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那些發動大規模槍擊案的美國人，年齡越來越小_風聞

6月1日，德州烏瓦爾德羅布小學外的悼念活動。 

被指控在紐約布法羅和德州烏瓦爾德實施屠殺的兩名年輕人走的是一條熟悉的道路：他們在滿18歲後就合法購買半自動步槍，發佈意在展示他們的力量和威脅的圖片，然後把這些武器對準無辜的人。

在調查人員和研究人員確定悲劇是如何發生的過程中，被告的年齡成為理解驅動兩名年輕人獲得致命火力，以及導致他們發動大規模槍擊的關鍵因素。

他們處於一個關鍵的年齡段——大約15至25歲——執法官員、研究人員和政策專家認為這是年輕人的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這個時期他們正處在發育變化和社會壓力的陣痛期，這可能使他們訴諸於暴力，在最罕見的情況下則可能發動大規模槍擊事件。

2018年以來，美國發生的9起最致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中，有6起是由21歲及以下的人發起的，這代表了大規模傷亡槍擊事件的轉變，在2000年之前，大規模傷亡槍擊事件大多是由25歲左右、或者三四十歲的男性發起的。

“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中，我們看到兩類人羣，40多歲的人在工作場所開槍，還有一大羣年輕人，具體來説，是18-21歲的年輕人，他們似乎陷入了殺人的社會傳染病中，”犯罪司法教授吉利安·彼得森（Jillian Peterson）説；她參與創建了“暴力項目”（Violence Project），該項目維護着一個關於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全面全國數據庫。

對於為什麼年輕男性更有可能參與大規模槍擊事件，沒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女性在所有犯罪者中只佔很小的比例。）但執法官員和學者們最常提到的許多原因似乎都是基於直覺——網絡欺凌、針對男孩的槍支營銷越來越激進、州槍支法律鬆懈，以及規定18歲購買半自動“長槍”合法的聯邦法規。

槍擊事件發生的背景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不斷惡化，這種危機早在大流行之前，但已被大流行加劇。青少年和年輕人的大部分絕望都是由內在因素引導的，自殘和自殺率飆升。從這個意義上説，大規模槍擊事件的肇事者只代表了年輕人中的極端少數，但他們卻體現了更廣泛和孤獨和絕望的趨勢，以及社交媒體和暴力內容滲透的文化的陰暗面。

除了布法羅和烏瓦爾德，2021年3月，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超市也發生了大規模槍擊事件，警方表示，兇手是一名21歲的男子；2019年8月，一名21歲的槍手在德州埃爾帕索的一家沃爾瑪槍擊西班牙裔購物者，導致23人死亡；2018年5月，德州聖達菲發生校園槍擊案，一名17歲的學生被控殺害八名學生和兩名教師；2018年2月，佛羅里達州帕克蘭的馬喬裏·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有17人被槍殺，兇手是一名19歲的前學生。

在1949年至2017年錄得的30起最致命的大規模槍擊案中，只有兩起涉及21歲以下的槍手：第一起是1999年兩名青少年在科倫拜恩高中屠殺13人，第二起是2012年一名20歲的年輕人在康涅狄格州紐敦的桑迪胡克小學殺死27人。

就在昨天（6月1日），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又發生一起大規模槍擊事件。一名槍手打死四人，打傷數人，然後自殺。警方表示，他們認為槍手的年齡在35歲至40歲之間，他們沒有透露槍手的身份。

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研究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心理學教授弗蘭克·麥克安德魯（Frank T. McAndrew）説，他研究過的幾乎所有年輕殺手的動機都是為了證明自己。

他説：“這些年輕人覺得自己很失敗，他們有一種壓倒性的動力向所有人表明，他們不是底層。在布法羅槍擊案中，是為了給他在網上發掘的種族主義者羣體留下深刻印象。在烏瓦爾德的案例中，是關乎回到那個讓你覺得不受尊重的地方，並做出暴力行為。”

彼得森補充説：“從科倫拜恩中學開始，他們就傾向於互相學習和模仿。這是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社交媒體推波助瀾

在幾乎所有案例中，社交媒體或互動網絡遊戲平台都扮演了一些角色，反映了過去20年無處不在的網絡青年文化。

上週，華盛頓控槍示威者為烏瓦爾德和布法羅的受害者舉行守夜活動。 

上世紀90年代末，在社交媒體時代的黎明，科倫拜恩高中的一名槍手在美國在線（AOL）上創建了一個博客，詳述他的暴力想法。

2014年在加州聖巴巴拉殺害六人的22歲大學生在YouTube上發佈的一段視頻中，用最直接的方式表達了一名槍手的心態：他説，槍給了他一種力量的感覺。

布法羅槍手模仿了三年前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屠殺51人的28歲反穆斯林恐怖分子，在現場直播了他有條不紊地殺害購物者的過程，只因為他們是黑人。

被控在烏瓦爾德殺人的男子利用相對較新的平台Yubo來分享威脅性信息，他似乎在其中透露自己的計劃。

“這是孩子們的一種活動方式，”在線安全公司Bark Technologies的塔蒂尼亞·喬丹（Titania Jordan）説。該公司監測平台上的暴力內容的使用情況。“這是他們在被欺負或被冷落時展示力量的一種方式。這當中總是有社交媒體的成分。”

