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國運_風聞

全文總計12795字，閲讀約需30分鐘   

    5月17日，哈爾濱市公佈了2021年度的人口數據，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88.5萬人，較上年減少約12.4萬人，至此，東北地區再無一座人口過千萬的超大型城市。

    放眼更大的時空，國家統計局在今年二月發佈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全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年末總人口比上年增加48萬人。

    很多機構和學者預測，2022年，中國人口將迎來負增長，甚至2021年會成為整個中國歷史的人口頂峯。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近年來可以説是議論紛紛：

    有人説中國人口太多，導致資源缺口巨大與社會內卷嚴重；也有人説，中國目前的人口規模是合理的，“未富先老”才是更深層次的潛在危機。

    還有與之相關的年輕人沒空生、生不起、不敢生，養老金缺口越來越大，製造業企業用工荒、用工難，以後是否會引進移民等一系列的爭論。

    這些敏感的話題，一次又一次攪動着輿論的旋渦。

    回溯整個中國歷史，人口的增長與經濟乃至綜合國力的發展呈現出密切的正相關——兩漢、唐宋、明清三次歷史人口高峯，對應的也是農耕時代三次生產力的顯著增長、和三個較為興盛的歷史時期。

    所謂人口問題是“國之大者”，站在第四次人口高峯的增長尾聲，我們不禁要思考，中國人口問題的根本癥結究竟在哪？本文旨在按照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順序，一一做出深入解讀。

01  人口是什麼

    認識問題的基礎，就是首先要明確人口的屬性和意義，我認為總結下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承載文明賡續、民族繁衍、國家發展的最基本要素，沒有一定的人口規模，就不會存在國家、民族、文化這些概念；

    二是作為高級動物所天然具有的勞動力屬性，無論是過去的歷史，還是未來的發展，歸根結底都是由人來創造的；

    三是市場需求的創造者與實現者，從基礎的衣食住行到形而上的精神需要，根本上也都是因人而生、因人而異的。

    不難發現，這三點恰恰構成了生存-發展-繁榮的主線。

    並且就縱向的時空維度而言，這條主線在我們的民族史上已經被反覆證明：

    華夏文明與中華文化能夠歷經五千年源遠流長而生生不息，其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我們的人口數量和所佔據的土地面積，在漫長人類史的絕大多數時間中，都處於絕對的優勢，並最終進一步體現為了國家軟硬實力、潛力和穩定性的絕對優勢。

    這一點在同其他三個被外族征服、消亡的文明古國對比時尤為明顯，農耕時代的中國，也曾多次遭受過外來民族的威脅，但這些強大一時的入侵者，要麼在持久的拉鋸中由盛轉衰、要麼更是被我們的民族與文明所“同化”，成為了我們的一部分。

    可以説，在核武器和定向基因生物武器出現前，憑藉自身的體量，中國是很難被徹底毀滅的，即使面臨抗日戰爭這樣民族史上空前嚴峻的危機，除了能“以空間換時間”，遠超日本的人口規模也是支撐我們堅持抗戰、直至勝利的重要冗餘與保障。

    而在工業化時代，後發國家要經歷的兩個最艱難時期，就是完成資本原始積累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於能否邁過實現發展與繁榮的這兩道門檻，人口規模依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在實現工業化的歷史性跨越中，我們走出了一條獨一無二的發展道路，那就是既不學老牌列強對外掠奪、也不像當時東亞、東歐的一眾小國，通過依附來換取扶持；

    因為前者不符合二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民族獨立運動興起的潮流與道義，後者則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原則與靈活性、政治上的矮化也會在後續的發展過程中顯現越來越大的副作用。

    那一窮二白的我們究竟是怎麼實現的原始資本積累呢？

    其實五六十年代的“全民建設”與改革開放後的“血汗工廠”，都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改造對生產力的解放與制度保障，以及人口規模優勢和勤勞苦作傳統之上的，其中，後兩者的本質，則是農村對城市的供養、農業對工業的供養。

