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愛槍勝過愛孩子” 德州槍擊案後家長們感到憤怒和無助_風聞

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後，人們帶着鮮花和毛絨玩具來到臨時紀念碑前。

週二，法比安·帕迪拉（Fabian Padilla）和他的妻子為他們的幼兒園孩子研究防彈裝備，他們瀏覽了帶有裝甲襯裏的笑臉揹包和專為防止槍擊設計的兒童帽衫。

這位來自奧蘭多的兩個孩子的父親突然意識到，這種想法“在一個文明國家是瘋狂的”。但這對夫婦不確定還能做什麼。聽到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消息，他們熱淚盈眶，震驚不已——又一起，這一次發生在德克薩斯州的一所小學。

“作為父母，你會感到無助，”35歲的帕迪拉説。“你覺得不管發生什麼，你和你的孩子都只能受命運擺佈，而我們對此無能為力。”

他又重複了一遍：“無能為力。”

在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市的羅布小學（Robb Elementary School）， 19名兒童和兩名成年人被槍殺，在得知此事後，全美各地的家長都充滿了憤怒和絕望。他們想到了那些聽到最壞消息的家庭，想到了那些永遠長不大的孩子，想到了那麼多生命的破碎。

他們特別想到了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

近年來，校園槍擊事件呈上升趨勢，《華盛頓郵報》收集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校園槍擊事件的增長相對穩定。只有一個例外：2020年，新冠大流行迫使學校將課程轉移到網上。

當學生們回到教室時，槍擊事件又開始了。2021年有42起，是20多年來的最高記錄。今年到目前為止有24起。

安全諮詢公司危機現實培訓（Crisis Reality Training）的負責人赫蘇斯·維拉赫莫薩（Jesus Villahermosa）説，總的來説，一個人被閃電擊中的可能性是在教室裏被槍擊中的兩倍。但是，他補充説，“挑戰在於，數據顯示，我們看到這些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件越來越多，死亡人數越來越高。”

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克里斯汀·魯斯特倫（Kristin Ruthstrom）回憶説，她產後六個月時，有一天，電視屏幕上閃過了一場大屠殺的畫面，那是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慘案。“這怎麼可能發生在這裏？”她回憶説，當時她因恐懼而抽泣。

但10年間反覆發生的校園槍擊案和另外兩個孩子改變了現年39歲的她的看法。烏瓦爾德槍擊事件等場景帶來的破壞不再令人震驚，悲傷被憤怒所取代。

魯斯特倫説，反對槍支遊説團體的權力和影響“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我只想尖叫，”她説。“這是2022年的美國，我們擁有所有可能的資源，但我們仍然讓這種事情發生。”

54歲的瑪拉·斯托特（Marla Stout）是一名母親和代課老師，她也住在堪薩斯城，對她來説，離開美國似乎已經開始成為答案。

她説，她的家庭一直專注於培育愛國情懷，所以一家人都曾從軍。但她在美國越來越沒有歸屬感。她和丈夫已經認真地討論過離開的事。

“我覺得現在唯一能保護我孩子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帶出這個國家，”她説。

為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大規模槍擊案中遇難的學生和教師舉行的紀念活動。

一些學生——尤其是年紀較大的學生——也感到緊張不安。

當16歲的佈雷倫·凱恩（Braylon Kane）走下他爸爸的斯巴魯車，準備走進位於威斯康星州斯托頓的高中時，他帶着譏諷和警惕的語氣説，“我馬上就是個靶子了。”

他爸爸一整天都在想這句話。

51歲的約翰·凱恩（John Kane）在Twitter上寫道：“這讓我很傷心，因為在我長大時，我從來不會覺得自己在學校有可能被槍擊。作為父母，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過得比我們好。遺憾的是，今天我意識到我失敗了。”

在一次電話採訪中，他情緒激動地談到，他相信這個國家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他説，“**我們生活在一個愛槍勝過愛孩子的國家，**這真的讓你很生氣。”

佈雷倫·凱恩説，他脱口而出的這句話只是無心之語，但他確實對缺乏改變感到沮喪。他的年齡還不到投票的年齡，但他已經感覺到，似乎大多數當選官員都不願意傾聽或採取行動。

“我希望人們能問問，在我們願意改變法律之前，這種情況還需要發生多少，”他説。“在人們願意放棄對槍支的控制之前，我們還要經歷多少悲劇？”

對於年幼孩子的父母來説，問題在於是否要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如果要告訴，又該如何告訴他們。

在緬因州波特蘭市，布里安娜·沃爾克（Briana Volk）週三沒讓她5歲和8歲的孩子去學校，讓他們留在了家裏——她就是沒法想象讓孩子們坐校車。所以她帶他們去吃午飯、吃冰淇淋，還帶他們去玩具店，在那裏他們可以花零用錢。這是美好的一天。

40歲的沃爾克説：“我覺得以他們的年齡，他們應該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不想主動告訴他們槍擊案的事情。如果他們在未來幾天從朋友或者媒體那裏聽到了這件事，跟我提起來，我願意並且準備好討論它。但我希望別現在就提。”

34歲的梅根·卡羅蘭（Megan Carolan）是非營利機構兒童成功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ld Success）的研究副總裁，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説，父母必須在預防的必要性和給孩子造成心理創傷的風險之間取得平衡。她沒有告訴她5歲的孩子德州的事。週三早上，他蹦蹦跳跳地跑到學校的街道上，渴望見到他的朋友們，“我還沒來得及緊緊擁抱他，提醒他我愛他，他已經跑到了學校的那一頭。”

當她想到持續不斷的槍擊事件對童年的影響時，她哭了。一位朋友告訴她的事情似乎説明了這種失落：在一次射擊演習中，她的女兒不得不學習如何關掉她那雙會發光的運動鞋。

卡羅蘭説：“像你的發光球鞋這樣純粹而快樂的東西，我們必須把它視為一種風險和威脅——我們從他們的童年偷走了一些東西。我們沒有看到成年人竭盡全力，努力把童年還給孩子們。”

《紐約時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