黑人看作是上帝註定的‘伐木工和運水工’，而不是把他們看作是具有基督教美德的典範”。但是，儘管黑人的“卑賤性”已被確立，將奴隸與黑色聯繫到一起的，卻是一種在歐洲人的認知體系中醖釀了幾個世紀的思想。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奴隸貿易的結束，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學種族主義的興起。

問題的關鍵是，正是這些貶損非洲黑人的觀念被合法化，或者是被作為工具使用，才導致了悲劇的產生。由於文學掩飾這一點，我就簡單地指出這一故事的一些顯著特徵。我們不能被一些歷史學家的辯詞所迷惑，他們聲稱“中間通道”（從非洲開始的海上旅程）的恐怖故事，不過是言過其實的“廢奴主義宣傳”的產物。對黑奴們來説，危害最大的是由於脱水和痢疾引起的體力衰竭。黑奴們通常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在他們坐的那片地方拉屎撒尿。正像當時一名船上的醫師描述的那樣：“甲板，也就是他們房間的地板，到處都是血跡和尿液，簡直像個屠宰場。”運奴船的惡臭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們離海岸還有數英里之遙，美洲當地人就知道他們快到了。眾所周知，船長們經常把生病的黑奴扔到海里。當時一位觀察家這樣為我們描述了18世紀後期利物浦奴隸貿易的情形：“黑奴們被如此頻繁地扔進海里，以至於鯊魚跟了數英里，它們盯着船隻，等待食物。”當時一個名叫奧蘭達 ·厄奎亞諾（Olaudah Equiano）的黑奴的話表述了運輸航程中的真實情況，他向我們講述了親身經歷：

  我很快就被扔到了甲板上（運送奴隸的輪船），在那裏，我聞到了一股從未聞過的氣味：如此令人厭惡的惡臭，夾雜着哭喊聲，我感到如此的虛弱，難以下嚥。此時此刻，我渴望死亡——這個最後的朋友——來讓我解脱。

的確，對於許多黑奴來説，死亡往往意味着解脱。文學作品中有關黑奴販運數量的記載，較低的估計是1200萬，較高的估計約為2000萬，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有1500萬。還有一種共識認為死亡人數的平均比例至少10%。因此，合理的估計是（如果不是很保守的話），僅僅在“中間通道”就有約150萬黑奴死亡。如果這樣的死亡率發生在當時年輕的英國人羣中，那將跟一場災難性的疫情一樣。

非洲黑人一下船，就被打上烙印，像牲口一樣賣給奴隸主。儘管18、19世紀英國的白種工人階層也遭受了非人的對待，但他們 和黑人在美洲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及文化貶黜程度卻不一樣。在“強制勞動集中營”裏，黑奴的壽命還不到七年。尤其折磨人的是“調教”制度或“環境適應”制度，這需要三年時間，奴隸主設法“抹除新買來的奴隸們的一切身份，摧毀他們的意志，並切斷他們與過去的一切聯繫”。

關於黑奴在美洲遭受的非人待遇，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在其《奴隸制度和社會的消亡》一書中進行了中肯的描述。正如他指出的那樣，非洲黑奴在美洲所經歷的遭遇，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所提出的異化觀念。這種遭遇包含一個徹底抹除奴隸身份，而實際上是奴役人性的過程。即便如此，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還警告我們，歐洲對待黑人們滅絕人性的辦法並非往往都能成功。同時，在更廣泛意義上，把非洲人看作是歐洲優勢力量下簡單的“消極受害者”也是不正確的。正如詹姆斯（C.L.R James）和杜波依斯最初所指出的，奴隸們的反抗是促進廢奴運動的因素之一。另外，如果沒有非洲土著酋長們的積極幫助，首先在非洲進行獵奴活動，大概就不會有奴隸貿易了。「？」而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歐洲人辯稱自己創造了全球經濟之前的很長時間裏，非洲人已經在締造全球經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類似地，西班牙也將土著印第安人看作是低劣的——尤其是那些抵制基督教的土著印第安人，從而導致了世界上另一個人類大悲劇。當我們試圖估計印第安土著的死亡數量時，我們馬上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去估計1492年（在哥倫布到達之前）的人口數量。那時的人口數量應在800萬到1.13億之間。威廉·德內文（William Denevan）提供了一個為多數人接受的數字——即中間值5400萬人。這個普遍為人接受的死亡人數，是1492年前人口總數的90% 。如果考慮以1492年後新出生人口因素的話，16世紀歐洲人入侵直接導致的死亡人數應在5000萬到1億之間。因此，儘管印第安人在1492年佔世界總人口的13%，但到1600年時，已經鋭減至1%多一點。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結局。正如簡·卡魯（Jan Carew）在針對大安的列斯羣島上的毀滅性破壞地所説的：