    這種供養的基礎，則就是充沛的勞動力支持，否則我們很難打下工業化的基礎、完成最早的基礎設施建設，後面也無力在全球化浪潮中融入世界經濟循環、參與全球產業分工。

    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則是隨着數量增長的邊際效應遞減與比較優勢喪失，傳統的粗獷式發展會遇到增長乏力、甚至停滯倒退的情形，這時候，就要敢於主動轉換增長動能、將發展結構由數量牽引調整為質量驅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就是堅持走產業升級、循環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之路；而這所需要的長期高強度的智力、財力投入，離不開高產出與高回報的支撐，再進一步説，能提供這種支撐的，則只有足夠規模的市場。

    但足夠規模的市場並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這首先需要足夠規模的人口作為基礎；其次，要讓大多數人具備一定的經濟積累與消費能力；最後，還要破除行政與商業的內部壁壘，確保市場運行的順暢。

    這裏要特別強調下“內部”二字，既針對市場內部、也針對內部市場；因為後發企業在前期是很難與海外巨頭在國際市場展開競爭的，這時候必須有龐大的內部市場來為企業的壯大提供庇護與養分。

    此外，除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支撐研發投入與市場回報的正向循環，足夠規模市場對於實現產業突破後的成本分攤與快速迭代，也同樣十分重要。

    為什麼中國每進入一個行業，就能迅速做出“白菜價”，讓別人無路可走？就是因為基於14億人口的最龐大市場，我們可以快速攤薄成本、在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

    其實説到這裏，也能看出，對於絕大多數後發中小國家而言，他們的發展上限，在先天條件上就是被“鎖死”的，而印度和印尼則是未能釋放發展潛力的反面代表。

    由此也不禁感慨：

    當年“解放戰爭慢不得”的研判與“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號召是多麼的卓識遠見，這最終為我們保 住了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必需的領土與人口規模。

    還有當年“勒緊褲腰帶”建立工業體系的決心意志與“一代人吃了幾代人的苦”的奮鬥精神是多麼的令人敬佩，這最終為我們持續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今天的中國，坐擁全世界最大的內部統一市場、單一市場，這支撐着我們成為了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大、中、小門類的國家，“世界工廠”的地位牢不可破；

    我們不僅在眾多的傳統產業實現了成長壯大、並大舉進軍海外市場，更在第七次信息革命與新能源技術革命這樣的全新賽道，憑藉體量優勢帶來的勢能優勢，從跟騎變為了領騎。

    此外，面對逆全球化浪潮暗流湧動與貿易保護主義壁壘重鑄的潛在風險，龐大的內部市場需求，還支撐中國經濟實現內外雙循環的同步運轉，避免因國際形勢的劇變而陷入癱瘓。

    總之，從中華民族的縱向時空可以看出，人口本身作為一種最基礎、也最根本的資源，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甚至互為因果；人口規模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繁榮，都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一點，在橫向的世界史上同樣有深刻的正反體現：

    作為中世紀長期的歐陸霸主，地理優勢使得法國的人口也長期居於歐洲第一，拿破崙時期，法軍在耶拿-奧特戰役中重創普軍，當時法國人口將近3000萬、而普魯士則只有不到1800萬人；

    進入19世紀下半葉，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領頭羊之一的德國，人口隨生產力的提高快速增長，到二戰前夕，德國人口超過7000萬、而法國人口只有4000萬出頭，結果法國在德軍的閃擊下，42天就宣告了投降。

    1700-1940年，俄羅斯人口增加了6.38倍，這為其近三百年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由於在衞國戰爭中損失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導致冷戰期間蘇聯的人口總規模和結構合理性都不如美國，其最終也在與美國的爭霸中敗下陣來；

    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失去了約四分之一的領土和一半的人口，時至今日也沒能迎來複興，人口負增長的困境更是其未來面臨的巨大危機。

    至於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其同時也長期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國；

    而人口第二大國印度，雖然沒有“秦始皇”實現大一統、也沒有“毛澤東”實現土改與工業化，但它的發展速度與潛力仍然不容忽視，並且遠超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

    與之相對應的，像人均GDP與收入最高的北歐國家、領土面積位居世界第二的加拿大與第六的澳大利亞，則顯然談不上什麼國際影響力。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雖然人口規模肯定不是這些歷史演變的唯一因素，但人口本身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顯然是毋庸置疑的。

    這也符合今天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國家的發展其實是一個社會再生產的過程，進一步來説則包含物質資料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兩個方面。

