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憲｜製造國民：近代修身教科書的政治訴求_風聞

編者按

最近，人教版教材插圖引起了複雜的網絡爭議。驀然回首，我們發現兒時曾經熟悉的教材已經變得大不一樣。為什麼教材的內容如此受到大家關注？事實上，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新式教育是與國民理念和政治體制緊密相關的。本文通過歷史分析指出，修身科作為近代新學制科目，在國民教育中承擔道德教化的功能。作為修身教育載體的修身教科書在傳播知識、啓蒙思想中起到積極作用。教科書的內容實際上投射出政治訴求，關係現代國民意識之養成。我們特推出供讀者思考。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編輯部立場。

製造國民：近代修身教科書的政治訴求

王應憲｜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本文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12年第4期，原標題為《製造國民：近代修身教科書的政治訴求》，感謝原刊授權轉載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一

傳統儒家注重道德教育，《大學》將修身列為教育八目之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內聖工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外王工夫，內聖而外王，闡述修身為本的理念。《荀子》單列《修身篇》，提倡重德修身。古代修身教育以聖賢為效法對象，以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為內容，講求忠恕之道，注重倫理道德教育，關注於一己德性的養成，通過私塾教育將修身納入教育體制。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修身始於晚清學制改革，當時頒發的《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初等教育以“修身”為第一科，通過比附古人言行、繪圖貼説的方式，闡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敬長、尊師、忠君、愛國等主旨。在教科書的選擇上，小學堂以《曲禮》、 《朱子小學》為教材，選述先哲語錄，講授性理通論和倫常大義。中學堂則以《論語》、《孝經》為主，講授人倫道德要領。由於各種原因，《欽定學堂章程》並未得到實施。1902年，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國的《奏定學堂章程》頒發後，修身科作為第一主科的地位得以確立。該章程以“忠孝”為教育宗旨，提出“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

**現代新知識階層在倡導道德教育時，注重修身在培養國民資格、伸張國民權利與國家觀念中的意義，體現出培育新國民的政治訴求。**著名教育家陸費逵在闡述《大學》“修身為本”的思想時，提出養成道德心以造就人格，“修身者，即所以養成其道德心而造就其人格者也。”此論指出通過修身養成道德心，進而造就人格的進路，突出修身與人格養成的直接關聯。陸氏還特別強調了修身在國民教育中的作用，即“欲國家文化之進步，不可不謀國民程度之進步；欲國民程度之進步，不可不養成國民之道德心；欲養成國民之道德心，不可不令國民修身。”此外，孫清如也肯定了修身在培育人格、養成道德心的特殊作用，他説：“人格之根本何為而造就之也？養育其道德心而造就之也。道德心於何見之？於修身見之。”在修身與國家的關係上，孫氏認為：“修身以國家為目的，國家以修身為主體。”關於修身與道德的關係及其學科地位，孫氏指出：“道德者，無形之器具，而身心所藉以為修者也；身者，有形之器具，而道德之所顯以為用者也。舍道德而修身無所標準，舍修身而道德無所徵驗，實為教育之中心點，而佔各學科最要之目的，最高之地位者也。”孫氏以器具之無形與有形比諸道德與修身的關係，名目有分，本質則合，無形為體、有形為用，修身為造就人格之根本而立，反映了時人對修身在道德培育中特殊價值的認同，修身科關乎國民進步、國家文化進步。由此而論，修身教育的文本——修身教科書也承載着特殊的使命。

蔡元培在論及修身教科書的範圍時有言：“修身書，示人以實行道德之規範者也。民族之道德，本於其特具之性質、固有之條教，而成為習慣。雖有時亦為新學殊俗所轉移，而非得主持風化者之承認，或多數人之信用，則不能驟入於修身書之中，此修身書之範圍也。”在蔡氏的看來，規範人心道德的修身書，其編纂與選擇範圍應當為“主持風化者”或“多數人信用”方可入圍。事實上，在近代激盪的社會背景之下，對修身教科書的主旨與內容直接產生約束的，是變動政治下的教育思想。

