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劃經濟 ” 客觀上首先對人的思想政治覺悟的要求非常高_風聞
舜耕山-唯愿祖国更强壮!居安思危,总比忘乎所以更保险……2022-05-29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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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現代國家(一個社會)而言,計劃經濟是很難長期實行的,尤其在社會生產實現了工業化之後,整個社會的生態結構(道德倫理)及社會健康運行的機理已經發生了質的改變。
最先探索計劃經濟道路的應該是前蘇聯。到了1950-1970年代(30年左右),帶有計劃色彩的經濟方式在不少國家也都出現過,只是“經濟計劃的程度”有高有低,各自仍有所不同而已。
無論英國、法國還是“二戰後”獨立的不少新生的民族國家,都曾出現過時間有長有短的經濟國有化浪潮。1980年代之後,盛行於美英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信仰,也就是對業已存在了不少年的經濟國有化浪潮的一次大調整。
當然了,計劃經濟和經濟國有化是有區別的。但是,如果只基於它們皆源自於人類想要充分地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去考慮,二者之間的聯繫還是要大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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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始終離不開兩個主題詞,一個是增長(生產力提高),一個是公平(生產關係持續地改善)。【傳統農耕(或遊牧)文明時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增長極其緩慢,社會生產關係的再調整一般都需要經歷300年左右的長週期。首次打破這一“歷史週期律”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在地中海沿岸,進而在西北部歐洲地區佔據了主導的地位】。
有人認為,計劃經濟首先追求的是公平,而且是物質(集體勞動)成果分配的公平,如果只從結果看確實也可以理解為大概是這樣。但一個無法忽視的情況是,國民經濟在採用計劃經濟方式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經濟產出還是相當低。
換句話説,那些“二戰後”新生的後發展中(民族)國家,全部尚仍處在前工業時期,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民,無一例外仍從事着上千年之久的傳統農業方式的勞作。
説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有不少對西方社會歷史狀況並不怎麼熟悉的人想當然。他們很容易以為,西方自18世紀中後期的工業革命以來,整個西方(國家)就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的時代,這是一種十分遺憾的誤解與偏見。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主要不在於學生,在於大多數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並沒有把一些必要的歷史史實給我們講清楚。
一個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並不意味着它也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的時期。工業化更多是經濟科技史或經濟學意義的概念,工業社會則是從國家勞動人口就業的角度去思考社會生態結構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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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無一例外存在國家政治力量主導或控制國家經濟分量非常重的事實,甚至遠遠超過了傳統農業文明時期封建君主代表的政治上層力量對於整個國家經濟控制的程度,但那並不意味着人類歷史的倒退,而是一大突破性歷史的進步。
除了前蘇聯(包括它的東歐的一些附屬國),計劃經濟之所以在1950-1970年代(30年左右)風行於世界,主要是兩大原因造成的。
對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它是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因應社會階級矛盾激烈衝突對抗,國內政治形勢變化而做出必要自我調整的體現。而對於廣大後發展中國家選擇採用計劃經濟最主要的初衷,無不出於鞏固和維護民族國家主權自主與獨立的政治和社會的需要。
如果説前蘇聯採取計劃經濟也有很大程度抵禦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入侵侵犯的考慮,那麼除此之外前蘇聯還主要是受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計劃經濟的出現它還是一種革命性的社會經濟方式的偉大實驗與探索。這應是“二戰”後發生在不少後發展國家中的計劃經濟,與前蘇聯明顯不同的地方。
有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代至改革開放之前的時期,我國實行計劃經濟主要是受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筆者認為是不符合史實的。至少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前期(1950-1960年前後),絕不是這樣。我國最初實行計劃經濟最大的出發點,是維護國家主權來之不易的自主與獨立,以及穩定建國後城鄉經濟社會運轉逐步逐步地迴歸到正常,並謀求藉此搭建起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制度的框架。(可參閲筆者之前觀網發的文章: 仍有不少人至今對 “計劃經濟” 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 評論 36 社會)。
至於計劃經濟的後期(大約1960年前後至1975年左右),繼續實行計劃經濟是不是大概是受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歷史自有其公論。我們很難懷疑,有着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國家領導層,不是真心希望百業待興的新中國,能夠儘快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 儘管這後來被證實確實是一種“左傾”冒進的思想與彎道重重的實踐。
如果認真讀過“馬恩選集”中的《共產黨宣言》(1848)前面的幾篇(後來的)序言【1972德文版序言,1882俄文版序言,1883德文版序言,1888英文版序言,1890德文版序言,1892波蘭文版序言,1893意大利文版序言)】,你會發現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絕不是那麼容易“養成”(“煉成”)的。而經典的計劃經濟的模式,除非占人口大多數的國民都成為了合格的無比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的人,或才可以具有某種長期實行的可行性。