    兩者之間，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得以不斷進行的條件——沒有人口的再生產，也就無法維持物質資料的再生產，自然也就不存在社會的再生產。

02 中國多少人口合適

     説明白了人口的屬性與重要性，我們再來思考很多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中國究竟多少人口合適？

     先來解答一個常見的認知誤區：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羣，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並沒有什麼消費能力；我們能不能將人口減少一半、或者乾脆和美國一樣大概四億人？

    對於前者，需要強調的是，李克強總理2020年的講話中，6億人的平均月收入為1000元左右，是對這個人羣總體而言的，這些低收入人羣主要分佈在農村地區，包括了沒有養老金的老人、還在上學的孩子、照顧家庭的婦女等。

    導致這部分人羣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有農村家庭供養比過高，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就業不穩定、不連續，社會保障不完善、不健全等，而這些因素追本溯源，其實都與前文提到的農村對城市的供養與農業對工業的供養有關。

    想想幾十年來維持低位的糧食收購價格、想想每個月一百多元的農民養老金、想想在建築工地流盡了汗水卻最終沒能留在城市的農民工兄弟，這些年高速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謝這種國家層面的供養與調控。

    所以説，大多數低收入人羣目前的相對貧窮，絕不是他們的原罪，其真正的結構性原因，是過去幾十年不均衡發展下的時代產物，是我們的發展成果還沒有惠及更廣大人民的產物，是我們離構建共同富裕的健康社會還有很大差距的產物。

    如果我們能突破更多的高端產業、能建立更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能有更合理的税收與轉移支付制度、能有更密切的區域協同發展機制。

    我想，這些低收入人羣的數量，一定會大大減少。

   至於我國究竟多少人口合適？我認為可以從戰略和戰術/技術兩個維度來思考。

    就宏觀戰略而言，這首先取決於中國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能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必須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恕我直言，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是沒有選擇的，那就是必須也只能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這是由我們的歷史傳統、文化屬性、國家稟賦、地緣政治格局等極為複雜的因素共同作用決定的。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下的主要大國嗎？看看俄羅斯：

    美國會因為蘇聯解體，俄羅斯改變意識形態、放棄爭霸戰略就與之化敵為友嗎？

    美國會因為俄羅斯全面私有化、甚至將經濟政策制定都拱手奉上就不對其進行洗劫嗎？

    美國會因為俄羅斯國內親西方勢力掌權、主動示好就接納其加入北約嗎？

    美國會因為俄羅斯在911後配合其反恐行動就不推進北約東擴嗎？

    美國會因為俄羅斯國力衰弱、已經無力再威脅自己就停止絞殺嗎？

    斷然不會的。

    三百年來，英國也好、美國也罷，孤懸於“世界島”外的盎撒民族，其“離岸平衡”戰略的根本，就是竭力阻止亞歐大陸出現可以有效整合周邊的強大國家，其核心手段則是通過樹立敵人來為自己提供干預大陸事物的藉口與抓手。

    而美國“選擇”的下一個“頭號敵人”是誰？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固然可以苦口婆心的和美國講“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的道理，但對於大爭之世的國際政治現實，卻不能沒有清醒的認知。

    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中國是沒有投降的權利的！

    在美國眼中，我們的稟賦與潛力，就是其世界霸權的天然威脅，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點，不會因為中國實力與態度的變化而改變；

    除非，中國能接受新疆、西藏、台灣、香港都獨立出去，再放棄保衞自己的核武器，也放棄產業升級、永遠安心給美國人生產廉價的生活用品。

    在未來的中美角力中，中國是沒有放棄自己信仰的權利的！

    比較俄羅斯，中國更多了大一統的政治傳統與家國情懷的精神底色，更多了漢唐兩朝威震宇內之遺烈與萬方來奏的詩篇，更多了“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與共產主義的天然契合；

    所以我説，生在中國，就好比生在了古代帝王家——心中必須有江山和社稷、天生就做不了普通人，要做普通人，那就是南唐後主和宋徽宗的悲劇、那就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明白了中國只能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我們再來看中國需要多少人口。

    既然我們的戰略目標是獲得大國競爭的勝利、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那必然需要與之相匹配、足以支撐這一目標實現的人力資源優勢，更具體説，就是相對美國及其主要盟友的人力資源優勢。

