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誅心！雷鋒竟被配上了日軍宣傳照_風聞

人教社“醜插圖”引發的軒然大波還沒過去，5月29日，又出了一件全網震怒的出版事故。

在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與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小學二年級語文下冊《同步巧講精練》教輔書當中，一幅日軍士兵揹着老奶奶的照片竟然成了“雷鋒做好事時付出的艱辛”的配圖。

封面顯示，該書由“舉一反三”品牌團隊和金星國際教育集團《教材全解》團隊聯合出品。主編叫薛金星，估計是《教材全解》團隊負責人。

據天眼查顯示，金星國際教育集團有限公司已告解散。

30日，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回應稱，正在查找配圖錯誤的原因。工作人員表示已經關注到該問題，暫時説不上來原因。

如此匪夷所思的“錯配”，發生概率幾乎為零，因為雷鋒形象在中國家喻户曉，難道配圖的不是中國人？

這不是“馬虎粗心”，而是處心積慮；不是不認真，而是“太認真”。

這張侵華宣傳照，距今至少有80多年時間。

最初它刊登在侵華日軍宣傳畫報上，時間是1938年11月。由《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的記者在中國“拍攝”，再送到日本本土的宣傳機構，由其挑選出一些照片印製成冊，一部分留在日本發行，一部分送到中國及國際上。

日軍給中國小孩送糖果照片在這些宣傳品當中也經常可見，目的都是美化日軍侵略行為。

這種畫報一直出版到日本投降為止，大概出了100多輯，後來成了日軍侵華的罪證。

日軍侵略中國時，是“殺人誅心”兩種手段並用。

殺人，用的是槍炮刺刀；

誅心，用的是筆墨紙張。

有的時候，誅心比殺人更可怕。

以前我寫過幾篇日資報紙在全面侵華前的佈局情況。報紙只是其中的一面，日本人還對中國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發起了進攻。

奴化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人在東北扶持了傀儡政權--“偽滿”，日本人搞起了“中日文化提攜”，其實就是奴化教育。

這個説法是在三十年代初由日本外務省提出，在日本國內叫“對華文化事業特別制度改正案”。

大藏省拔款三百萬日元（當時是鉅款），逐年遞增。昭和十一年（1936）又派出大批中國通前往中國各地，具體落實“文化提攜”計劃。具體手段：

一、在華北以人文科學為主，在上海以自然科學為主。收買立場不堅的中國學者為其所用、許以名利；

二、設立醫學機構，研究中國災疫規律，以慈善名義為細菌戰鋪路；

三、對日本國內的中國留學生進行分化、吸收、培養親日派，同時，在中國教育界尋找為日本人服務的目標。

四、技術合作，日本主導（礦源開採）。

要將這些計劃落實到位，沒有漢奸配合，是無法想象的。

1935年，土肥原賢二花五萬大洋收購天津《庸報》，由日本同盟社接管，為全面侵華作準備。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庸報》由日本情報機構“聞人會”的骨幹大矢信彥接辦，成為了“北支派遣軍”機關報。

“北支派遣軍”有一個龐大的“筆部隊”，“日軍背老奶奶”的畫報就是屬於“北支派遣軍”，其它日本新聞社也有一些畫報。

1938年4月，日本下達“全國總動員令”後，這些畫報全部整合，對中國的宣傳領域、教育領域、出版領域發起了最瘋狂的進攻。

上海情況最為複雜，各國勢力交錯，日本人也難以全面出擊，於是它們選擇了更加隱蔽的手段。

1936年11月，日本外力省撥款6萬日元，在上海的四川路和福州路的轉角交匯處，也就是四川路149號的宏業大樓一樓，租用六間街面房，以日本風格裝修了“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

館長為上崎孝之助（《朝日新聞》負責人之一，日軍特務），理事會共有九人，只有一名中國台灣人名叫賴貴富（《朝日新聞》記者，小特務）。

日本人打着教育旗號，邀請汪精衞前來視察，汪精衞寫下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題詞。

“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它並不賺錢，真正目的是想通過書籍交流對上海學校進行滲透，同時為全面侵華戰爭提前收集情報。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人抵制了“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日本人閉館停業。

1938年6月，又開門迎客，改為主打兒童刊物，只允許青少年、幼童進入，小孩看畫報，還有糖果吃。

有中國記者決定親自帶着小孩去看一看，結果發現畫報的內容全是描繪日本小孩如何健壯、如何聰明、如何優秀，是東亞希望之所在。

該記者回去後寫了篇專稿，指出日本人在對中國小孩進行奴化教育，結果有人送來一隻血淋淋的斷手到報社，讓他停筆。

除了教育類書籍，日本人還要在上海控制印刷廠。

中華書局創始人陸伯鴻早在1932年就識破了日本人的意圖，他撰文寫道：“日人在滬所設印刷廠不下十餘家，均為日人代印。”

印刷廠投資巨大，這是日本人在為後來的出版物做準備。

日本人蘆澤民治用五萬大洋在海寧路創辦了蘆澤印刷廠，起初只印香煙盒子，七七事變後，就直接轉為日軍出版機構，直到1945年才被中國沒收。

這種只賠不賺的印刷廠還有三井財團的上海印刷廠，古董商小林榮居的美術製版廠。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些印刷廠除了為日軍出版宣傳物，還負責製造炸藥引信。

在書店方面，以日本人創辦的“至誠堂”為主，地址在虹口吳淞路與海寧路的拐角，與蘆澤印刷廠非常接近，協同“作戰”。

也就是説，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日軍及外務省就在中國佈置了出版網絡，這些報紙、書店、印刷廠還有那些自甘附逆的文人，聯起來就是一張天羅地網。

1937年後，它們的宣傳品就不斷地在中國出現，要從思想上令中國人自輕自賤，放棄抵抗，甘心被奴役。

這些出版裏，到處都是“皇軍聖戰雄姿”，每天都有皇軍“尊老愛幼”的感人畫面。

逢年過節，日本人還要在社會上、學校裏搞徵文活動，稿費豐厚，只要你願意誇誇“皇道樂土”的美好明天。

隨着日軍戰敗投降，這些毒害中國人的出版物也都煙消雲散。

戰後日本所有教育和出版機構由美國佔領軍控制。但幾十年過去後，這些毒汁又想向中國教育界、出版界滲透。只不過，幕後黑手更為複雜罷子。

雷鋒竟被配上了日軍宣傳照，難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嗎？哪有這麼多的錯配？

記得去年這張火遍網絡的“日本地鐵小萌娃”嗎？

做文案的人完全知道小女孩是中國人，坐的是杭州地鐵，跟日本毫無關係，卻非要寫成“日本人自信和勇氣，真可愛”。

“精日”這種移花接木手段跟“日軍背老奶奶”配雷鋒，難道沒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加上這段時間不斷爆出的兒童出版物的異常現象，事出反常必有妖。

對照當年日本對中國教育界的侵蝕，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殭屍彷彿在復活。

在它們口中：中國人不能愛國、不能反抗，不能存在英雄、偉人，也不能有成績，動不動還要全民反思。

而別人家永遠是正直的、文明的、可愛的，顛來倒去全是對的。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奉勸那些利用教材毒害下一人的名利雙收的“聰明人”，早日自首，因為東京救不了你們，華盛頓也救不了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