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中國歷史上五次著名的人口紅利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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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幾千年的漫長曆史征程中，有過幾次著名的人口紅利期，成就了歷史上五次著名的治世或盛世時代。

　　2021年5月11日，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2020年，全國人口達到14.1178億人，約佔全球總人口的18%，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認為，我國人口紅利繼續存在，人才紅利逐步顯現。同時，人口增長放緩，需要採取措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隨後，二胎三胎政策相繼放開。

　　古代打春圖

　　其實，在我國幾千年的漫長曆史征程中，有過幾次著名的人口紅利期，成就了歷史上五次著名的治世或盛世時代。

　　漢初恢復生產和鼓勵人口增殖的措施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口大發展的時期，也是見於歷史文獻最早並較有準確户口統計數字的朝代，《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户口統計數據。

　　經過秦末農民戰爭。到了西漢初年，人口驟減，經濟蕭條。據《漢書》記載：此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有專家推算，加上戰亂中大量逃亡脱籍人數估算在內，則漢初人口估計僅在1800萬。

　　面對如此嚴峻的人口形勢，漢高祖劉邦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生產，獎勵生育的政策。首先，解兵歸農，免其徭役，對有功之臣予以獎勵，七等爵公（大夫）以上的封給食邑；以下的按照軍爵等級分給一定數量的土地和田宅；軍吏士卒無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進爵為大夫，給與土地使其成為自耕農，從事農業生產。其次，招撫流亡，釋放奴婢，規定，“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以此，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勞動力，增加了國家徵收賦役的對象。再就是減輕田租，十五税一，《漢書.食貨志》載，“天下既定……上（漢高祖）於是約法者禁，輕田租，什伍而税一。”大大減輕了自耕農與地主的負擔。

　　在人口和户籍管理上，首先推行早婚，獎勵生育。漢高祖七年下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即免除生子户主2年的徭役；惠帝六年（前189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歲不嫁，五算。”就是對晚婚者加税5倍。政府還對户口是否增加作為對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主要依據。南陽太守邵信臣就因“户口倍增”而得到提拔重用。漢初恢復生產和鼓勵人口增殖的政策，大見成效，“蓄積歲增，户口浸息”。從公元前206年至前134年的72年間，總人口約增加了1倍多，從漢初的1800萬增至3700萬人。人口的快速增長，帶動了經濟的大發展，出現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唐代開元盛世與人口的鼎盛

　　唐玄宗在位的44年間（712-756），唐朝進入全盛時期。即位之初，他先後任命有才幹的姚崇、宋璟、張九齡等人為相，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革新吏治，裁汰冗官；改革食封制度，抑制貴族勢力。朝廷頒佈《整飭吏治詔》，以嚴格的考核作為黜陟的依據，做到“任人唯賢”，“賞罪嚴明”。又大力裁減冗官，“大革奸濫，十去其九”，停廢閒散諸司、監、署十餘所，精簡龐大的官僚機構，提高了辦事效率。唐代原實行食封制，封家（貴族）直接向封户徵收租調，封户受盡奴役及高利貸等盤剝，玄宗下令改革：封家的租調由政府統一徵收，送於京師，讓封家到京領取，以此抑制食封貴族的勢力，減輕封户的負擔。

　　其次，勸課農桑，減輕賦役；興修水利、廣立屯田。據《唐大詔令集》載，要求“州縣長官，隨時勸課”，“農桑之時，不得妨奪”，力求“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績”，“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縣差科。徵役租庸，一皆蠲放”，以此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玄宗在位期間，共興建56項農田水利工程，著名的有晉陽文水縣所開甘泉、蕩沙、千畝等渠，灌田數十萬畝，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

　　再次，檢田括户，抑制豪強。唐玄宗任命宇文融為全國核田勸農使，下設10道勸農使和勸農判官，分赴各地檢查黑田及豪強蔭庇的客户，將沒收檢括的土地按均田制分配給無地的客户，並使一律就地入籍，免去6年租庸調（只繳户税）。這一舉措，全國就增加80餘萬户，國家財政每年增加數百萬的收入。唐玄宗還裁汰僧尼，禁造佛寺。開元二年他下詔裁汰天下僧尼，還俗者12000人。同年八月，又下令嚴禁新造佛寺，禁鑄佛像和抄寫佛經，抑制佛教勢力。為社會增加了有效地勞動力供給，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唐長安人口圖