    從絕對數量來看：

    美國人口3.29億；

    盎撒民族為主體的其他四個國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合計是1.36億；

    美英加以外的其他四個G7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合計是3.36億；

    不含上述國家的北約其他23國合計是3.12億；

    已經正式提出入約申請的瑞典、芬蘭兩國合計0.15億；

    還有以色列、韓國這兩個和美國關係密切的盟友合計0.72億。

    以上36國人口總計12億！這其中，除巴爾幹半島5國與土耳其外，其餘30個國家的人均GDP全部超過1.5萬美元。

    基於這兩個簡單的數字，我們可以快速得出很多的結論：

    目前人口只有1.44億、人均1萬美元GDP的俄羅斯，其自身實力是不可能與美國及其盟友抗衡的，最多也就是憑藉遼闊的國土、豐富的資源、龐大的核武庫謀求自保。

    對於中國而言，在北約亞太化愈演愈烈、“新冷戰”陰雲密佈的當下，如果我們今天只有六七個億人口，同樣也是幾乎沒有勝算的，對這一點我們應該感到慶幸與後怕。

    此外，短期內決不能出現我們獨自承擔美國戰略壓力的局面，所以對於我們目前唯一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戰略協作夥伴俄羅斯，我們要加強戰略配合、深化經貿與能源合作，避免其被徹底打垮甚至倒向西方；

    還有就是印度加東盟總計超過20億人口的龐大新興市場，其潛力足以維持一個與我們相當體量的工業體系，是作為中國工業品輸出的目的地和增量市場，還是成為美國削弱我國製造業優勢的抓手，關係重大。

    就宏觀而言，考慮到中美角力的長期性，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整體人口素質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中國人口規模應確保與美國及其主要盟友大體相當。

    如果從底線思維出發，維持20%數量優勢、也就是14億左右的人口規模，就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來看，仍是十分必要的，而從此前的經驗來看，也是能夠承載負擔的。

    至於戰術與技術層面，我認為是很難分析出一個所謂準確的“適度人口”的。

    幾十年來，國內的一些學者先後提出過很多版本的“適度人口”，從三億到五億到八億到十億皆有之，但中國發展的實踐證明，這些預測大都是單純將人口視作發展負擔的“人口決定論”翻版。

    還有很多人從提升人均收入、降低內部競爭的角度考慮，認為“人口減少一半、人均財富也能提升一倍”，這其實是忽視了人口數量與結構的辯證關係和侷限於人口分母效應觀念的虛無臆想。

    對於人均財富而言，勞動力與需求創造者的屬性，決定了人口既是分母、也是分子，並且相較分母效應的定量數字，分子效應還要遠比前者長效且宏觀，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就是鮮活的例子。

    究其原因，除了人口規模及年齡性別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還有就是生育狀態對人口趨勢的作用，具有明顯的滯後與極大的慣性特徵。

    生育狀態的改變會影響到幾十甚至上百年後的人口形勢，在這樣的一個長尾效應中，其內外因素的變量非常的複雜，也讓這種擾動呈現出非穩態、非線性的特點。

    由此可見，人口規模與人均財富絕不是簡單的反比例關係，生育限制政策也不可能自如的操縱人口狀態，強行設限的結果，很可能是最終大大偏離最初的設想值。

    還有一點尤其值得一提——縱觀古今中外、無論社會形態，就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時期，國力是隨着人口減少反而得到增強的，這種歷史規律，同樣值得深思。

    此外，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考慮，一片土地的人口承載力，也是隨着諸多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並不存在靜態的、絕對的“適度人口”。

    更進一步説，“適度人口”可能其實只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其測算需要諸多的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給予一個準確的結論。

    我以為，與其執拗於“適度人口”的數值，追求人口的“動態平衡”其實更有價值及意義。

    人口對外需要與各種資源的平衡、與生產力/生產關係的平衡；人口自身，則需要數量與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地域分佈的平衡。

    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構建一個真正健康的人口大國、強國，也才能動態適應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03 問題的癥結

    既然14億人口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承載的、而未來的外部競爭與內部發展也都需要巨量的人力資源作為支撐，那總量顯然就不是當下的核心問題。