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它歷經的整個革命史、抗戰的歷史和建國的歷史,到改革開放史,都可以説明這一點:鋼鐵怎樣才能夠煉成?鋼鐵如何才能夠不鏽蝕?共產黨黨員,絕不是一枚可以輕鬆佩戴的徽章,它和一個人最真實(內化於心而行動有所表現出來)的信仰有關係。
馬克思主義者,信奉的首先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性原理。經濟生產是基礎,發展經濟,始終離不開那兩大核心主題。如果“計劃經濟”不能持續地提高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發展程度和公平性,那麼至少從結果上看無論“國家計劃”還是“計劃經濟”反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貧窮不是(科學)社會主義。(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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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1847年12月)捲入無產階級運動的地區是多麼狹小,……”。而且,“社會主義”這個詞彙,在1848年的歐洲盛行的意味着的是形形色色的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的贗品等。“當我們寫這個宣言時,我們不能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宣言”。——(恩格斯1888《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序言)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寫就的《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們聲明“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説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做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應用,正如《宣言》中所説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説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 —— 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和精髓。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化或中國化的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大地上的再發展。中國共產黨人的隊伍已經接近一個億,但真正達到了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格標準的究竟有多少了呢?還不好説。我們唯一能夠確認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整體至今沒變色,它的核心領導團隊的信仰仍然是無比堅定的。
我們樂見,能有越來越多的合格的共產主義的戰士出現在我們這個古老而年輕的偉大國家發展前進的征程中。我們也樂見,能有越來越多的“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一樣的國家公民出現在我們這個古老而年輕的偉大國家發展前進的征程中。因為,筆者相信《共產黨宣言》既不是道學家摘取自天上的玄學,也不是夢想家醒來後想要樹立起來的理想,其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説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
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和以人為本的民本哲學,又何嘗不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基因。真正達到了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格標準的人,在它的建制內只能追求成為一個相對保守的社會中產階層生活水準的而以天下為公為至善的奮鬥者,對物質利益和個人權力過度的追求,必然成為損害其政治品格,泯滅其奮鬥勇氣和意志的毒藥。中國共產黨合格適格的幹部,做官則必不能求發財,官階能上也能下,這是由它的組織性質和無比自覺的政治信仰所決定的。他有志於要做一個大寫的人,而非可以小寫隨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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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類存在的真實和普遍的意義,真實的意義。只有擁有了信仰,個人就是整體,不再孤立,就會變得有意義並且擁有了絕對的價值,因此信仰才是真正的道德。有了信仰,就與從事慈善事業一樣,存在對於社會才變得有意義。”
“這種信仰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神秘體驗”,那些我們顯然可以通過正確的呼吸練習、禁食、食用迷幻藥品,或是長時間沉浸在巴赫的音樂中就能擁有的體驗。信仰只有通過經歷絕望、悲劇、長時間的痛苦和不停的掙扎才能夠獲得。信仰不是非理性、情緒化、感性或自發的,信仰是經過深思和學習、嚴苛的紀律、完全的清醒和堅定的意志才能獲得。只有少數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信仰,但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去努力尋找”。
“我想展示給大家的(不過)是,有一套哲學可以幫助人類願意(積極地而非消極地)面對(必將到來的)死亡,存在這種哲學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要低估了這樣一套哲學的力量。”
—— 以上摘編自 彼得.德魯克(1909-2005)1943年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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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企業在其內部經營過程中所實行的基本就類似於“計劃經濟的方式”,無論企業的經營者承認還是不承認那都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
由此可見,計劃經濟的“市場有效性”,還不只受限於“思想政治覺悟”此一條,儘管它應當是首要的。如何在能夠不激發流血革命的要求下,使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同時到得更好地實現,這是現代管理學長期在集中探討的命題。
它要超越經濟學,甚至需要在傳統政治經濟學原理思想基礎之上,追求人類值得擁有的更加成熟的知識體系和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