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教授治校”嗎？民國時期的大學校園，教授真實地位如何？_風聞

現在的我們對民國時期的大學與教授，往往帶有一層朦朧感，認為那是中國學術與思想的黃金時代，是大師輩出的時代。但顯然這是一種後來者誇大的結果，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固然是湧現出大量優秀學者，但如果放在整個人口結構中看，其數量可謂是鳳毛麟角，大多數高校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其實也很艱難。西方傳入的教授治校制度，本是提升教授地位與話語權的重要改革，但在混亂的時局與黨派紛爭的情況下，其在中國“落地”的情況，其實是一言難盡的。

一、“教授治校”制度的傳入

教授治校自西方傳來，在1910年代開始於中國高校實施，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有30多年的歷史。但實行不代表能夠實現，教授治校在中國推行的30多年間，也遭遇了許多問題。簡單來説，教授治校並非是教授對學校的每一件事都直接管理，而是根據規章制度，在高校內建立起獨立於校長、教務長之類的行政領導之外的管理體系。一般來説國立大學以建立教授會與評議會作為教授管理學校事務的機構，私立學校由於其資金來源於民間而非政府，故教授治校制度並未推行下去。

中國第一所大學北京大學

1910年代是中國“教授治校”的初創時期，1912年，北京政府正式頒佈《大學令》，給予了“教授治校”以合法權利。但這一時段中國高校數量極少，教授治學理念雖傳至中國，但並未廣泛傳播，推行此制度的學校更是少之又少。直至1920年代，隨着中國高校數量的不斷擴張，這一時期也成為教授治校最為關鍵的“高潮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處於南北戰爭的情況下，政府對高校的管理與控制十分鬆散，教授在校內的話語權得以迅速擴張。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引入教授治校制度，東大以美國為藍本，將美國大學內的董事會、評議會、教授會等組織引入校內。教授會的建立，形成了對原有高校權力體系的分割，教授不再僅有教書研究的權力，而在學校行政事務與學術事務方面擁有決策權與管理權。

東南大學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政府以武力為後盾，逐漸實現對全國的掌控。高校教育關乎國家人才的培養，也成為國民政府加強管控的重要場所。為推行黨化教育與加強對高校的掌控，政府推行一系列法令，企圖從組織、思想、管理等各方面對大學實現全面掌控。儘管在各種原因下，國府直至1949年敗退台灣時依舊未能實現對高校的全面掌控，但像1920年代那般寬鬆的高校環境已不再。高校行政化趨勢不斷加強，校長及其掌控的行政體系再度成為高校內的主導性力量，教授治校制度被不斷壓制，直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都未能得以恢復。

二、教授治校的代表性大學

教授治校雖未能堅持下去，但多多少少在國內各高校被推行過，其中也有推行較好的高校。今天談起中國高校，首當其衝的一定是清華北大兩所高校，事實上在民國時期，這兩所高校同樣是中國高校界的領頭羊，在推行教授治校制度層面十分突出，其中又以北大最為突出。

北大在蔡元培的長期主導下，將德國大學模式引入國內，他在北大創建評議會與各學科的教授會，教授對北大擁有極高的話語權。與東大不同，北大並未引入董事會，前者引入董事會是為籌集財政資金，北大則不需考慮這種問題。根據北大制定的《評議會規則》，評議會是北大推行教授治校的核心機構，凡是北大校內的重大事務，沒有評議會的通過則無法推行。

影視劇中的蔡元培

以1917年第一屆北大評議會為例，這一屆評議會的會員共有19人，包括校長蔡元培、文理法工四科學長以及四科的教授代表，陳獨秀、胡適等為今人熟知的名人都包含在內。由於評議會人數過少，不能滿足教授治校的要求，故蔡元培決定在各科內再度設立學科教授會，讓各科的教授都能參與到本專業的建設中來。可以説，在教授治校理念剛剛傳入到中國時，北大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將其實施的十分全面，效果也十分明顯。蔡元培卸任後，新任校長蔣夢麟繼續堅持蔡元培的理念，並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

1930年代後，教授治校由於政府的介入而不斷被壓制，但這並非意味着教授治校的失敗，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即是教授治校的另一典範。1938年西南聯大頒佈《教授會組織大綱》，宣佈成立“教授會”，作為聯大重大關鍵事務的決定機構。據統計在聯大存在的近八年時間內，聯大共召開32次教授會議，從學校建設、師生權益、科研發展等各方面提出種種建議。

此外，聯大為貫徹教授治校制度，還對國府的黨化教育予以堅決抵制。當時的教育部由陳立夫擔任，陳長期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對加強黨務事業十分上心，他借教育部長一職在各大學內推行黨化教育。為此，西南聯大掀起抵制教育部黨化教育的浪潮，藉以表達教授治校的勇氣與決心。他們拒絕在校內推行所謂的黨務教育課，也拒絕提交毫無特色的統一的教學大綱，依舊決定各科教師自行決定教課內容。此外，由於戰爭的爆發，戰後通貨膨脹現象十分嚴重，聯大教師連生活都無法保障，為此聯大教授向教育部發起多次抗議浪潮，以文人的骨氣向強權發起衝擊。

當然西南聯大能夠得以保持住教授治校的制度不受過多衝擊，與其超然的地位有密切聯繫。北大清華南開本就是國內高校的領頭羊，無論在聲望還是政府人脈方面，都有相當豐富的資源，這使聯大在高校體系中得以保持相對獨立的地位。加之聯大實際負責人梅貽琦始終對國府的黨化教育極度反感，並竭力將其從學校中去除，國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也只得無奈接受這個現實。

聯大負責人暨清華校長梅貽琦

三、教授治校的效果與結局

教授治校無疑是推動高校去行政化以及高校民主化的關鍵一步，作為高校最為核心的主體力量，教授是高等教育與科研進步的推動主體。唯有確保教授在學校中能夠獲得有力的話語權，才能使其有效利用各種資源推動教育與科研發展，使其不受過多行政力量的干擾。毫無疑問，在民國時期的大學，像北大、清華、東大這樣的頂尖高校，在蔡元培、梅貽琦這樣的優秀教育家的領導下，能夠將教授治校制度推行下去。有效的調動了教授治學教育的積極性與參與學校事務的熱情，也有效的維護了知識分子的尊嚴與臉面，真正為實現“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提供確切保障。

清華校長梅貽琦（居中）與教授代表

但問題在於，民國時期的大學雖數量不斷增加，但質量卻並未保持同步增長，大量高校連基本的教育資金都沒有，更何況是所謂的教授獨立治校。況且像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其校長往往是國內頂尖知識分子，其影響力足可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加之諸多政府內任職的校友，使其能相對超脱於一般高校體系之外，教授治校制度也能夠推行下去。但大多數學校既無資金又無人脈，面對政府的高壓與滲透，教授的權力只能是越來越小。

與此同時，教授治校並非沒有缺點，教授在成為權力擁有者的同時，也缺乏對其監督的權力。而且由於各專業特色不同，不同專業的教授在一起討論學校事務，必然會導致各説各話，都希望自己學科獲得有限的資金支持，使學校的決斷效率十分低下，某種程度上不利於學校發展。至1949年，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高校建設也進入全新的階段，教授治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宣告結束。

清華大學

文史君説：

高校去行政化直至今天依舊是教育界的熱門話題，如何使學校的主體力量教師擁有管理學校的權力與能力，是高校民主化的關鍵命題。民國的教授治校制度，雖然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般完善，但幾十年推行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高等教育發展，還是能提供借鑑的。

參考文獻：

戚文闖：《民國時期“教授治校”之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

蔡磊砢：《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與變遷》，《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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