    與總量、數量相對應的，是質量；而決定數量與質量平衡的，則是結構。

    沒錯，今天中國人口問題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就是結構失衡——老齡化、少子化已經到了很難解決又不得不解決的地步，要想解決則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模式、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

   分析人口結構問題，就不得不提對今天人口現狀影響最深的、建國後的三波嬰兒潮：

    第一波是建國後的1950-1957年，新中國的建立為人民羣眾帶來了久違的和平與發展，這8年的年均新生兒數量超過了2000萬，再考慮到當時五個多億的總人口基數，無論是出生率和還是增長率都可以説非常之高；

    第二波是1962-1975年，在經歷了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後，我國的整體國民經濟形勢不斷好轉，農業與醫療水平持續提高，這一波最高峯的1963年新生兒數量甚至接近了3000萬，我國總人口也從6.5億增長到了9億；

    第三波是改革開放後的1980-1997年，這時候雖然已經開始執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前兩波嬰兒潮的新增人口先後都步入了婚育年齡，龐大的基數使得年新生兒數量在2000萬以上的高位持續了整整18年。

    其實，在世紀之交，很多學者認為到2010年前後，第三波嬰兒潮人口的代際效應還將產生第四波嬰兒潮，甚至2011年二孩政策討論時，還有人認為如果全面放開，每年的新生兒將達到2500萬之眾，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這些“預測”只是子虛烏有。

    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31年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2021年更是隻有1.15的極低水平，這個數據不僅遠低於國際平均的2.47、也明顯低於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值1.67，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列韓國之前、排倒數第二。

     從以上不難看出：

     第一波嬰兒潮出生的大概1.7億人都已經超過了65歲，第二波嬰兒潮的差不多3億人也將在未來十多年裏迎來集體退休；而第三波嬰兒潮的80、90後，大概4億人，正在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中流砥柱，其中仍然處在適合婚育年齡的人數大概還有兩個億。

    也就是説，未來十年，隨着第一波嬰兒潮人口逐漸步入深度老齡、第二波嬰兒潮人口大面積退休，中國的人口和勞動力結構都將發生快速而深刻的變化，進而也將對社會形態、羣體思潮產生深遠的影響，説的更直觀一點——5個億的老人，這是什麼概念？

     其實到這裏，我們已經很容易得出一些定性的分析了：

     比如，從中長期來看，多年倚仗的房地產經濟的發展模式，未來終究是難以為繼的；

     比如，養老金缺口未來還會持續擴大，對國家財政和個人繳納都將帶來很大的壓力；

     再比如，與嬰幼兒強相關的母嬰、托育、教培、遊樂等行業將陷入殘酷的存量競爭。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聚焦在人口問題本身，以上這些暫且按下不表。

    如果維持1.15的總和生育率，按照平均壽命80歲、平均育齡30歲、全員65歲退休、性別比100的寬鬆模型來計算，我們還能得出一些定量的數據指標：

    到2040年，中國新增人口大約只有870萬人，而屆時老去的死亡人口則在2500萬上下，大概6年就要減少一億人口；

    到2040年，中國人口的平均年齡將達到46歲，人口的中位數年齡將達到49.1歲；

    到2040年，全社會的老年撫養比將從現在的20%左右上升到約45%，翻了一倍還多；疊加兒童的總撫養比更是將達到65%上下。

    也就是説，到2040年，我國人口將呈現出既不健康、也不穩定的倒金字塔型年齡結構，發展動能與抗風險能力都將急劇減弱，如果那時再出現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傳染疾病，其引發的人道主義悲劇恐將遠勝於今天，中國人口甚至有崩塌的風險。

    此外，全社會差不多兩個上班族就要養一個老人、三個上班族要養兩個不上班的老人孩子，今天年輕人説的“社會內卷”和中年羣體的“35歲危機”，到時只怕已不足掛齒，從這也能再次看出，“人口下降、生活提高”只是一個虛無的偽命題。

    但這就是全部嗎？還不是。

    在2040-2060年，隨着建國後第三波嬰兒潮出生人口步入老齡，以及育齡人數的進一步減少，中國人口及社會老齡化的各項指標還將以更快的速度，加深、加重。

    所謂惡性循環、積重難返，屆時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及能力都會受制於倒掛帶來的拖累與負擔，而我國人口的結構性問題也將始終得不到改善、人口總量跌跌不休。

