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杭“抗疫”之路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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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蟈 | 文

艱難的蘇杭回家路

518那天，接到蘇州社區的電話：“這周別回來了！杭州回蘇州又要隔離三天。”好心提醒我的是社區主任，有什麼抗疫動態，她都會主動聯繫我。

“前幾天不是都正常了嗎？”

“又反覆了，政策經常要調整。”

匆匆掛完電話，只得把週五的火車票退了。獨自在杭州，也不能浪費這個週末。出門去西湖邊逛逛，許是看多了朋友圈裏上海的安靜，西湖邊遊人如織，讓我一頓恍惚，杭州還是杭州，似乎和以前一樣。斷橋邊吊嗓子唱戲的人們、三公園裏跳舞拍視頻的人們、麴院風荷邊喝茶喝咖啡的人們、北山路上拍下今夏第一朵荷花的人們，一切如常，人們對生活也就這點希望——平常，正常。

我曾經寫過一篇蘇州的抗疫生活，大讚細膩的社區基層工作。可這份細膩，也是對人力的極大消耗。我們社區的工作人員經常提醒我防疫政策的變化、我身在基層的同學、好友、親戚幾乎都為了抗疫舍小家，日日加班。在感動的同時，也深感這種成功是“血肉之軀”建築的長城。還有沒有別的道路更加高效、精準、低耗呢？

我想應該有的，比如杭州。

杭州將抗疫工作徹底數字化了，將疫情的影響控制在很小的範圍內，數字化治理的道路更值得推廣發揚。

五一節後，我從蘇州到達杭州，當時的蘇州行程碼上還帶有“星”。但凡帶星號，在火車站的防疫人員都要和社區對接，進行“閉環交接”。在社區對接後，被送到家。我一到家，健康碼立刻轉為黃碼，隨後接到防疫電話。通知我居家隔離三天，會有一次人員上門採樣核酸。如陰性，滿72小時後自動轉綠碼，可以正常行動，只是接下來的11天裏不能離開本市。在隔離的三天裏，外賣正常，物業派送，有人上門核酸採樣。

回想起，四月份從杭州回蘇州的時候，從火車站到家門口，被工作人員一路“護送”，最後在門上貼個門磁，那叫一個嚴絲合縫啊。到杭州卻沒見一個工作人員，門磁也省了，直接在房門上貼了一張“福”字，看得我哭笑不得。

其實在杭州，控制我的就一個“黃碼”，但這就夠了。因為哪哪都要掃場所碼，連進個小區門口的小超市都要掃，是黃碼的話，哪兒也進不了。

隔離解除後，果然滿72小時，自動轉綠碼，我也可以正常出門。和疫情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件事情——48小時核酸採樣，就在前幾天48小時改為72小時了。

1萬個核酸檢測點的杭州

杭州目前有1萬個核酸檢測點，還產生了個新名詞——“15分鐘核酸採樣圈”。以前樓盤營銷時動輒講“15分鐘便利生活圈”，何曾想，連個核酸採樣也是15分鐘採樣圈。

我生活工作的上城區、拱墅區，人口稠密，檢測點眾多，早、中、午、晚四個時間段都有采樣工作，叫做“1530”標準——步行15分鐘內到達採樣點，排隊等候不超過30分鐘。大量的黨羣服務中心、藥店、閒置商鋪都被充分利用，而造價較高的“採樣小屋”也多是在景區、景點這樣的地方存在。

疫情深刻地改變了我們普通人的生活工作——

首先是核酸採樣的常態化，杭州的健康碼現在已經四碼合一，如果核酸超過時間就變灰碼，所有公共場合都無法進入。我曾經有一次變灰碼的經歷，在地鐵口被攔下，只得在支付寶上搜尋最近的採樣點，採樣完成後灰碼就會恢復。好在點多，排隊少，即便常態化也是很便捷的。

其次，因為想盡量少搭乘公共交通，我改騎自行車上班。自行車是我在“閒魚”上購買的閒置，通過“閒魚”找到附近的賣家，距離我僅兩公里，騎着共享單車去她家，上門自提後再騎回來。雖然早晚高峯的杭州交通很殘酷，但是一邊運動一邊環保出行，這種生活也是蠻酷的。

杭州是全國首座核酸常態化的城市。表面上是多一項核酸檢測，背後卻是數字對普通人生活的改造。如果説，數字化治理在疫情前還是一件很無形、遙遠的事情，那麼在疫情時，它更加深刻、緊密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被數字改變的生活