二

**近世修身科最初以忠孝觀為主旨，通過陶冶心性達到道德教育的目的。**1902年頒佈的學堂章程規定，初等小學堂修身科摘講《朱子小學》、劉宗周《人譜》以及養蒙圖説、古詩歌內容，以古聖賢的嘉言懿行養成兒童德性，求合於愛眾親仁、恕以及物之旨，為愛國奠定思想基礎。高等小學堂則以《四書》為教材，闡述朱熹註解要義。中學堂則摘講陳宏謀的“五種遺規”，即《養正遺規》、《訓俗遺規》、《教女遺規》、《從教遺規》和《在官法戒錄》，堅其敦尚倫常之心、鼓其奮發有為之氣，闡述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的關係。1906年，學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作為教育宗旨，提出忠君與尊孔是傳統政教固有的內容，亟待闡述以抗衡西學，尚公、尚武與尚實是中國民質最缺乏的部分，亟待培育以圖振起。為了貫徹上述宗旨，學部編譯圖書局設立經學修身股，編輯修身教科書。在《編輯章程》中提出教科書的編纂以恪守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宗旨，實行國民修身教育。由於部編教科書尚未完成，為了統一學制，學部於1906年至1908年頒佈中小學堂審定教科書書目表，指定將商務印書館《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中學堂用修身教科書》、文明書局《初級蒙學修身書》、《蒙學經訓修身書》以及同文印刷社《中學修身教科書》為學堂修身教材。京師大學堂也設立編書處，仿照《朱子小學》的體例編纂教科書，規定修身倫理門以《弟子職》、《曲禮》、《朱子小學》、《近思錄》、《人譜類記》、改良會編商務印書館本《高等修身教科書》、廣智書局本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倫理學》以及江楚編譯局本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翻譯的《倫理教科書》為修身應用書目。

從內容上看，這一時期的修身教科書注重儒家的倫理道德的教化，同時關注新國民道德的培育。以上海文明書局為例，1903年《蒙學修身教科書》講授修己、保身、待人、處世，以啓德育之徑、敦蒙養之基。書中解釋“立身”雲：“我身為人，我身當為完全之國民。所謂完全國民者，資格高尚，品行純正，常能保護此身不使稍有虧損者。”該書“修己”一節從兩個角度論“自由”，一則言法律外無自由，“人不自由，與死無異，人非法律自由，則與野蠻人又無異，人慾自由，慎無誤解此自由之義”；一則言能自治者方能自由，“能自由者，必能自治。自治無他，即修身之謂也。是以最能自治之人，即最自由之人。”以資格高尚、品行純正作為完全國民的標準，通過法律、自治闡述自由觀念，養成現代國民性。該局在 1906年又推出《中等修身教科書》，誠、忠恕、尊君、寬仁、禮讓等傳統倫理德目雖佔有相當比重，但已出現了反映現代國民意識的合羣、義務、守法、納税、財產、政治、愛國等德目。

清末女學興起，女子教育得到重視，隨之出現多種女子修身教科書，以女子為國民之母，注重德育教化，養成女德，從而培育未來國民。1906年何琪的《初等女子修身教科書》分孝行、友愛、勤儉、清潔、衞生五類，以古代女子為例，彙輯曹娥、緹縈、木蘭、楊香、張建女、趙娥、聶政姊榮、賈逵姊、李文姬、戴良五女、敬姜、王良妻、不潔西子、東鄰女的故事，以達到培養女德的目的。1907年，《奏定女學堂章程》頒發，核准開辦正式的女子教育，女子修身科被納入教育體制，其要旨為涵養女子的德性，期於實踐躬行,高其品位，固其志操。從女子修身教科書的內容來看，主要根據經訓，以《列女傳》、《女誡》、《女訓》、《女孝經》、《家範》、《內訓》、《閨範》、《温氏母訓》、《女教經傳通纂》、《教女遺規》、《女學》、《婦學》等為教本，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嬡、淑女嘉言懿行，表彰貞婦烈女、宣傳閨範母訓。值得注意的是，培養現代國民意識的理念在女子修身教科書也有所體現。1908年孫清如編輯出版了《女子師範講義》第一種《修身學》，該書在談到女子對於社會和國家的義務時提出，女子應當具有服從法律、擔負納税義務、當兵義務以及國民教育的責任。