對歐洲入侵者來説，這是一個光輝的起點。但對毫不知情、友善的盧卡約人（Lucayos）來説，這是末日的開始。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裏，西班牙、殖民者、捕奴者、疾病、飢餓和絕望，就像先知預言一樣，將死亡和毀滅傾注到大多數無辜居民的頭上。

另一個歐洲中心論神話認為，“征服美洲”是歐洲軍事邊長是優勢（所謂的黑色傳奇）的一個明顯標誌。儘管這是因素之一，但它對解釋悲劇延續的原因還不夠。最初推動歐洲人征服世界的主要因素，是歐亞大陸病菌和疾病的輸入或引進。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土著人基因低劣，而是他們沒有形成足夠的免疫系統來抵抗特異的歐亞疾病。正如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指出的，結果是疾病削弱了土著人的抵抗能力，從而對歐洲人的槍桿束手無策。布勞特一針見血地指出，“美洲人不是被征服了，他們是被傳染了”。不管是“黑色傳奇”，還是根本毫無傳奇，我們都不應該抹殺這樣的事實，在西班牙統治下，美洲人受到了殘暴虐待是人類的末日。

同樣重要的是，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貶低為下等人，因而他們“自然”註定要受歐洲人的剝削。“美洲的不可能性”（或者是對印第安人及非洲人平等，或哪怕一點點新來對待的不可能性）的悖論是，它打開了掠奪美洲資源可能性的大門——包括土地、勞動力和金銀等。我們在第3章中已指出，到1500年時，歐洲人還不能生產大量讓亞洲消費者感興趣的東西，他們還在忙於購買亞洲的商品。的確，在1500年，歐洲落後的最明顯標誌是它與亞洲長期的貿易逆差，甚至連歐洲中心論學者約翰·羅伯茨也承認，“要是沒有來自美洲的財富（主要是白銀），就很難與亞洲建立貿易關係，因為歐洲幾乎不能夠生產亞洲需求的任何東西。”正因為歐洲人不能夠生產足夠的亞洲人想要的商品，所以他們就不得不用金銀（主要是白銀）來支付。但是歐洲人的儲備不足，因此，掠奪或侵佔美洲（或非洲）的金銀就成了歐洲人的救命錢。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和非洲奴隸的淘金勞動同樣也拯救了他們。事實上，儘管非洲黑奴們與美洲土著人共同參與了白銀的開採，但他們主導了淘金業。正是在這個方面，非洲對西方追趕的貢獻最初是非常明顯的。在1500年後的300年裏，世界上85%的白銀和70%的黃金都是由美洲生產的。絕大多數的金銀被運到了歐洲，然後流向亞洲，從而彌補世界上一度出現的、持續時間最長的洲際貿易逆差。大多數的金銀被運到了中國，還有不少被運到了印度。

另外重要的一點（在第3章提到的）是，黃金和白銀成了可以買賣的全球化性“商品”，通過買賣，能夠從金、銀匯率差價中賺取一定的利潤（套匯），我把它叫做“全球白銀循環過程”。1498年後，歐洲貿易商品在亞洲的主要利潤來源即此。因此，如果沒有印第安土著和非洲黑奴的勞動以及西班牙統治下美洲金銀的供應（以及中國和印度經濟對白銀的強勁需求），就不可能出現全球套利體系，歐洲人也不可能清償對亞洲長期貿易的逆差。最後，更重要的是，在18及19世紀，黑奴制度、奴隸貿易，美國黑奴生產中心及黑奴市場，都為英國的農業和工業技術的“突破”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最後，對歐洲人來説，美洲另一個主要貢獻就是，他們被用於支撐和重塑西方的身份。事實上，將歐洲重新定義為先進的關鍵因素，是歐洲在1492年後將自己的邊疆向西擴張到了美洲。這也伴隨着“他者”範疇的塑造——首先從羅馬帝國開始——歐洲就代表了先進文明是至關重要的。這樣邊疆的向西擴張使得歐洲人的身份發生了轉變，即從一種邊緣地位上升到了更高級的“先進文明”地位。這也加速了東歐和西歐之間的分裂，後者通過對遠西（美國的中西部）地區的擴張，開始發展商業和海軍力量，前者囿於內陸，繼續保持封建主義制度，成為東方防禦伊斯蘭的緩衝區。還應注意的是，15世紀後，隨着奧斯曼土耳其人和東歐人被想象為野蠻人，“西歐”的概念也開始明確化。因此，在16和17世紀期間，通過東部近鄰“異教徒或蠻夷”和西部、南部近鄰“野蠻人”的襯托，西歐的身份越來越明確了。

如果説美洲在促使西歐追趕東方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話，那麼發揮同樣作用的還有對更先進的東方思想和技術的吸收，這些思想和技術是通過東方全球化而傳播。這也構成了對1492年神話反駁的第二個要點，我將在本章其餘部分予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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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來自英國哲學家約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第八章摘抄。僅用於知識分享，不作商業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