杭州是一座數字之城，數字化——也是蘇州和杭州的差距。

數字，提高的是效率。四月份我在蘇州火車站出站的時候，還是人工登記，工作人員把每個人的身份證號、各類信息用筆記錄，造成隊伍的擠壓、排隊。出站的時候一路刷“蘇康碼”、身份證，但最後還是用人工筆記。那麼，前面刷的碼、錄的證都是為了什麼呢？我也想不明白，只能糊里糊塗地排着隊，等着工作人員辛辛苦苦寫好筆記。到五月底我再回來，也沒有見人工筆錄了，核酸採樣點還是不如杭州方便，無法做到隨時隨地。

杭州所有的場所幾乎全都掃碼出入，全程數字化。高鐵出站，依次掃碼出行，十分有序，隊伍也沒有積壓。有的行政區，住宅小區也都採取了數字化治理，網格長能夠“一秒鐘掃樓”——住户出示健康碼後，只要掏出手機一掃，對方的核酸檢測情況和新冠疫苗接種等信息就一秒鐘“閃現”在手機屏幕上，比以往的傳統手動登記效率提升了近10倍。

杭州從2021年10月推出第一代場所碼，到現在已經是第四代。場所碼第一代在去年推出一個月後，日均掃碼量達100萬；到今年3月日均掃碼量是1500萬；五一後，第四代的日均掃碼量已經是2000萬了。

數字化的速度不僅體現在人流上，還體現在物流上。有一項針對貨運車的“城市貨運導航”的應用，將核酸比對的功能前置，督促通報相關人員進行核酸檢測。上線以來，用户量日均達到2.5萬輛，日均使用11萬餘次；累計提供服務約1001.7萬次；核酸檢測率從上線首日的45%提升到了89%。

現在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APP、數據庫，杭州更好的地方在於數字化的整合。蘇州數字化的程度也很高，但是整合度似乎不如杭州。疫情期間，我的在蘇州從事物流的朋友吐槽，貨車要去常熟、太倉等幾個地方，各地都有自己的物流APP，蘇州叫“蘇貨碼”，常熟是“訪易安”，到太倉就是“貨運碼”。僅蘇州下轄幾個縣級市，都難以統一，帶來了不便。

我個人也很有感觸，因為杭州是“支付寶”走天下，哪怕“浙裏辦”這樣的政務服務也可以在支付寶上搜尋到。現在的“四碼一屏”更是將核酸檢測的督促推行到了極致——用倒計時的方式在提醒你：距離“核酸證明陰性”還有多久失效。

數字，深刻地提升了杭州的速度、杭州的效率。不要小看這一秒，幾秒，少花一點時間，日積月累，就是巨大的財富。在數字時代，時間是最寶貴的。

數字化生存

蘇州、杭州都是居民幸福感很強的城市，但在數字化的領域，杭州明顯更進一步。蘇州雖然節奏慢一點，但也更有濃濃人情味。

這些年來，數字，早已成為了我在杭州的一項生活方式：出門的時候用哈羅、青桔單車騎到地鐵站，掃場所碼、用支付寶進地鐵站，刷手機看新聞，掃碼進寫字樓，開始對着電腦工作，中午用美團叫外賣，下午臨近下班用叮咚盒馬買菜，到家後收天貓包裹，然後打開電視看愛騰優——這是我在杭州的典型一天。

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和數字為伴，因為疫情“不必要社交”“不必要逛街”，所以都儘量減免了。作為傳統行業的80後中年人，我在審視這種生活後，產生了一種困惑：我的人生正在被一點一滴地“數字化”。在數字中，到底是越來越自由，還是逐漸失去自由了？我沒有答案。

《未來簡史》中寫到：“從以人對中心的世界觀走向以數據為中心的世界觀，這種轉變並不只是一場哲學意義上的革命，而是會真真切切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伴隨抗疫的發展，我們的城市也越來越快速地成為數據的城市，每一張人臉，每一條記錄，每一條軌跡、每一個場所，都最終會化成一條條數據在我們的大城市的運作系統中流轉，我們正在變成數據，數據也在改變我們。

奧威爾在《1984》中描寫的“老大哥”，數據就是這個老大哥，它無時無刻不在檢測我們。它所推送的內容也在改變、塑造着我們。因為數據的不斷迭加，算法越來越精準；也因為信息的不斷迭加，我們的認知也在不斷成長進化。

疫情，讓這股數字浪潮來得更快更猛烈了，也讓城市的運轉越來越快速高效。近些天，杭州最新的人口數據出爐，其增量位列長三角第一。常住人口1220.4萬人，僅次於上海2489.4萬人和蘇州1284.8萬人。杭州規劃預測到2035年，其常住人口規模在1500萬人左右。從現在的治理情況看，這個人口容量也是合理的。

數字讓杭州越來越高效，但生活也是幸福的，西湖畔、斷橋邊、北山路上的荷花碧連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