　　通過以上一系列的革新，開元年間社會秩序比較穩定，生產快速發展，出現了“家給户足……海內晏然”的“開元盛世”時代。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還下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男女結婚年齡比太宗時分別提前5年及2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法定適婚年齡的最低起點），從而起到了促進人口繁衍的作用。至天寶十四年（755年），人口達到唐朝官方户口統計數字的最高值：8914709户，52919309口。

　　宋初人口的迅速恢復與發展

　　唐末五代以來長期的軍閥混戰與分裂割據，使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北宋統一後，北方土地大量荒蕪。京城開封周圍23州，幅員幾千裏，土地墾種者“十才二三”。南方諸路，雖遭受戰爭破壞較少，但是由於封建剝削苛重，即使經濟最發達的江浙等各路，也仍普遍存在土地荒蕪、農民流亡的現象。

　　宋初太祖、太宗時期，為了穩定統治、增加税收，採取了以下一些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

　　獎勵墾荒。宋初屢次發佈有關墾闢農田的詔令。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詔“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令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二月詔：“東畿近年以來，蝗旱相繼，流民甚眾，曠土頗多……宜令本府設法招誘，並令復業，只計每歲所墾田畝桑棗輸税，至五年復舊，舊所逋欠，悉從免除。限詔到百日，許令歸復，違者桑土許他人承佃為永業，歲輸税調亦如復業之制…….”宋初規定地方官吏“能招徠勸課，致户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由於對新墾土地暫不加税並承認其永業權，使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個體小農經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繁衍。

　　清明上河圖中的人口流動

　　輕徭薄賦。，太祖在位期間，注意不濫徵民力，使農民耕作時間較有保證，並革除五代時的苛徵暴斂。據《文獻通考》載，乾德四年詔：“偽蜀政令有煩苛刻削害及民者……蠲除之”，開寶四年（971年）詔：南漢“無名賦斂，鹹蠲除之”。太宗時均兩浙雜税，改吳越“畝税三鬥”為“畝税一斗”，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

　　興修水利。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宋王朝建立後，立即着手修建疏通以首都開封為中心的北宋漕運四渠（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達到了交通和灌溉並用的效果。

　　古代勞作

　　推廣優良品種。北宋的統一，為南北方農作物品種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宋政府首先提倡在江北廣種粳稻。太宗淳化四年，雄州知州何承矩將水稻引到河北地區屯種。北方的麥、豆、粟等農作物也逐漸在南方山區播種，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養生息，宋初人口隨着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恢復而迅速上升。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全國有6864160户，14278040口。天禧四年（1020年）有户9716716，口22717272。十七年間，户與口分別增長了41.6%和59.1%，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20.7%和27.7%，速度可謂驚人。出現了真宗朝“鹹平之治”的盛世時代。這一切，為兩宋近三百年的基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代永樂元年在籍户口達到明代官方統計最高峯

　　親身參加過元末農民起義的朱元璋深知“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慼系焉”的道理，經常告誡臣下：“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大明建立後，他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措施，並使政府控制的人口迅速增加。

　　一是大批奴婢放良。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頒佈詔令：“囊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者，即日放還，復為民”。並由朝廷贖還因飢餓而典賣為奴者，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九年（1386年）八月，河南開封等府收贖“民間典賣男女凡二百七十四口，計鈔一千九百六十餘錠”；禁止庶民之家存養奴婢，“違者，依律論罪，仍沒其家人口。”當時閩、廣地區豪户常將貧民子弟“閹割役使，名曰火者”，明太祖就發佈禁令，對重犯則“閹罪抵之，沒官為奴”。由於大批奴婢的放良，而獲得民籍，使在籍人數大為增加。

　　二是鼓勵農民墾荒。明政權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即認識到“今軍務實殷，用度之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將“田野闢，户口增”作為治理國家的當務之急，為開墾中原荒地，特設“司農司”專司其事。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令：“各處荒閒田地，許令諸人開墾，永為己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後，並依民田起科租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種，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又下令：“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税。”由此，使大批流散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來，成為國家的編户，自耕農的數量大為增加。