三

共和政體建立之後，在體制上完成統一國家的建設，開數千年以來未有之創局。《臨時約法》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享有信教、請願、陳訴、選舉、納税、服兵等權利與義務，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民主觀念得到提倡。新的時代需要具備新道德觀念的國民，如何培養新時代的國民，以何種內容的國民教育養成共和立憲之國民，成為教育界討論的中心議題。陸費逵在《民國普通學制議》一文概述了共和政體的國民特徵，他説：“民國行共和政體，須養成共和國民，今日為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世，非軍國民經濟國民不足以立國；而文明日啓，工業發達，非有科學，又不足以促國家之進化也。今茲所訂課程，即本於此諸主義，務養成獨立、自尊、自由、平等、勤儉、武勇、綿密、活潑之國民，以發達我國勢，而執二十世紀之牛耳。”

從當時教育部公佈的教育宗旨來看，已刪除忠君、尊孔條目，改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教育宗旨。《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規定，初小一二年級注重學校、家庭、社會，三四年級加國家之事。高小一年級注重道德要旨，二至四年級加國民義務。各學校教則規程均將修身作為第一科目，規定教學內容與要旨。小學校修身科講授孝悌、親愛、信實、義勇、恭敬、勤儉、清潔等德目，漸及於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以養成愛國、愛羣的精神。同時授以民國法制大意，以具有國家觀念。對於女生，尤其注重培育貞淑之德，使知自立之道。中學校修身科講授道德要領，漸及對國家、社會、家族的責任與義務，注重傳統道德特色，養成完全的國民品格。師範學校修身科講授道德要領，漸及對國家、社會、家族的責任與義務，兼授倫理、禮儀等。1914年8月，教育部飭知教科書編纂審查會，將“注重道德之實踐，養成國民公共心及自治習慣作為修身教科書的審查方針。

從民初教育宗旨、修身課程主旨以及修身教科書審查方針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修身教科書在承擔道德教化功能時，尤其注重社會、國家的責任，養成國民愛羣、愛國、守法的新精神，培育現代國民與國家觀念。**在共和政體之下，隨着新學制的貫徹實施，修身教科書中的民主政治內涵得到更多呈現。在廢止晚清學部頒行的修身教科書之後，開發符合新政治體制的修身教科書成為出版界的首要任務。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教科書生產者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相繼推出多種新式修身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創辦於1897年，以編印新式中小學教科書為主要業務。1912年4月，為進民德，牖民智，伸民權，出版了民國第一套商務版教科書《共和國教科書》，如其編輯主旨所述，“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羣之德義，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注重表章中華固有之國粹特色，以啓發國民之愛國心；注重國體政體及一切政法常識，以普及參政之能力；注重漢滿蒙回藏五族平等主義，以鞏固統一民國之基礎；注重博愛主義，推及待外人愛生物等事，以擴充國民之德量；注重體育及軍事上之知識，以發揮尚武之精神；注重國民生活上之知識技能，以養成獨立自營之能力。”《共和國教科書》有《修身要義》兩卷，分甲、乙、丙三篇，甲篇述實踐道德，“首論持躬、處世、待人之道，次以對國家之責務，又次對社會、對家族之責務，而終以對人類及萬有之責務，於國民應有之道德尤再三致意。”乙篇述倫理學大要，丙篇述本國道德之特色，“對國家之責務”從國家總説、國民權利、國民義務、國民道德加以詮釋，“對社會之責務”則包括社會總説、公義、公德、禮讓等。從《修身要義》的內容排序來看，國家被放在社會、家族、人類及萬有之前，關注於國民必須具備的道德。此類編排顯然適應於民主共和政體的需要，強化了現代國家與國民觀念。

