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1927年4月8日於廣州黃埔_風聞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着沒有來。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説，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説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時開槍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得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頌着誰的輓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説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厲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地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説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來了，文學就變幻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麼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倒人類，從野蠻倒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麼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經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説：“我們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他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家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説：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麼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藴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既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仇的文學，然而他的恢復，是靠着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盪，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麪包吃尚且來不及，哪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的文學了。有人説：“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的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了大革命成功後，社會的狀態緩和了，大家的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的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着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輓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的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只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國外，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的看看，多麼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説，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伕，就是下流詩歌；一齣戲裏，有罪犯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角色，只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喜歡，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説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託平民的口吻説的。

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説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説。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得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的小説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詩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説：“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做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廕庇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地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只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得多似的。我的演説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