　　三是大力推行屯田。朱元璋詔令流亡者、人多地少的農民和“雜犯以下及官犯私罪者”到“田多未闢，地有遺利”的地區屯種。為了相對減輕農民負擔、減少糧食運輸的困難，又實行了軍屯。洪武三年，為了解決邊軍糧餉不足問題，又實行商屯。商屯初行於陝西省北部，後邊疆各行省相繼效法，得以盛行。推行屯墾制度的作用是十分顯著的，進一步擴大了耕地面積，也就增加了附着在土地上的農民人數。

　　四是獎勵農桑，興修水利。明政府規定，有司考課官吏，必書農桑治績，同時大力發展桑、麻、木棉等農業經濟作物，規定棉布等紡織物可替代糧食輸官。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使大量荒田隙地得到充分利用，並增強了男耕女織的小自耕農自身的生存能力，有利於人口的增殖。此外設立田司專掌水利。據《明太祖實錄》載，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全國共繕治塘堰凡四萬〇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〇四十八處。

　　五是減輕人民賦役負擔。明初實行“賦税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的賦役制度。以賦言，江南地區為財賦所出，税率較高。其他地區一般是“官田畝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農民負擔大為減輕。徭役按照田地多少而定，並在田賦徵收和編排力役上，注意到不誤農時。正因為這樣，明代初期經濟發展迅速，人口增長也很快，據《明成祖實錄》卷二十六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重訂户籍黃冊時統計，全國户數達到11415829户，人口數達到66598337口。也就出現了著名的“永樂盛世”時代。

　　清代乾隆朝人口大幅度增長

　　滿清立國初期，同樣面臨着地荒丁亡、財盡民窮、社會經濟凋敝、階級矛盾十分尖鋭的局面，為了鞏固已經取得的政權，清政府也毫無例外地實行了一些安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

　　實行輕徭薄賦。建國之初，攝政王多爾袞即下令：“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進行蠲免。”後又明確規定：“派徵錢糧，俱照萬曆年間則例，其天啓、崇禎年間加增進行蠲免。”以上取消的“三餉”和額外加派以及蠲免賦額的措施，對於“苦於徵納已久”的勞動人民，無疑是久旱逢甘霖。

　　召集流民墾荒。據《清世祖實錄》載，順治元年（1644年）八月，首先將山東“州縣衞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無力者，官給牛種，三年起科。”順治六年（1649年）四月，又下令：“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居樂業。察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堪實，奏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之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僉派差徭……各州縣以招民勸耕之多寡為優劣，道府以責成催督之勤惰為殿最，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載入考成。”

　　下令停止圈地。針對滿清利益集團圈地成風的實際，清政府為緩和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於順治四年（1647年）下令：“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八年（1651年）又下令：“將前圈地，盡數退還原主。”十年（1653年）後再次重申：“以後仍尊前旨，永不許圈佔民間房地。”

　　革除宗室及鄉宦監生名色。據《清世祖實錄》載，清政府在未及編審户口之前，即於順治三年（1646年）命令各省：“前朝宗祿田錢糧與民一體起科，造冊報部。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犯法者與小民一體治罪，仍令各安故土，不必散處。”在取消宗室名籍的同時，又命令除已被清政府錄用者外，原明“鄉宦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泛差役，與民一起均當。朦朧冒免者，治以重罪。”前明宗室名色的革除，使大量明時另立名籍的宗室人口悉入州縣版籍。一些鄉紳的政治經濟特權被取消，也起到了減輕農民負擔的作用。

　　嚴令人丁編審，改革賦役制度。據《大清會典事例》載，清政府針對當時流民遍野和户籍脱漏的嚴重情況，嚴令人丁編審，規定各級官員凡“審增人丁者”，給與獎勵，“隱匿不報”或“不照限題報者”，均應依律治罪。

　　實行更名田；調整墾荒政策。規定凡墾荒起科年限放寬到10年，還對墾荒的農民給予必要的耕牛和資金等資助；制止增租奪佃，統一計量工具，避免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超額勒索；蠲免災害時的賦税；開放海外貿易，鼓勵工商業發展，這些措施的進一步實施，再經過乾隆時代的大發展，一改清初的蕭條景象，出現了人康物阜、繁榮富庶的局面。這就是著名的“康乾盛世”時代。乾隆六年（1741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大關，達到14341萬人；其後，又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五十五年（1790年）又先後突破2億及3億大關，達到了31328萬人。從乾隆六年到五十九年的53年間，中國人口淨增16987萬人，每年淨增加320萬左右，打破了以往各個朝代的增長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