中華書局在1912年創建伊始即倡導教科書革命，宣佈其出版宗旨為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採取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注意實際教育與融和國粹歐化。為適應於共和政體以及新學制的需求，中華書局相繼編輯出版了《中華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中華中學修身教科書》。《中華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以養成中華共和國完全國民為宗旨，以獨立、自尊、自由、平等為經，以公德、私德、國民科為緯。”在內容上注重學校、家庭兼及社會、國家，尤其注重共和國民教育。《中華中學修身教科書》則“志在養成中華共和國優美高尚之國民。以獨立為的，而端其本於自治，廣其義於愛羣，故於自由、平等及國家、社會、主義，多所採取。”該書講述在學校範圍內先養成守法律、崇秩序的習慣，講明一己、家族、社會、國家以及萬有界，“一己之道，重在執守職業；家族之道，重在絕去依賴；社會之道，重在普及幸福；國家之道，重在增長榮譽；至對於萬有界則促進文化，廣愛羣生。”第四冊倫理學綱要則闡述中國固有倫理學説以及新輸入的西方倫理學説，以融合國粹與歐化。

教育部1913年審定教科圖書第一次公告有四種修身教科書目，商務印書館為三種，中華書局佔據另外一個席位。兩大出版機構刊行修身教科書的具體德目除了個人修養的道德內容，更多地側重於對社會、國家的責任與義務的講述，注重國民常識，灌輸自由、平等、博愛的國民意識，建立國民參政的基礎。共和政體之下的新式修身教科書在提倡新國家、養成共和國民人格以及塑造新國民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

**教育是文明社會的基石，教科書是實踐國家教育宗旨最為直接的途徑。**立國之本，在於教育，教育之良否，以教科書關係最巨，誠如陸費逵在《中華書局宣言書》中所指出的，“國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其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修身教育以道德教育為主，即“修身教授者，示國民以應當遵守之道德也”。道德教育成為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主要內容，相關德目佔有較大比重，但道德標準與範圍受制於社會環境，並非一成不變。程湘帆有云：“一種活動，經社會之人民斟酌本地的歷史、習慣及經濟學、社會學、科學、衞生學等原理和現狀，多數以為適當者，謂之道德活動。一旦經濟學、社會學、科學、衞生學等原理和現狀變動，則道德之基本隨之變動。”根據程氏對上世紀20年代通用修身教科書的統計，政治生活和抽象的道德內容佔半數之多，個人和家庭不到十分之一。又有研究者考察了上世紀初修身教科書的範疇，其內容“屬於個人修身和齊家範疇的德目都佔據多數，屬於社會和國家的德目所佔比例則相對較少”。修身教科書內容上的差異反映出不同時代修身教育取向的變化。正如梁啓超所述：“德也者，非一成不變者也，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確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

傳統道德是建立在血緣姻親之上的家族倫理，藉助於傳統資源，尤其是基於儒家學説建構道德標準和範例是修身教科書的特點之一。因此，反思修身教科書的政治訴求，需要把目光投射到另一個層面。一位美國學者這樣提醒我們，“在檢視世紀之交的教育與社會轉型最重要的一點，不是呈現儒家倫理如何繼續被強調，而是要討論被接受的道德種類如何在晚清的文獻中被賦予新的意義。”針對修身教科書的“孝悌忠信”德目，教育界有過兩種極端意見，一派主張要把舊道德的內容完全破壞，連同文字一併廢除；另一派則主張把舊道德的名稱、內容完全保留。對此，姜琦提出：“中國舊道德的內容固然應當改造，但其名稱不妨拿來襲用，“原來的‘孝’、‘悌’、‘忠’、‘信’等等德目，雖則不限定於幫助的意思，然而我現在把這等德目統解作‘幫助別人’或‘盡些義務’的意思，也是不害於事的。”在舊道德的存廢問題上，保留其目而賦予舊道德以新內涵，達到改造國民思想的目的，這一意見也得到當時的出版界認同，商務印書館即提出“新道德必宜提倡，以刷新國民之耳目。舊道德仍不可盡廢，以保存固有之國粹，即如忠之一事，或以國體變更應歸淘汰，實則所謂忠者，不專指忠君也，對於職業，對於國家，亦至重要。”究本質而言，德目僅僅是一種道德觀察的符號，“孝悌忠信”等傳統道德教育德目在共和政權建立之後，已不適應於時代潮流。在揚棄“臣事君以忠”、“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三年無改父志為孝”等不合時宜的觀念，重新詮釋其內涵，從最初狹隘的忠於君主放大到忠於職業、國家層面，舊道德德目的概念在新闡釋之後，依然可以適應於轉型之後的社會需求。