生物學因素

還有一種是生物學上的。科學家們早就知道，青少年時期和青少年後時期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時期，對大多數青少年男性來説，這一時期的特點往往是好鬥和衝動的行為。相比之下，同齡的女孩更能控制自己的衝動和情緒。

總體而言，男孩和年輕男子在全國所有涉及槍支或其他武器的殺人案中佔了一半，這一比例一直在穩步上升。根據聯邦調查局統一犯罪數據追蹤系統的數據，根據可獲得的最新綜合數據，在2020年的所有殺人事件中，剛好50%是由30歲以下的攻擊者犯下的。

大多數專家定義的死亡人數超過四人的大規模槍擊事件非常罕見；像布法羅和烏瓦爾德這樣規模的槍擊事件，受害者超過10人，就更少見了。根據聯邦政府和學者彙編的統計數據，美國約99%的槍擊事件受害者較少，是犯罪或個人糾紛的結果，動機是毒品活動、幫派衝突、家庭暴力和個人糾紛。

“為什麼十幾歲到二十歲出頭的男性犯罪數量高得不成比例？”坦普爾大學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教授勞倫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問道。斯坦伯格廣泛從事與青少年大腦發育有關的研究。

他説，這一解釋包括對青少年時期神經生物學的日益深入瞭解。斯坦伯格博士説，在青春期，大腦中導致衝動行為和情感敏感性的部分，與大腦中控制衝動行為的其他部分之間出現了“巨大的不匹配”。他補充説，男性通常會有一個更高更快的刺激高峯，而女性在更早的年齡經歷一個更高的調節高峯——因此“在每個年齡，男性都更尋求刺激。”

這種不匹配的峯值往往出現在20歲左右。斯坦伯格博士補充説：“然後，你的調節系統開始跟上這種衝動，你控制思想、情緒和行為的能力會逐漸提高，這一過程會持續到20多歲時持續發展。”

大腦發育的變化伴隨着從男孩到男人的混亂的社會化進程，即使是健康的男孩也會經歷各種動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兒科教授薩拉·約翰遜（Sara Johnson）説，“男性和女性在社會化方面存在着重大差異，這些差異與攻擊性行為、尋求支持的適當方式、如何表達情緒以及是否接受使用槍支有關。”

約翰遜博士説，年輕男性“幾乎普遍”處於“人際關係、生活狀況、生活方式、教育和職業”的過渡階段，而“與此同時，他們在生活中擁有作為成年人的自主權，可能會甚少得到支持或監督”。

在布法羅的Tops超市附近舉行的紀念活動，上個月有10人在這裏喪生。

有了槍，有了發泄渠道

然而，在大規模殺手以外，還有大量年輕人並沒有受到衝動的驅使，將他們區別開來的因素是什麼呢？難道只是純粹的瘋狂嗎？

絕大多數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輕男性，即使是嚴重的男性，從未犯下暴力行為。他們更有可能成為受害者或衝動地傷害自己，而不是煞費苦心地策劃針對他人的暴力。

在最近的屠殺事件發生後，共和黨人抓住了改善學校安全和提升精神健康服務的機會，與民主黨人加強槍支管制的呼籲針鋒相對。

保守派還抵制國會民主黨人將購買半自動步槍的法定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的努力。一位共和黨任命的聯邦法官最近否決了加州提高購槍年齡的嘗試。“如果沒有在我們的革命軍隊中戰鬥和犧牲的年輕人的英雄主義，美國就不會存在，”瑞安·納爾遜（Ryan Nelson）法官代表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二比一的多數派在5月11日發佈的意見中寫道，這是布法羅槍擊案發生的三天前。

由於缺乏政策保障，精神衞生專業人員和地方當局只能發現和阻止潛在的槍手，但成功率參差不齊。

2018年，警方在科倫拜恩槍擊案週年紀念日前夕收到消息後逮捕了兩名13歲和14歲的男孩。這些青少年計劃襲擊烏瓦爾德的一所學校，並搶劫鄰居的房子以獲得武器。烏瓦爾德大屠殺的嫌疑人並沒有參與這一陰謀。

多年來，紐約州大頸的心理治療師吉爾·拉瑟斯（Jill H. Rathus）看到過一些似乎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危險的年輕男性，其中一位的母親擔心自己的兒子會成為一名槍手。他並沒有這麼做。

拉瑟斯博士和其他專家告誡説，自殺行為和殺人行為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她也説，她發現某些情感存在重疊，導致針對自己和他人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多。“有一種極度痛苦絕望的感覺，與此同時，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和其他任何人建立任何有意義的聯繫，”拉瑟斯博士説。“最終他們決定並且有能力使用致命手段，這是核心。”

2006年，諾克斯學院心理學教授麥克安德魯博士和他的兩位同事着手測試槍支對年輕男子行為的影響，監測30名男大學生在得到兒童玩具和實際槍支時的睾丸激素水平，以及攻擊性的跡象。

“槍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他們的行為，”他説。“拿着槍就給了你勇氣。”

《紐約時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