    這就像飛機進入了失速尾旋，如果不能及時改出，面臨的就是機毀人亡。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到了極為緊迫的地步，只是由於人口問題天然的宏觀性、滯後性、隱蔽性，很多人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迫在眉睫的危機。

   那中國還有改出“尾旋”、解決人口問題的機會嗎？

    我們保持平均壽命80歲的假設不變，按照剛好能維持世代更替的最穩定人口結構，建立一個每一代、每一年的人口規模大體相當的理想模型。

    如果中國的目標是維持12-14億的人口總量，那每年的出生人口就應該控制在1500-1750萬人的規模。

    按照這個標準比照我國35歲以下的存量人口，我們發現可以將其一分為二：

    處在適合婚育年齡的1987-2000的歷年出生人口全部都超過了這個區間，而還未參加工作的2001-2018的歷年出生人口則全部是處在這個區間的。

    也就是説，如果前一部分人口能達到接近2的總和生育率，而後一部分人口未來能剛好達到2.1左右的總和生育率，那三十年後，中國的0-50歲年齡段就都將保持在1500-1750萬人的規模、而50-65歲則稍高於這一水平。

    這樣只要再實現一次代際更替，到本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就將形成一個穩定的圓柱型人口結構，徹底走出“老齡化”的陰霾與困境。

    當然，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模型，但我們依然能夠得出一些趨勢性的結論：

    解決未來人口問題，中長期看希望就寄託在目前35歲以下的大概6億人；短期的當務之急則是目前20-35歲處在婚育年齡的2.5億人，能夠把總和生育率從1.13提升到大約1.65、也就是將每年的出生人口從現在的千萬出頭提升到1500萬以上。

    從時間上看，我們大概還有10-15年的最後窗口期，並且越往後，隨着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適齡人口婚育的壓力就越大、未來再想糾正過來的週期也會更長。

    説到這裏，就自然觸及到了那個根本性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

    一件事情是否能夠執行，主要取決於做這件事情的意願與能力，反觀生孩子這件事情，年輕人的意願與能力又恰恰都受到很大的負面衝擊。

    生育意願方面：

    幾十年計劃生育的少生宣傳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國人的生育觀念，並帶來了很強的“人口負擔”的思維慣性；

    幾十年的中外交流也讓一些歐美理念對我國傳統的家庭觀念造成了衝擊，尤其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風行；

    幾十年來社會競爭強度的持續提升，讓很多“劫後餘生”的年輕人，產生了不想讓下一代再經歷的心態變化。

    生育能力方面，我們只説幾個數據：

    ①2021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7.8小時，8小時工作制已形同虛設，而作為加班主力軍的年輕人，時長只會進一步超出；

    ②2021年京、滬、津門、渝、穗五座城市的平均單程通勤時間超過40分鐘，最長的北京甚至需要47.6分鐘，每天有一個半小時花在路上。

    ③中國家庭負債率從2008年的18%暴漲到了2021年的62%，考慮到收入與資產分配的不平均性，中低收入家庭的負債率肯定比62%更高；

    ④2021年房價收入比，一線城市均值27.7、二線城市13.5、三四線城市9.7，最高的深圳更是達到了35.3，個人想買房得半輩子不吃不喝。

    ⑤中國育齡人羣的不孕不育率從二十年前的3%大幅上升到去年的15%，累計患者人數超過6000萬，超過1.1億人面臨不孕不育症的困擾。

    ⑥中國家庭户人口從六普時的3.1降低到了七普的2.62，而2021年中國人户分離的人口規模則增長到了5.04億人，比十年前翻了近一倍。

    將上面幾個數據通俗化描述，就是沒時間生活戀愛、沒錢買房結婚、生不出娃或沒人帶娃。

    如果用前面提到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來解釋，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可以看作是自身生命的再生產，而人口的再生產、則是他人生命的再生產；當物質資料與自身生命的再生產難以被滿足時，自然沒有辦法進行人口與他人生命的再生產。

    過去説三十而立、成家立業，但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很多真的沒有這樣的“能力”。