五

關於國民道德教育問題，學術界有過“公德”與“私德”之爭。關於“公德”與“私德”概念，梁啓超《新民説》引入日本學者的觀點給出了簡要定義，他説：“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夏偕復提出：“私德者，為一人之德性，孝弟敬信是也。公德者，為國民之資格，忠君愛國是也。”清末修身教科書注重培養個體私德，在德目上強調個人的廉潔、自信、守禮、謙虛以及對家庭的孝悌、敬祖、互敬，以涵養德性為目標，對公德缺乏關注。為適應時代需求，新式修身教科書增加了責任、博愛、公平、忠勇、愛國、義務等公德內容，闡述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啓發改良社會的常識與思想，養成適應於營造現代生活的習慣，關照個人對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政治責任。儘管如此，修身科在培育現代國民精神中的不足依然是教育界最詬病的問題，最有爭議之處在於其無益於養成共和國民精神。私德與公德之辨儼然成為修身科廢存與否的關鍵所在。丁曉先提出：“舊時的修身科，注重在個人的道德修養，着眼在個人方面，目的在修養成功一個矩步規行的徇良仕子弟，雖也可算在人格修養上用工夫，但因其含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意味，只是人格上片面的修養，即使達到了期望的目的，也未必即可適合共和國民的資格。”程湘帆也認為，修身科存在範圍太狹、標準太舊、太重學理、教材支配不當以及不能造成法律觀念等不足，而公民科則有助於使學生了解其與所處社會（家庭、學校、組織、國家、國際）的關係，啓發改良社會的常識和思想，養成適於營現代生活的習慣，主張改修身科為公民科。教育界關於公民教育的呼聲日益高漲。

與此同時，民初訂立的以道德教育為根本的教育宗旨也面臨挑戰。1918年底，中華教育改進社提議將教育宗旨變更為“養成健全人格，發揮共和精神”。次年，由蔡元培、範源濂、陳寶泉等教育家組成的教育調查會在討論教育宗旨研究案時，具體闡述了健全人格與共和精神的內涵，所謂“健全人格”至少應當具備“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役社會國家之本”，所謂“共和精神”必須“發揮平民主義，俾人人知民治為立國根本”、 “養成公民自治習慣，俾人人能負國家社會之責任。”1922 年，教育部公佈“壬戌學制”，以“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重國民經濟力”、“注重生活教育”、 “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七項標準作為教育宗旨。同年頒行的《新學制小學學制綱要草案》比較了公民科與修身科的範圍，“公民科的範圍比修身科廣得多。修身專注重個人修養，公民則重在研究社會環境的狀況，把個人修養納做是人生適應社會的條件。”1923年，《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指出：“修身好像注重涵養德性方面，公民則重在研究社會環境的狀況。因此公民可併入社會科。關於修身的涵養德性的事項可併入國語讀文中，訓話作法各事項，也可附入各科教學，所以不另立修身一科，也不是把修身換稱公民科。”在教育界日益高漲的以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呼聲中，修身科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近代中國經歷了社會大轉型，新的政治體制需要全新的國民道德理念為支撐。修身教科書在國民教育中承擔了道德教化功能。就修身與國家的關係而言，修身始於己身而終於國家，修身以國家為目的，國家以修身為主體，在國民現代化教育進程中，修身教科書在改造國民世界觀和價值取向，培養與塑造現代國民意識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