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槍無罪”説到“人現狀”及社會治理_風聞

由“槍無罪”説到“人現狀”及社會治理

——並議槍支“特點”對人的影響及“自由、民主”與社會治理的“威權”

【部分摘句：＃在正常非戰爭敵對環境的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並沒有隨時需要用槍支來保衞自身的必要。為何不能、不應控槍呢？＃持槍者，其實有一種“超常權力”。這使得雖然並非所有人、但總是也會有人在暴怒狀態下、在失控時會使用這種“超常權力”加害於別人、眾人乃至自身。＃從槍支賦予持槍者“超常權力”對人的影響，也讓人想到，與“槍支特點”——“超常權力”類似的事物，對人同樣也是有影響的。＃槍支的強力殺人作用，就是賦予了持槍者一種特殊的“威權”。如果反對“威權”，倒是應該反對持槍，應該控槍。＃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即便是低發生率但“普及”還是會多發的惡性（致亡）事件，要切實有效防範，往往也需要“為防萬一，須控一萬”。三年來人們對新冠疫情防控的實踐就證明了此點。】

一、“槍無罪”，有道理？結合“人現狀”，其實是無道、無理

震驚全美的得克薩斯州小學槍擊案，引發控槍的強烈呼聲。但是，美國還是有人提出“槍支無罪”。特朗普在出席步槍協會年會，聲稱“槍支無罪”，認為應該加強對持槍人的管理含對其中心理異常人的疏導，反對槍支管控。

“槍支無罪”，聽起來也似乎蠻有道理。槍本身不會打人，是用槍的人有罪，因此不應該控槍。

沒錯，這裏的關鍵是“人”。

但是，人們不能不看“人的現狀”——當億萬人都“普及”的合法持槍，所呈現的實際狀況是什麼樣的呢？

正如有言，“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當眾多人都能持可以精準、快速乃至規模的殺人的槍支時，這眾多人之中只要有極小的比例（例如十萬分之一）可能由於種種原因會失控施暴，那麼，美國三億人就可能有３０００個由於種種原因暴怒而用槍殺人者。

從大量的槍擊事件中，人們其實可以發現，由於種種原因而失控暴怒者，是難於完全預知、及時事先管控的。而一個淺顯的“道理”是：可能用槍殺人者，如果沒有槍支在手，就不會導致悲劇的發生。

看看世界上控槍做的好的國家，不正是因為除了軍警等特殊羣體，已經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持槍者的數量，才減少和幾乎杜絕了社會上槍支暴力事件的發生嗎？可見，從實踐效果看，控槍，的確是減少乃至杜絕社會槍支暴力事件的重要、主要措施。

再説，在正常非戰爭敵對環境的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並沒有隨時需要用槍支來保衞自身的必要。為何不能、不應控槍呢？

應該説，以“槍無罪”等理由反對控槍，其實是無道（沒有道、沒有路可走的）、無理。而美國為何控槍難？那是軍工企業因買賣槍支利益的需要而反對控槍，是完全從集團利益出發的。反對控槍，控槍無招，其實都是無視民生，會使民眾生活在槍支暴力之下而惶惶不可終日、無安全感，是“無道昏招”。

二、從“槍支無罪”卻要“控槍”而非僅“管人”想到——槍支以及類槍支事物的“特點”及其對人的影響

不是槍支本身會犯罪，槍支暴力事件沒管住“人”造成的，為何卻主要要“控槍”而不是隻要“管人”？

這是因為，雖然不是槍支本身會犯罪，但槍支的“特點”與“人”結合後，會對人產生影響。在難於有效“管人”的情狀之下，同時乃至首先要“控槍”，就成為必要和不可缺的了。

那麼，槍支的“特點”是什麼？

槍支是可以快速、準確、規模的強力殺人工具。持槍者，其實有一種“超常權力”。這使得雖然並非所有人、但總是也會有人在暴怒狀態下、在失控時會使用這種“超常權力”加害於別人、眾人乃至自身。

從槍支賦予持槍者“超常權力”對人的影響，也讓人想到，與“槍支特點”——“超常權力”類似的事物，對人同樣也是有影響的。例如，在社會中管理眾人之事的各類職事，都有一定的、大大小小的別人沒有的“權力”。這種職事所帶有的“非‘常人’所有的權力”，也會對人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是：雖然並非所有人、但總是也會有人，會在利益驅使之下，非職守、非規範的使用這些“權力”，為自己牟利。對官員來説，這就是利用職權貪腐。從此，也可見反腐倡廉的難度、任重道遠和必要。

三、控槍與“自由、民主”及“威權”治理

由控槍這個題目，人們還可以聯想到“自由、民主”，即：要控槍，不是要限制了人的“自由”和自己做主嗎？控槍，不是在用“威權”限制“自由”？

對此的回答，應該説：是。

控槍，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和此“民”自己做“主”；是在用“威權”治理。

不過，這是必要的。

其實，槍支的強力殺人作用，就是賦予了持槍者一種特殊的“威權”。如果反對“威權”，倒是應該反對持槍，應該控槍。

説到社會治理，社會中管理眾人之事的各類職事所帶有的“權力”，那也是“威權”。例如，警察要有權力（不就是“威權”嗎？）才能在必要時維護社會正常運行，沒有這種“威權”，社會管理就無法進行，社會生活秩序就無法保證。而其他社會管理職事所帶有的“權力”，也同樣。

同時還要説，在需要高效、有效運行的需求下，“威權”及對其的“服從”，即“無條件的服從”有指揮權的上級，也是在社會特別是軍事組織中所必須的。

人們可能還不能不看到，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即便是低發生率但“普及”還是會多發的惡性（致亡）事件，要切實有效防範，往往也需要“為防萬一，須控一萬”。三年來人們對新冠疫情防控的實踐就證明了此點。

“防萬一，控一萬”，確是影響很多人的“自由”。怎麼辦？放棄控“一萬”？不行。因為，不控“一萬”，“萬一”會波及乃至變成“一萬”！為防止波及、保護多數，保護“一萬”乃至“千萬”，只能不得已的控“一萬”。這可能要算是社會治理上的一個經過實踐證明有效的“道”和“理”。

因此，從社會治理需要來看，人們恐怕還不得不對“自由、民主”及“威權”再思考，再認識。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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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特朗普出席步槍協會年會，聲稱“槍支無罪”反對槍支管控_鳳凰網視頻_鳳凰網  https://tech.ifeng.com/c/8GOCXsbOZ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