04  我們該怎麼辦

    人口問題的產生有着深刻的經濟基礎原因，那要從根源上解決人口問題，顯然也需要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的深層次調整。

    簡單來説，就是必須堅持走以區域協同發展為基礎的共同富裕之路，這樣才能真正擴大內需、減少社會內卷，進而重新協調人口與經濟的動態平衡關係，實現二者自身、二者之間的健康循環。

    關於共同富裕，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我們暫不展開，放到後續《經濟與國運》一文中再進行深度的解讀，本篇還是聚焦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從執行了幾代人的計劃生育政策到未來可能的鼓勵生育政策，今天中國要破局人口問題，首先需要的是思想觀念的轉變。

   全社會要凝聚這樣的共識——於小家而言，孩子是自己完滿人生與幸福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於大家而言，生育是對國家人力資源做出的重要貢獻。

   鑑於目前的形勢，建議國家層面出台對新生育政策的專項系統性説明，並將計生部門轉型為生育宣傳部門，鼓勵育齡家庭生2-3個孩子。

    其次，是優化國家的發展佈局，在世界日趨動盪、中美博弈加劇、新冠疫情肆虐、收入分配懸殊的當下，超大型、特大型城市愈發表現出它的脆弱性。

    真的不要再把年輕人都往幾個一線城市裏面趕了，無論是金字塔結構還是紡錘體結構，我們都需要一批“強二線”或是“中而美的三四線城市”給到年輕人更多選擇的空間，也夯實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再次是做好對企業的引導與監督，嚴厲打擊996等超額加班現象，這不僅是將年輕人從繁重的工作中拯救出來，更好平衡工作-生活-睡眠三者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996從根本上來説是對就業率的損害，是社會內卷的重要推手——不是因為看不到舞台才站起來、而是因為有人站起來才看不到舞台，這個因果關係千萬要弄清楚。

    此外，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無論是學生時代的題海戰術，還是參加工作後的熬夜加班，都是效率最為低下的；不僅當時效率低，第二天效率還低，三十歲後接下來一週效率都低。

    最後是與鼓勵生育相適應的新的配套政策法規，要加緊出台、落實。

    一是對婦女孕產假與工作權利的保護，可以出台禁止企業在一定年限內單方面解僱新生育母親的政策、解除女性的後顧之憂；同時按孕產婦女人數給予所在企業一定的税收優惠或財政補貼，緩解企業用人的性別歧視現象。

    二是加強對孕產婦女福利性質的醫療與營養保障，比如對公立醫院產檢進行財政補貼、提供優惠價格的孕期營養品的專屬購買渠道等，由此降低孕產家庭的整體生育成本、並減少因身體因素導致的流產、早產狀況的發生。

    三是在公平原則下制定有針對性的生育補貼政策，在全國一盤棋的基礎上，對於第一胎年輕夫妻、經濟困難家庭要加大補貼力度，此外還可以適當引入落户、購房、抵税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加大對育齡家庭的引導與鼓勵。

   總的來説，這些措施要把握三個基本原則：

    考慮到形勢的嚴峻性，還有思想觀念的轉變也不會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過程，此外實際執行與理想狀態之間很可能存在着落差，所以我們採取的手段，在把握度的情況下，必須矯枉過正——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再者生育問題與醫療、教育等密切相關，這些涉及民生又具有公益性質的事業，不能一味推給市場、推給社會；既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就要切實承擔起兜底的責任、提供人民滿意的高質量服務的責任。

    還有就是要尊重人民羣眾的意願，我們現在鼓勵大家生孩子、生2-3個孩子，但這不是強制的，對於各種原因不想生、不能生的育齡夫妻，要給予他們理解與尊重，不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輿論困擾，再出現過去的一些悲劇。

   最後要特別補充澄清一個誤區，那就是國外、或者説發達國家經驗，對中國並不適用。

    這句話有兩層含義：

    一是認知層面，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出生率隨經濟發展下降的現象並不是天然合理的，兩者之間也不存在緊耦合的關係；

    二是行為層面，西方國家為應對人口問題所採取的大規模移民引入政策，於中國而言，是一條萬萬不可走的邪路、死路。

    對於第一點，作為擁有家國情懷精神底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有着自己獨特的文化和體制優勢的，這個優勢，就是集體主義。

    從組織上來説，集體的力量比個人更大；從經濟上來説，集體的統籌發展其整體效益更高；從政治上來説，集體主義的本質、是一種戰略遠見。

    面對今天現實的生活壓力、個人肯定是相對弱小的，只有處在社會共同體的庇護下，組建並負擔一個家庭、生育並培養一代子女，才不會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而在歷史上，我國也確實有一系列較為成功的經驗，可以為今天所借鑑——無論是企業辦社會、還是農村合作社，都較好的為集體下的個人提供了體系化的福利與保障。

4月21日，美國籍沙迪德·阿布杜梅亭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對於第二點，則完全忽視了歐美移民政策嚴重的副作用以及中外之間本質的國情差別。

    就前者言，今天逐漸南美化的美國、中東化的德國、北非化的法國，在短期內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社會動盪與安全問題，而長期看，這些國家都面臨着內部廣泛的社會撕裂與國家穩定被根本動搖的風險。

    即使是今天執行嚴格綠卡制度的中國，曾經廣州黑人的隱憂，與“洋垃圾”在當下的卑劣行為，也是一次次挑動着國人的神經，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民族融合，也都伴隨着長時間的戰爭與融合的陣痛。

   至於後者，就以中美為例：

    一個擁有大一統政治傳統與家國情懷的精神底色，一個天生就是移民國家、殖民國家；一個是安土重遷、重視傳承的農耕文明的代表，一個是崇尚冒險、向外拓展的海洋文明的代表；一個靠文明與信仰支撐，一個靠價值與利益維繫；一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

    兩個歷史傳承、政治體制、文化傳統、民族構成、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的國家，強行將後者的經驗套用在前者身上，是肯定要出問題的。

    還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不僅大規模的移民引入不可行，聽起來非常有迷惑性的、針對外國精英的中小規模引入，同樣也只是脱離實際的想當然。

    這個實際，就是世界範圍內精英的絕對數量與相對比例都是很少的，即使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與移民國家，其國內教授、副教授總計也不過約50萬人。

    並且這些精英高度集中在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白人羣體中，人種、文化、信仰、制度的巨大差異，決定了中國對他們的吸引力註定是遠遠小於美國的。

    偏執於讓他們發自內心的認同我們、加入我們，這種想法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也是危險的——中國歷史上最為興盛的漢唐兩代，都在極度的自信中遭受過反噬。

    大漢征伐四方、威加海內，但歸順的少數民族卻在百餘年後上演了“五胡亂華”；盛唐兼容幷蓄、氣象萬千，結果一場“安史之亂”更是讓神州沉淪了五百年。

   總而言之，中國的建設發展終究要靠中國人自己。

    高質量的人才引進可以作為一個有益的補充，但不可以本末倒置，即使引進也應該優先聚焦海外華裔；至於大規模的移民政策，根本就是飲鴆止渴、萬劫難復，此風絕不可助長、此路斷不可開。

    人口問題，並不是西方發達國家過去怎麼樣，我們今天就要怎麼樣；也不是西方發達國家今天怎麼樣，我們明天就會怎麼樣；我們要敢於打破長期受到西方話語體系影響的思維慣性與認知窠臼。

    在學習他們長處的同時、也要注意鑑別規避他們的短處。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我們辯證看待問題、進行長遠規劃的價值與後發優勢；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少走彎路，尤其不犯顛覆性的錯誤。

結語

    文章開頭提到的哈爾濱，其所在的黑龍江省2021年的人均GDP位列全國倒數第二，身後僅剩近年增長迅速的甘肅；

    一面是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強烈願望與現實需要，另一面是東北人口的持續減少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失速加劇。

    殘酷的現實，給人觸動；強烈的反差，引人深思。

​    由一個省，看一個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決不能讓這種現象在全國其他地區蔓延。

    而從長遠來説，作為事關中國未來發展最重大也最根本的制約因素，人口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

    此時此刻，將強未強，唯有拿出對歷史、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與對國家前途命運的使命擔當，下定決心轉變發展方式、排除干擾堅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力爭到2035年左右，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年齡結構、區域分佈、收入分配的失衡問題，也為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奠定堅實基礎並注入新的動能。

    如此，才能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